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因受老同事的力竭引薦，我得到一個進入體制的機會，開始在BJ市國資委下屬的一家市級國企工作。這樣的機會，對於我這樣在皇城根下，毫無盤根背景的北漂而言，實在是猶如被天上掉下的餡餅砸中一般，可遇而不可期。
大學畢業之後，在北京隻身闖蕩的我，一直都在體制外的民企打拼，十年下來，雖換過幾家公司，但也都是靠着自身本事餬口度日，日積月累拼攢淺歷。回想當年的我，可以為一次競標提案連續熬夜加班兩天兩夜，也可以因為籌備一次公關活動，無休連軸的工作兩個月，還會為了多拿一千塊的獎金，逼着自己在一天內趕出一個市場調研報告，可謂飽受多年社會主義資本家的榨取摧殘，以至於在得到進入體制機會的一刻，我是沒有太多猶豫的。而且老同事當時也一再勸說，表示既過而立之年，就不能太忽視身心疲勞，也不能太冷落家室人情，國企體制的編制崗位機會很少，「穩定」比什麼都重要，於是最後就趁水推舟，半順半從的進入體制了。
當初入職的過程，既沒有經歷繁瑣複雜的招聘考核，也沒有被公司黨組織做背景約談，簡單的談好薪酬之後就簽約開始上班，而這都是因為有熟人關係作背書，才會一路大開綠燈，這是我第一次對「關係」二字，在體制內的重要性產生了切身具象的感受。與人事負責人談薪酬崗位之時，被告知國企都有比較「嚴格」的薪酬架構體系，最好不要剛入職就獅子大開口，那樣會降低領導層的印象分，以後每年都會有漲薪升職的機會，不用過於着急一時。當時並沒多想，覺得憑藉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經驗，短期內升職加薪不是問題，不過可惜後來才漸漸明白，在這類接近政府體制中樞的國企中，若想要「往上爬」——體制內升職漲薪的俗語——要是沒有絕對過硬的裙帶背景關係，是根本連想都不用想的，所以關於升職漲薪的初念，事到如今也俱已成灰了。
利益之上的坐地為牢
剛進入體制之時，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鮮的，而身為體制白丁的我，只能靠着以往的一些傳聞，慢慢摸索體會體制內的生存之道。熟悉中國國企體制的人應該會有了解，一些頗具規模的國企，都是大而全的企業結構特徵——除了正常的工作業務運作部門外，還涵蓋若干為員工提供基礎生活服務的內勤保障部門，儼如一個自給自足的小社會。我所工作的這家國企，因背靠市級國資委的資源體系，自然也便是如此。
公司里的日常幾乎涵蓋了員工的衣食住行，比如每年的夏冬兩季，每個員工都能領到若干套款式一模一樣的工服，年年循環往復，以至於在公司的更衣室內，總有一個角落是堆滿了沒有主人的工服。另外，公司會為員工提供免費的衣物乾洗服務，每個周五，外包的服務公司都會定時到公司收送需要清洗的衣物。
公司里有四個餐廳，其中一個可以容納一千多人同時就餐，每天三餐都會以四葷六素八主食的標準提供餐食，員工們可以在掛着節約糧食標語橫幅的餐廳內免費放開腰帶隨便吃，吃剩的食物會有專門的服務人員傾倒處理。四個餐廳中有一個是專為高層領導準備的，普通員工一般沒有機會入內，據曾經去過的其他同事談起，裏面的裝修和餐具都堪稱奢華，還特別設有一隊身高不低於一米六五，頗具姿色的女服務員小組。
公司里很多五十歲以上的老員工，都在早年間分得了位於北京三環邊上的福利房，上世紀國企住房福利制度取消後，公司也會變相為員工謀取各類福利房的便利，包括企業內部集資房、定向政策保障房、商品房購買補貼、企業員工宿舍等等，員工以低於正常市場價的標準就能租買到這些福利公寓房，當然其中並不是每個人都一視同仁，關係越硬的員工，最後得到的房子也會越好。
