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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整人對待鄧小平與劉少奇不同 鄧的檢討一寫就是四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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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

1975年10月,清華大學校園內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事情是這樣的:同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鈞、柳一安和黨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呂方正聯名寫信狀告遲群、謝靜宜,說遲群未當上教育部部長,牢騷滿腹,情緒低落,燒被褥,摔杯子,平時工作作風專橫跋扈,等等。劉冰等人給毛主席的信通過鄧小平轉到毛手中,同時抄送北京市委負責人,並口頭將信的內容向市委科教口負責人作了匯報,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調查處理遲群、謝靜宜的問題。

劉冰等人之所以聯名寫信狀告遲、謝,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此前一段時間,毛澤東在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批「經驗主義」問題上作了批示後,又在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的做法,並反覆告誡「不要搞四人幫」。

根據毛澤東一系列指示,鄧小平在5月27日至6月3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進行了批評。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先後發言,就江青說「同周恩來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和反經驗主義等問題,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進行了批評。江青等人說開這個會是突然襲擊,是圍攻。鄧、葉、李三人反駁了這個說法。在這個會上,王洪文檢討了幾句,江青未認錯。後在1975年6月28日才作了書面檢討。

劉冰等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寫的信。可是,這次,毛澤東沒有支持劉冰等人,相反,完全站在遲、謝一邊。他在信上作了用詞嚴厲的批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的鬥爭反映。」這樣便給清華園內的這場鬥爭定了性且綱上得很高。

遲、謝根據這一「尚方寶劍」召開黨委擴大會,批判劉冰等人。起先,劉冰等人態度強硬,不認為反映情況有什麼不妥。後來,據劉冰回憶:11月15日,當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聽到毛主席對清華的上述批示,「真如晴天霹靂!……滿腦子都是主席的批示。」清華校園內對劉冰等人的批判會,規模越開越大,最後竟召開萬人大會。「梁效」成員有時也允許去聽會,我就去聽過幾次。當時,不僅要批劉冰等四人,而且也要批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周榮鑫。據說清華大學人事處負責人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上告周榮鑫任人唯親,搞宗派,想把遲群在政治上搞臭,組織上搞倒,把他從教育部門領導班子中趕走。毛澤東支持了這封信。反擊「右傾翻案風」便由此掀起。

毛主席發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矛頭直指鄧小平。過去,我對鄧小平懷有好感。後來,我隨毛對鄧的態度而起伏。

文革初,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和鄧小平。不久,毛澤東在一次會上說:「鄧小平耳朵聾,開會時他坐得離我遠遠的。」當時,我曾與朋友議論過此話的含義,他認為,這是毛主席嫌鄧小平不聽他的話。毛澤東還批評鄧將中央書記處搞成了獨立王國。北大聶元梓等人隨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列舉了他很多「罪狀」。鄧小平與劉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澤東在處理劉、鄧二人問題時態度不同,方法也有所區別,對鄧小平仍採取「保護政策」,並非置鄧於死地。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江青等人主張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毛澤東沒有同意。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的,「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

1972年,北大工宣隊向北大黨員傳達過一份中央文件,該文件由兩部分組成:一,鄧小平的長篇檢討摘要;二,毛澤東對鄧小平檢討的批示。先傳達了毛澤東1972年8月14日的批示:「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鄧小平的檢討很長,據說約有四萬字,因此,只摘要向我們作了傳達。

1973年鄧小平獲得「解放」。毛澤東一步步迅速地安排鄧當了黨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那時,又傳達下來毛對鄧的兩句評價:「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據此,鄧小平便進而成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黨中央副主席、總參謀長。此時,其地位已高於文革之前。周總理病重之後,便由鄧小平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

復職後的鄧小平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即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安定團結和一定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進行全面整頓。他就此發表了多次講話。當時,鄧的講話未向「梁效」成員傳達。不過,我們從小道也聽到一些。我個人覺得鄧小平實際上是想恢復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一套。

毛澤東曾表示,他一生中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建立新中國;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誰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他是絕不會允許的。因為毛澤東視文革為反修防修的戰略決策。據說他希望鄧召開政治局會議,搞個關於文革的決議,遭到鄧小平有禮貌的拒絕。鄧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此後,毛對鄧的態度大變,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

這場鬥爭相當激烈、尖銳。1975年11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了有130多名黨、政、軍機關老同志參加的「打招呼」會。此會文件,向「梁效」成員作了傳達。該文件稱:「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做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這場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發展。」

