新唐人電視台主持人李扶搖（右）和媽媽在美國團聚後的合影。（受訪者提供）
就在本月，新唐人電視台將要推出一部第一次採用真人採訪和動漫結合在一起的紀錄片《扶搖直上》。本報有幸在影片公映之前，採訪了影片中的主人公李扶搖，請她談談片中描述的她在中國大陸1999年到2009年之間的那段不同尋常的經歷。
也許扶搖的故事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是非常特別的，但對於千百萬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家的孩子們來說，扶搖的經歷又是非常平常的一個。因為，當一個上億的修煉人的群體遭受中共迫害的時候，得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爸爸或者媽媽的陪伴？又有多少孩子，甚至在父母被抓走的那一刻起就再沒見過他們？
人見人愛的小姑娘
扶搖今年27歲，她繼承了媽媽那白得發亮的皮膚，可以想像她小時候是個多麼乖巧、漂亮的小姑娘。
「我小時候又白又乖，媽媽說我特別愛臭美。」扶搖說。她的媽媽王會娟是天津寧河縣一所重點小學的特級教師，那時候當地官員的孩子都往媽媽的班級里送。
媽媽的同事都非常喜歡扶搖，人人誇她俊俏、有禮貌，有一個女老師給自己孩子做衣服的時候都要同時給小扶搖做一套。
兒時的扶搖是個人見人愛的漂亮小姑娘。（受訪者提供）
爸爸李震軍在縣電視台當播音員，也是當地人人都認識的人物。他們家本是一個幸福快樂的小家庭。但是，在扶搖5歲的時候，家裏的氣氛變得有些不對勁兒。
扶搖的家住在四樓，在上樓的時候爸爸總喜歡和她比賽，她總是那個第一個跑到家門口的人，而她的爸爸每次都慢騰騰、氣喘吁吁地跟上來。爸爸有病了，是乙肝。
有一次媽媽帶爸爸去外地討一幅偏方，回來時卻更加沮喪。「爸爸聽說，人吃了這個方子如果還不好，那就沒治了。」
媽媽在回來的火車上哭了一道，後來她想起了奶奶正在煉的法輪功，第二天就帶着爸爸一起去學法輪功了。從那以後，扶搖發現，她再和爸爸比賽爬樓梯的時候，就不那麼容易贏了，爸爸總是和他同一時間到達家門口。
扶搖的家恢復了往日的笑聲。她家裏的客廳地上多出了很多坐墊，那是父母為法輪功的叔叔阿姨、爺爺奶奶們準備一起坐着讀書、打坐用的。
大人們煉功的時候，扶搖就在旁邊自己玩。她看爸爸盤腿的時候腿翹得老高，疼得他流眼淚也不拿下來，扶搖就知道了，「哦，這就叫『煉功』。」
父母早晨三點多鐘到公園煉功時，她還在睡覺，他們就把她用被子裹着抱到公園裏，放到邊上，他們在旁邊煉功。後來扶搖也不知怎麼也學會煉功的動作了，也站在父母的身邊煉功。
在煉功之餘，父母還教她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標準做人。
「那個時候，『真、善、忍』對我來說就是聽爸爸媽媽的話，做一個比誰都乖的小孩子。小區的奶奶說我最有禮貌，我也願意把自己的玩具給別人玩。」扶搖說。
有一次，家門口有人賣西紅柿，大家都上車去挑。扶搖也上去挑，但是她挑的都是青的和爛的，旁邊的一個人對媽媽說：「你們這孩子怎麼都挑不好的西紅柿，有問題嗎？」
扶搖說：「好的要留給別人啊。」
那個人說：「哎呦，這孩子怎麼這麼好啊！」
扶搖還監督爸爸、媽媽的修煉，如果看到爸爸着急的時候上來脾氣了，她就對爸爸說：「修煉人不要這樣。」
她還經常陪媽媽去學生家做家訪。「我媽媽很忙，經常帶着我去學生家家訪，還免費給那些貧窮的學生補課。我記得我的班主任沒有這樣做過。」
扶搖小時候經常陪媽媽去做家訪。（受訪者提供）
在扶搖小學一年級那年夏日的一天，她還像往常一樣在家裏客廳的地上鋪上了墊子，等着天天光顧的大人們的到來，可是，卻一個人也沒等來。
扶搖沒來由地哭了起來，斷斷續續一直哭到半夜一點。她依稀記得奶奶說了一句話：「這孩子莫非有什麼感覺？」
後半夜的時候，外面響起了敲門聲。大人打開門一看，是一幫警察。警察把爸爸帶走了。扶搖後來懂事以後，才知道那天是個歷史時刻。