公司副總級領導都會配車，多數是國產品牌，不乏也會有奔馳、現代品牌（主要受惠於首都的在地工廠）。公司與一些地緣汽車品牌也有特別協議，普通員工購買市面上這些品牌的汽車，也會有特殊優惠（最低能到六五折），另外每月還有數額不等的車輛資費補助。此外公司還提供通勤班車，員工平日上下班都能免費乘坐。除去這些最基本的日常保障之外，公司還有單獨的康體中心、超市、咖啡吧、物流中心、診所、運動場館等等，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節假日慰問禮品一類的福利，自然也都不在話下。對於這些九牛一毛之毛尖的福利保障，公司內的基層員工都只管坐享其便，很多人不會深究追問為何可以擁有如此多的特權，稍諳其中潛匿規則的人也都認為這些都是利己利他的好事——普通員工可以源源不斷的享受各種福利，而那些背景關係叵測的保障部門領導，則可以利用職務之便，搭橋牽線各類外部資源，撈取數額可觀的灰色收入。這樣的局面一直都在長久維持，即使經過了最近幾年的紀檢嚴查，也只不過是將一些原本屬於領導個人決策的慰問福利行為，制度化後轉變為福利體系內的常態行為而已。可見在體制的羽翼之下，灰色的利益尋租空間一直都存在。
嚴格來講，這些國企內部的日常，都是數十年前集體計劃經濟時代的歷史遺續，很多人的固有思維都認為象徵着階層優勢的國企，就應該維持這樣的常態，也正因為被視為是一種常態，才會維持着數年如一日的僵化與頑固，也才使得建基於集體意識思維基礎之上的體制可以長久穩固。而正是這樣一種在整個社會內形成廣泛共識的認知印象，使處在體制內的人都逐漸陷入一種共同的麻痹狀態，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相差無幾的生活工作標準，所以思想的休眠懶惰與肉體的安於現狀，就成為了稀鬆平常，併吞噬着人們的心智。這是一種通過在人群中製造共同環境之後的人群控制模式，對於這種現象，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艾德佳·沙因（Edgar H. Schein）在其所著《現代社會中的洗腦與極權主義》（Brainwashing and Totalitarianization in Modern Society，1959）一書中曾做過直截了當的透析——為了達成對個體的「洗腦」，就必須將其放置於一個穩定的「同伴群體」（peer group）中，用周圍他者一致的標準，形成某種壓力來影響個體。這類「同伴群體」包括了同一意識形態組織、同一工作單位等等。而整個「洗腦」的過程，就必須有賴於這類人際組織關係向每個個體傳遞一種不能異於他者的心理印象，並促使個體產生不顧一切要與他人保持一致的強烈願望，最終形成一種理所應當的，固化於整個體制的人群思想觀念。
身意分離的怪誕日常
其實在我進入體制之前，或多或少都聽說過關於體制內個人受意識形態鉗制的各種傳聞，最典型的便是每個人都必須要管好自己的嘴，在公開場合該說的話可以說，不該說的話一個字都絕不能提，這應該算是最基本的「政治覺悟」。我工作的單位分三級管控，分別是公司本部、總部集團、市級國資委，每一層級都設有獨立的黨委組織部門，事關政治思想作風、意識形態建設、組織紀律風控的工作，都由這個條線的部門負責縱向管理，具體工作包括黨建、紀檢、思想審查等等。這些工作的開展有賴於枱面上的各種黨紀管理制度，同時也會兼賴於私底下的個人舉報監督。平常在公司之時，所有員工會對各自的言行保持着一份警惕，也都會儘量避開某些無法明示的紅線。前年的六月初，我因為個人原因需要向公司請假，但剛好遇上了六四這個敏感的日期，於是一個簡單的請假審批，便引發了若干領導的懷疑性解讀，以致紀律部門還與我進行單獨確認了解，最後方才同意批假。經過那次事件之後，我開始意識到在體制內的意識形態監控，其實是貼近每一個人的，上至高層領導，下至普通員工。