此時,《紅旗》雜誌又向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約稿,要求寫一篇文章,批判教育戰線上的「右傾翻案風」。這篇文章的寫作任務交給了鍾哲民小組。為寫好此文,調去了我們組的何芳川。他們以周榮鑫的言論為靶子,對教育界的「奇談怪論」逐一進行批判。該文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為題,發表在1975年第12期《紅旗》上,隨後全國各報刊紛紛轉載。

這篇文章發出一個信號:一場新的路線鬥爭又要開始,其目標則是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的鄧小平。後來,我們聽到了毛澤東關於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一系列指示。毛遠新將毛澤東在1975年10月至1976月1月多次談話整理出來,冠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標題,逐級傳達下來。

1976年2月25日,在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上,華國鋒說:「毛主席說,錯了的,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鄧小平同志負責。他要求大家「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

我們將上述指示視為毛澤東的最新思想和黨中央的最新精神,認真學習,反覆領會,並努力貫徹。大批判組寫完《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這篇作為「信號彈」的文章之後,接着由我們小組承擔起另一篇文章——《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的寫作任務。

這篇文章也是《紅旗》雜誌的特約稿件。姚文元向遲群、謝靜宜打招呼,要我們再寫一篇回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遲、謝交給我們一些背景材料:一,中國科學院造反派頭頭整理的有關胡耀邦、李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論。二,胡耀邦自己寫的《科學工作匯報提綱》。「梁效」將胡的這份提綱與《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匯編成冊,稱之為「三株大毒草」,供人們批判。這一小冊上報中央後,得到了華國鋒等政治局委員的贊同。

《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是「梁效」發出的又一顆重型炮彈。此文由我、何芳川和陳先達起草。其特點是:首次將「右傾翻案風」這一提法公諸於世。我們在動筆之前,還聽了胡耀邦一次講話錄音。那是他向中國科學院共青團員們作的一個報告,他鼓勵青年團員發奮學習科學知識,向科學進軍,作一名新長征的戰士,為國家早日現代化而奮鬥。胡耀邦的這篇演說富於激情,很有鼓動性。

《回擊科技界右傾翻案風》一文矛頭直指胡耀邦、李昌,進而逼向鄧小平。我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人民日報》社論精神和從清華大辯論中得到的一些材料,將「右傾翻案風」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了全面的概括:「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要警惕出修正主義。從教育界的種種奇談怪論,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義觀點,異曲同工,如出一轍,耐人尋味,發人深省,它說明存在着一條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路線。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以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復辟倒退,搞反攻倒算為主要內容和主要特徵,它的理論基礎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它的手段是折衷主義。從政治上、思想上回擊這股右傾翻案風,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是擺在我們面前一項嚴重的戰鬥任務。」該文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不少人寫文章時都加以引用。

為了批所謂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特地查閱1957年周恩來總理在人代會上的報告,因為其中有駁斥右派「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內容。

此文在發表前,我們還找北大化學系、物理系一些骨幹座談,聽取他們對文章的意見。在那種大氣候下,他們當然不會提出什麼相左的意見。

我清楚地記得,這篇文章是在1976年春節播放的,大年初一清早,我打開收音機,聽到正在播放《回擊科技界右傾翻案風》一文。當時,我很興奮,自以為領會、掌握了毛澤東思想。事後看來,此文顛倒是非,擾亂人心。

1976年6月份,《紅旗》又來約稿,要我們寫一篇《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的文章。為了寫這篇文章,我與何芳川、陳先達三人查了很多鄧小平的言論,查來查去,感到鄧小平與林彪不大一樣,他沒有什麼尊孔的言論。只找到一句「要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那麼,文章怎樣寫呢?我們三人與《紅旗》雜誌的編輯一起討論,決定把鄧小平與孔孟從本質上聯繫起來。何謂從本質上聯繫?就是說,孔老二要復辟,要恢復周禮,鄧小平要恢復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復辟資本主義,從搞復辟這一點來說,他們的本質是相同的。於是,我們便牽強附會地寫出了這一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的文章,生拉硬扯,將鄧小平與孔孟之道連在一起。這篇文章發表在1976年第9期《紅旗》上。

在批鄧過程中,「梁效」曾將鄧小平幾年來的講話編出一份《鄧小平言論》,供批判用。其中收進了鄧小平授意,胡喬木、鄧力群撰寫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胡喬木和鄧力群曾把交待材料報送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華又將它轉給了「梁效」。

鄧小平在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約於1976年2、3月間承認自己犯了路線錯誤。這是李家寬向「梁效」成員傳達的。

「天安門事件」後,中央公開點了鄧小平的名,罷了他的官。我們的文章想說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但是,後來聽說事發那天,鄧小平既沒去天安門,也沒有在幕後指揮,而是到前門飯店理了發。因此,我們只好說他實質上是後台。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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