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8年春季，我考入開封女子師範，屬中等專科學校，是培育小學教師的。那時我想將來當個小學教師，生活可以自立。第一學期將要結束，八路軍攻打開封，開封女師是槍戰重點。同學們都藏在第三宿舍樓大陸下室里，外面的槍彈像下雨一般密集。當時開封女師的傷亡情況不得而知。三天之後，八路軍自動撤退了。只見到開封城牆內外躺滿了陣亡將士的屍體，屍橫遍野，臭氣熏天，慘不忍睹。真如孟子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開封各所學校奉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廳之命，準備遷往外地，在校學生紛紛報名。全體同學隨學校南遷，臨走前，我父親用一輛破自行車給我送一床舊棉被。到了學校門口，他說：」誰也不知道自己將來是死是活，你安心跟學校走吧！」我沒有想到和父親已是永別了。晚上，全體同學在王少明校長和十幾位教師的帶領下，乘上開往南京市的火車。火車上，同學們出現各種情緒：有人流淚，有人昏昏欲睡，有人唱悲歌。大家都在前思後想，誰也無法預料未來的日子是什麼樣。兩天後，火車停在江蘇南京市江北下關火車站，這是一個碼頭，大家等候木船擺渡，分批（以班為單位）到南京。這時同學們都席地而臥，躺在水泥地上。幸虧父親送我一棉被，使我少遭濕冷。同學們在南京聚集後，奔赴浙江嘉興，那是我們遷校的目的地。我校遷址在嘉興市池灣鎮，三年級和二年級住西真寺，我們一年級住池灣繭場，生活靠當地政府和民間人士捐助糧食。天天吃大米稀飯，裏面加入少量油鹽和各種不同的蔬菜葉，沒有炒菜。同學們閒余之時，到田間或小河旁採集野蒜和其它野菜。回家後，把野菜洗淨，用鹽拌，大家分着吃。當時我是一年級的伙委，所以這個過程記得很清楚。隨學校來的老師很少，我們在池灣鎮繭場的房子很大，兩個年級兩個班一起上課。一間上物理課，另一間上化學課。有時候，一邊上體育，另一邊上健美操。有的同學心情煩躁，鬧情緒，鬧不團結。他們因為想家，常常哭泣。我也很難過，跟着流淚，後來就變成嚎啕大哭。繭場只有教師殷進德先生夫婦住在那裏，負責管理我們。他們還帶着三個孩子。同學們白天在繭場一樓上課，晚上去二層睡覺。這個時期，有辦法的同學都走了，我和榆惠璋、時榮華同學等四個人轉往江蘇嵩雲中學高中二年級下學期。入學沒幾周，校長王哲夫宣佈搬遷。這個學校是隨當時的河南省政府行動的，不久遷往四川萬縣（現重慶萬縣）。途中，我們乘坐無蓬木船，雨淋日曬，有種自生自滅的感覺。通過長江三峽時非常可怕，讓人膽戰心驚。走了五天，終於到達萬縣。全校同學住在輔城法學院，學校生活較好，每周末還會改善一次伙食，同學們終於可以安心上課了。老師都是當地請來的，有時他們說的四川話我們聽不懂。他多用板書，一學期後，榆惠璋、時榮華的父親都是河南省政府官員，他們認為形勢不好，就把女兒帶往台灣。我們上了一學期課。1949年底，我到了山東同鄉、萬縣紅十字會醫院院長沈丕模家住。之前我去看病認識了沈院長，他與我二伯父高聖君認識，因此拉上關係。當時沈家生活很富裕，有三個孩子都在上學。他的太太比較年輕，不工作，只負責相夫教子。1950年元月，沈太太回山東濟南探親，我隨她回到河南開封家中。我回到開封后，是年8月考上河南大學醫學院。50年代給沈太太寫過感謝信，那時院長沈丕模當了萬縣衛生局局長。」反右派」時，他被劃成」右派」，最後被迫害致死。（五）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國駐華大使館打來的電話，告訴法國要給我發一年一度的」傑出婦女獎」。我沒怎麼聽清楚，便說：」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參加《南方周末》頒獎典禮，到時我們可以當面詳談。」對方回答說」好」。不巧，《南方周末》主辦的」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時間推遲，我也就沒去成上海。
5月6日上午9時許，我突然感覺氣氛不對。家裏電話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進來。電腦也出了問題。我去小區門外超市買東西,發現小區內有不少陌生人。他們目光異常,讓我感覺不妙，很象2007年2月我赴美國領獎前夕的情況。
我午飯也沒來得及吃，假牙也沒來得及帶，兩手空空,只取出電腦的硬盤(裏面有三本書稿,我不能放棄)，把硬盤放在內衣兜里,匆匆從小區後門離開了家。就這樣，我一步步離開自己的家鄉和祖國，從此踏上一條不歸路。
我這次外出，完全是為了讓愛滋病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資料,不能在這個世界消失。我要為他們發聲。2007年3月,我赴美國領取」生命之音」獎，很多美國要人和權貴出面留我住在美國安度晚年,我沒有接受,仍堅持回國了。因為我還要繼續為愛滋病人伸冤，很多事情沒有完成。但是這次，我不得已出走，因為我已經沒有說話的地方了。
我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非萬不得己,不會隻身離開自己的國家。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如,只是為了把這些資料(關於中國愛滋病疫情的三本書)留給後人。蒼蒼大地,茫茫人海,何處是我的歸宿？
82歲的我顛着一雙小腳，步履蹣跚,行走困難。離家後，我先到了成都,最後到廣州，住在一個農村,天天修改書稿,。此處離大學城很近,有不少志願者和大學生過來幫助我。每天都有兩到三人幫我打字，這給了我莫大安慰。但是一想到那個回不去的家，我多次流淚。我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因為揭露愛滋病真相使得我不能回家。
目前我仍為愛滋弱勢群體說話，救助他們。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動都是自費,不敢收任何人給我的錢。即便情面難卻時收下錢,改日又把錢還他。比如2000年8月的一天，北京」愛知行」負責人萬延海到鄭州給我送錢,他兩次給我兩萬八千元。2003年冬，我從郵局寄給他3萬,多給的2千元作為利息。
我為愛滋病受害者吶喊,是一個醫生的職責,為什麼要對我進行各種打壓、造謠和詆毀？為什麼要對我的工作中進行阻擾？甚至在農村疫區懸賞500元舉報我,阻止我進入愛滋村。我往貧困地區郵寄的書籍、衣物經常丟失。我的電話經常打不通，我出門經常有人跟蹤。如此種種，令人難以忍受！
我想來想去，不知哭了多少次！
我權衡了利弊，心想，本人若無聲無息地死去，手裏的資料便如石沉大海，外界一無所知，最後我決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幫我聯絡，請他往國外給我2007年認識的朋友打個電話，說我已經離開了家,無處可去,需要出國。2009年7月中旬，我與美國有關人土取得聯繫，7月下旬開始辦出國手續。有朋友託付在美華人組織,請他們派人來接我出國。
8月7日，我離開了廣州白雲機場，途中三次轉機，8日抵達目的地。到了美國後，我心中的一塊巨石落了地。接待我的是山東同鄉,我住在他家裏,他們全家對我的生活照顧得不錯，前後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謝他們。2010年3月,我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訪問學者,由外州搬往紐約,現住在一所公寓裏。我深居簡出，盡心盡力，把我的書稿編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