公司的中層以上領導，無論是否是黨員，都要求每月必須定期參加黨部擴大會議，也都要求必須完成「學習強國」app中的學習內容。普通員工平日交流聊天之時，對於一些社會中引發輿論關注的話題，偶爾會說起不滿的看法，但每次只要出現批評體制的話語，所有人都會下意識觸電般的停止話題，轉而討論別的內容。誰都不願意因為沒管好自己的嘴，而被身後盯着的某些耳目當成舉報材料，最終被紀檢部門記上一筆。
體制中所有的意識形態操控脈絡，都是自上而下的，無論是在政府部門、事業單位或是國企單位，都是一樣的。每次中央開完政治局會議、國務院會議之後，公司會立刻組織各式各樣的所謂「總書記指示」、「中央指示」、「會議精神指示」向下逐層傳達。這個時候公司內最忙的人，可能就是各個領導的助理秘書和黨組部門的同事，他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出中央會議所倡導號召的各式材料文件。秘書們忙着為領導準備傳遞中央精神的會議發言稿，黨組部門忙着為每一層級的員工編制不同的中央精神學習材料。但其實誰都明白這些事情就是一出出自娛自樂的荒誕戲碼，大家只管做好形式主義的例行工作便好，並不需要關心所謂的「中央精神」是否會真正發揮作用。所以在體制內的很多時候，無處不在的意識形態監督與蔚然成風的形式主義是長期並存的，每個人都必須學會在二者微妙的縫隙間處事做人，這是一個所有人都被體制悄然塑造成同一類型的人的過程，大家需要保持着一種將這荒誕劇目表演到極致的平和耐心。但與此同時，每個人的角色又都不盡相同，所以人人都不止有一副面具，也都不止有一本台詞，並且在很多時候，大家也都不再區分戲裏還是戲外。
在這樣的舞台上，令我印象最為深刻之處，便是所有人都保持着一套奇特的語言表達習慣。其中比較常見的一個特徵，是在某些正式的工作場合，許多人為了維持同事間看似融洽的台面關係，是無法通過正常言說，來表達各自的清晰想法的。很多人在交流表達之時，內心深處本想發表批判意見，但經過大腦思索邏輯之後，就變成了和稀泥的想法，等最終說出來的時候，卻完全變成了真切肯定的褒獎。這種條件反射般的表達習慣，常常導致真實觀點和實際表達相差甚遠，有的人以為這是謙虛慎言，但我更相信這只是一種早已變味的虛以委蛇。
另外一個常見的語言特徵，是因為體制內意識形態語言的習慣性濫用，造成了很多公開發言場合之下，所有人都會遵循一種脫離自我意識之後，不斷重複「權威觀點」，空洞無物的口號式腔調特徵。這種冗長枯燥的表達習慣，令人如同嚼蠟昏昏欲睡，其中的詞彙邏輯既匱乏、又絕斷、且混亂，很多時候都是通篇的車軲轆話原地打轉，其中的語言邏輯體系好像被重新改造設計，很多語彙都變得極為模糊，一些表達特定含義的常態語境與修辭組合，或被拋棄，或被濫用。在缺少事實論據的前提下，隨意使用「最高最快最強」、「不退不讓」、「深入貫徹」、「大力發展」這類誇張且不妥協的斷言式詞彙，好像只有這樣才能為發言增加足夠的分量感與安全感。這是一種對正常中文語言系統的破壞，令我不得不聯想到《1984》中大洋國老大哥創造的新語，壓縮了語言表達的空間和思想常識的範圍，最終對每個人的思維進行閹割，並使其屈從於權力的奴役。