正是1999年7月20日，一張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恐怖大網撒向了中國大陸的所有法輪功學員。中共黨魁江澤民發起了一場席捲全國的大迫害，密令以「經濟上截斷，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的手段，試圖在「三個月內剷除法輪功」。
而這個法輪功，就是天天來家裏打坐的那些叔叔阿姨、爺爺奶奶們身體力行的那個做好人的功法。在扶搖父母開始修煉的1998年，一項全國調查顯示，法輪功的祛病健身總有效率高達97.9%。
李扶搖，一個本來天真爛漫、無憂無慮的小姑娘，卻在「七二零」開始之後的漫長十年中，在她成長的最關鍵的年月里，失去了她最親愛的爸爸媽媽的陪伴。
有一天，扶搖看見爸爸帶着手銬出現在電視機的屏幕上，她嚇得抱着姐姐的腿大哭。她想，她的爸爸是那麼好的人，那些當官的原來都認識爸爸，現在怎麼對爸爸那樣？
媽媽也失去了工作，99年年底的時候被關在學校的洗腦班中，一個月不讓回家。扶搖就陪着媽媽住在學校里，整天被關在一間屋子裏不讓出門，有人定時給他們送吃的，她和媽媽兩人在裏面都生了濕疹。
扶搖說，她雖然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但是我就是知道我父母是對的。」
在那些動盪的日子中，父母一會兒被抓進去，一會兒被放出來，過幾天又被抓進去。她聽大人們說，大法和師父受到誹謗了，大法弟子不走出去證實法，誰還能出去證實法？可是上有老、下有小，父母一直在猶豫。
有一天早晨，6歲的扶搖看父母已經起床了，就走到客廳里對他們說：「你們得去北京。」父母互相對看了一眼，沒有說話。
自從99年7·20之後，扶搖的家裏就沒有了往日來學法煉功的叔叔阿姨、爺爺奶奶們了。（受訪者提供）
後來父母真的去北京替法輪功說公道話去了，雙雙被共產黨抓到監獄裏去了，扶搖只能輪流住在親戚們家中。小小年紀就體會到了「寄人籬下」的滋味，那時候她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多多」。
接着，她的小學生生活也發生了變化。
「人們對我的態度變了。有的好心人可憐我，問這問那的，可他們越問我越難受；更多人是不聞不問，見到我就尷尬地笑。」扶搖說，最讓她受到傷害的是同學和老師對她的孤立。
有一次，他們在上體操課，扶搖是女生體操隊的一員，正和同學們站着等老師的指示。可是，她突然看見她的班主任走了進來，跟音樂老師耳語了幾句，扶搖敏感地感覺到似乎是說他們家的事情。然後，音樂老師指着她，讓她一個人坐了下去。扶搖心裏明白，那意味着她不再是體操隊的學生了。
「那件事情是當着全班女生的面發生的，我印象非常深刻。」扶搖說，「那時候媽媽已經在監獄裏了，我住在姑姑家，我回家什麼也沒說。我想，我已經住在別人家了，不能再麻煩別人去替我申冤了。」
後來，扶搖又轉到大爹大媽家住。伯父家裏還有一個親戚，是個女孩子。鄰居們和來訪的客人都喜歡另外那個女孩，不跟她說話，鄰居小孩們也不跟她玩，大家好像都知道他們家的事情似的。
父母過去一直教育她「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但是在親戚家，每當他們叫她「多多」的時候，扶搖就感覺自己是「多餘」的。
「媽媽說我小時候特願意跟人打招呼，後來我就變得不願意和人打招呼了。」扶搖說，「因為我知道，你們現在對我這樣，可能馬上因為我家的事情就遠離我了，我就不想再靠近任何人了。」
扶搖越來越不願意說話，越來越害怕說出自己的想法，因為她自卑，她害怕受傷害，她學會了看人家的臉色。
父母的筆友
每當扶搖回憶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光，她總是說「想起過去，就像一場夢一樣」。這是一場惡夢，對於她是，對於她父母更是。
爸爸1999年底被非法判勞教三年，2002年底又被冤判四年，在監獄裏受盡了奴役；媽媽2000年9月被綁架，被非法判刑7年，在獄中絕食被酷刑折磨，一隻耳朵被打失聰，到現在還帶着助聽器。
這一切扶搖當時一無所知，她獨自過着沒有父母的日子，承受着她小小的年齡不應該承受的一切。扶搖天天想媽媽，最盼望的就是什麼時候能去看媽媽。媽媽也想她，媽媽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因為媽媽離開家的時候，扶搖太小了。