公司行政部門每月都會為高層領導訂閱一些黨內機關期刊，比如《前線》、《紅旗》等等。在此之前我是從未接觸過這類馬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刊物的，所以第一次翻閱之時是滿懷獵奇心理的。不可否認的說，雖然我對其中那些馬列主義政治觀念色彩的空泛言說尤為不齒，但必須承認的是，那些由各類黨校、高校的意識形態學者編撰的文字，確實暗藏着一套兼具洗腦與煽動效應的論述邏輯。只是這些印製得光鮮亮麗的意識形態期刊，對於很多公司領導而言，都只淪為了平日用來裝點辦公桌，表明其並未忘卻黨之初心的案頭擺件而已。
公司的普通員工在工作以外閒暇之餘，時不時也會調侃一些公司領導隱晦無稽的花邊糗事。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差不多每個高層領導都有一兩個可以供大家茶餘飯後消遣的段子，無外乎都是些蠅營狗苟男奸女色的非灰即黃小故事，其中很多都是公司內部半公開的秘密。我曾經無厘頭的想過，這些難以啟齒的小故事，應該就是公司領導間用來相互拿捏、沆瀣一氣的骯髒籌碼吧。記得兩年前曾有一位其他國企的高管，因陷於公司內的權力爭鬥，他與一名年輕女下屬的媾和之事，就被其他高管捅給媒體曝光，隨之而來的便是從市級紀委到公司內部紀律部門的一系列審查，為了挽回體制內的名分與階位，事件中的兩位主角兒最後以一種荒誕不經的方式，為整出鬧劇做了了結——分別與各自的原配丈夫妻子離婚，然後二人再一起領取結婚證，以此證明二人是自由戀愛，於公於私、於德於法，便都可順理成章的解釋了。
外強中乾的國本命脈
自從習一尊提出做大做強做優國企的號召後，國進民退的演化脈絡，便成為了近年中國經濟結構既定不爭的事實。在這樣的宏觀經濟背景之下，社會中大量的有效資源，都成了為國企低效冗餘運作的鋪路石。熟悉中國經濟近況的人應該了解，地產行業近年來一直都是中國經濟病態高速發展的支柱代表，前幾年以碧桂園、華夏幸福為典型的民企地產大鱷，曾開短暫開啟過地產開發的高周轉模式，快速且規模化的拿地開發，造就了巨量的銷售賬面數據，以此來支撐企業在金融市場中的市值高位。而這一切的基礎，都是建立在高成本融資代價基礎之上的（據個人了解2017年中國民企地產公司最低的融資利率是18%，後續逐年升高）。
與之相對應的是，同期的國企地產開發商，卻可幾乎以零利率的優勢，長期從國有銀行獲取巨額的開發資金。所以僅以地產行業為代表，對比民企與國企的融資條件，便可看出二者在營商環境中的雲泥之別，而正是在這樣的因果路徑之下，目前頻繁而發的民企地產企業債爆雷潮，也才會如此洶湧不停。
在提及這個話題之餘，或許還應該了解到，由於金融政策管制、投資渠道有限等一系列體制性原因，中國普通居民的很大一部分遊資閒錢，都是被國有銀行以低利率、高儲蓄的「割韭菜」模式所吸納的，而這其中的大部分資金儲蓄，最終又轉化為為低效冗餘的國企長期輸血的養分。
由於體制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模式，所以體制內的國企自然便形成一種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工作脈絡，在這樣的內部風氣之下，每個人的工作能力並不重要，是否選對領導、是否站隊正確，是否會美言趨奉、是否會八面玲瓏才是日常的關鍵。時時如此，事事皆然，當枱面上的溜須拍馬，與台面下的爾虞我詐成為了常態，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便失去了竭誠盡義的基礎，工作的目標也就喪失了實質的意義。當這所有的一切最終歸結到每個人身上之時，所謂「工作」便成了一套或為升遷進爵、或為人前虛榮、或為安於度日的舒適軀殼。
在這樣無為而治的背景下，當大家不得不投入到實際的工作中時，從公司領導到普通員工，幾乎每一個人都是抱持一種逃避的心態，認為不做事就不會犯錯。雖然在日常之中，研究各種業務開展的大小會議一個都沒少，但其實每個參會人員都在推事免責。尸位素餐的高層領導篤信無功無過，避於擔責的中層領導擅於推諉敷衍，無向而行的普通員工也只能自顧保身。在所有人都失去了職業素養的操守銜接之後，整個公司仿佛就像一台空轉的引擎，隆隆作響，卻又原地打轉。以此之故，也就無法指望這種金玉其表敗絮其中的體制性企業團體，可以具備真實的市場競爭力了，而某些期待做大做強做優國企後重振中國經濟的意願，可能最終也只是一場渴求海市蜃樓的黃粱美夢而已。
融於一體的囚籠與人
公司體制中最常見有三種人，第一種人比例最小，但影響力卻最大，他們的父母要麼原本就在市級區級黨政機關工作，要麼就是公司集團內部的退休老領導，有着父輩多年經營搭建的豐沛人脈。某種程度而言，他們可以被歸為體制內的「官二代」與「自己人」，這種人一般都會擔任重要的高階領導職位，而且上升空間也有保證，仕途任內只要不是站錯隊伍，或是犯下很嚴重的政治錯誤，一般都會平步青雲，時運亨通。當然這類人中也有一些極富野心之輩，無時無刻都不在窺伺着更大的權力，攘權奪勢觸鬥蠻爭對於他們來說，只是家常便飯而已。
第二種人也有穩固的裙帶人脈關係，但一般不會參與各種勾心鬥角與權力爭奪，他們既沒有巨傲的野心，也沒有長遠的追求，大部分時候，他們都只是將體制視為一個養尊處優之地，安穩平凡的度過領取俸祿的一生即可。當然了，但凡只要出現仕途上升的機會，他們也不會視若無睹，也會放下卑微廉價的自尊，圍轉遊走於高管領導的身邊，精緻利己的巧言虛語。
第三種人基本都是年輕人，平日裏他們最具朝氣活力，但同時卻又深諳城府之道，他們都是離開大學校園沒有太久的一群人，為了謀求一份安穩的工作，不願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內卷拼打，通過或深或淺的關係進入體制，安享朝九晚五的輕鬆日常。他們中不少人在初入體制之時，也曾動過改變既有規則，並能有所作為的初心，但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初生牛犢縱然再不怕死，卻也無法動搖藏垢納污的巨大熔爐。夢想中的應然與體制內的實然之間，始終存在着無法彌合的張力，當他們發現自己曾經最寶貴的理想與價值，徹底淪為被豢養的生存邏輯時，已毫無掙扎反抗之力，只能習慣用「穩定一點」、「現實一點」的說辭，來接受權力的規訓。與這些年輕人多有接觸之後，也會偶爾發現其中的一些人，會對迷失方向的自己心存厭倦與焦慮，但實質上，那也只不過是一種虛無的矯情與不安分而已。我總認為想要自我救贖的人，其實都早已離開了體制，留下來的都只是害怕被體制外內卷浪潮所裹挾，而不願意做出改變的人，他們即使心存疑惑與不解，最後也依舊選擇聽從內心的妥協，對於主動掌控自己命運的這件事，他們始終不願邁出第一步。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在我剛進入體制工作的時候，身邊一些朋友都曾用誇張的口吻與我調侃「這次你可以一直養老了」，是的，如果我能安放得下已經被磨礪得失去熱情的內心的話，我大可看空一切，歲月靜好的守望着最後的一絲麻木，只是這其中的代價，卻是要放棄我最珍視的人格與自由。在體制的囚籠巨幕之下，或許早已不存在擁有生命意志的氣息，這疏途相通的巨大體制，或許本身就是一座晦暗不明的浮屠之塔，每一個經過逆淘汰後藏身其中的皮囊，都已混沌流放了自己的靈魂，不會再充滿自我懷疑與折磨，唯獨留下如我這般蹣跚踉蹌的孤魂游鬼，還在無邊的曠野中留戀着塵世的情慾與憂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