終於有一天，他們允許扶搖去看望媽媽了。在監獄的走廊里，警察告訴扶搖，「你見了媽媽要使勁哭！」扶搖不知道，那時候警察們正在強迫媽媽「轉化」，企圖用她來做工具，讓媽媽上當。
在幾個月里第一次見到媽媽的時候，扶搖一下子撲到媽媽的懷中，感受着媽媽久違了的溫暖的懷抱，她看着媽媽的臉，撫摸着媽媽的頭髮，感覺媽媽瘦了很多。
「你是願意我轉化、回家陪你，還是堅持信仰、不昧良心說話？」媽媽的聲音在扶搖的耳邊響起，「我說真話，他們就關我。」
媽媽說着說着就哭了，扶搖抬起頭，用手輕輕擦去媽媽臉上的淚水，她多希望媽媽今天就和她一起走出監獄，和往常一樣陪她去學校、陪她出去玩啊。但是，她雖然小，但也知道，背叛信仰是不對的。她對媽媽說：「媽媽，堅定正念。」
媽媽一下子把她緊緊摟在懷裏，淚水滴答滴答落在她的頭髮上。媽媽把她的身子扳過去，開始給她梳頭扎辮子。
那天離開媽媽後，扶搖不捨得散開頭髮，也不捨得洗頭，因為那是媽媽給她扎的辮子。
扶搖和媽媽。（受訪者提供）
在父母被中共非法關押在監獄的七年時間裏，扶搖每個月給他們寫一封信，一共寫了100多封信。她說，她和父母成為了「筆友」。
扶搖把她在學校遇到的苦惱和挫折寫給媽媽聽，媽媽就讓她勇於面對挑戰，說「這是你生命的責任」，讓她樂觀地接受生活，不管身處什麼樣的環境。
扶搖記得媽媽在一封回信中給她講了蓮花的故事。媽媽告訴她，「那荷花在把這些種子撒在這些淤泥里的時候，有的種子他會受不了淤泥，他會說這太髒太臭了我受不了，就是我呆不下去，他可能慢慢地就被淘汰掉了；有一些種子就一直在抱怨說，哎呀這淤泥太髒太臭了，我們受不了。但是他還在堅持，但是他一直在抱怨，他可能就錯過了那個開花的時期；但是有的種子呢，他就能很友好地對待這些淤泥。哪怕這些淤泥嘲笑他們，說他們生活的處境不好，但他還是可以樂觀地去接受。那這些種子他就會很樂觀，最後這些種子衝破淤泥開出了聖潔的荷花，為了感謝淤泥的幫助，他們把自己的根——白藕留給了淤泥。」
讀着媽媽的信，扶搖就感到媽媽就在她的身邊。
「我和我身邊的其他孩子沒有共鳴，他們體會不到我的心理，我只有和父母之間有共鳴，那些信讓我成長起來。」
在監獄裏，媽媽的獄友們把她的信當作雜誌傳看。可惜，扶搖寫給父母的信都沒有帶出來，她手裏面留下的都是父母給她的回信。
「我那時候認識到，人年少的時候會有一些逆境，像古人一樣的劫難，但是要堅持原則。」扶搖說。「我看到媽媽在寄回來的信封上寫到：『感謝郵遞員叔叔』。我就想，她都那麼苦了，她還在考慮別人，我又有什麼不能堅持的呢？」
扶搖就是在這些生活的細微處看到媽媽對她的教養。
2009年8月31日，媽媽冤獄結束的那一天，扶搖去監獄接媽媽回家。她看見從監獄裏走出來的媽媽白得好像放着亮光，就像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聖潔的蓮花。
有那麼一會兒，扶搖看到媽媽似乎站在那裏不動。她就喊：「媽媽，出來啊！」
這時一個女警察走了過來，對媽媽說：「我以前對你做的那些事你不要記在心上，我也是沒有辦法。」
媽媽說：「沒事，出去了大家就是一家人，歡迎到我們家鄉來。」
那個警察就抱着媽媽，哭了。
在和媽媽重新團聚不久後的一天，天還微微陰着，扶搖看着身邊的母親，心中忽然湧起一個決心。她對媽媽說：「媽媽，我要修煉了。」
如果說扶搖以前不知道什麼是修煉，只知道做一個父母眼裏的好孩子、乖孩子的話，那麼那一天，她忽然感覺自己長大了。
「雖然從宏觀上講，我在父母被迫害的時候自己也是在修煉的，」扶搖說。「但是那天我認識到，我不再是一個小孩子了，不再需要他們催着我修煉了，我要主動修煉了。」
扶搖要做一個媽媽那樣的人，一個按照『真、善、忍』標準要求自己的真正的好人。
後記：經過了十年的骨肉分離，扶搖一家人終於在2009年團聚；2014年，扶搖去澳洲留學，半年後又來到美國和剛剛抵美的父母會合。目前，扶搖「女承父業」在新唐人電視台做主播；她的爸爸也操起了老本行，在新唐人電視台做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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