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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敗給共產黨的原因其實非常複雜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最是倉皇辭廟日」經常被用來形容蔣介石當時的心情。六十年後,我們該如何看待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失敗,是毀於其自身的專制、腐敗,還是由於日本的侵略,抑或是因為中共「得道多助」?現當代史研究專家楊奎松的解讀,讓我們能很好地跳出「成王敗寇」的邏輯來思考這個問題。

訪問者:在過去的一百年間,大陸經歷了三次重大的政權更迭,先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然後是國民黨推翻了北洋軍閥,最後是中共取代國民黨成就了一個「新中國」。請問您怎麼看在這一百年歷史巨變中,國民黨的過渡地位和作用?

楊奎松:孫中山革命許多年,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到1924年以前,將近三十年屢起屢撲,幾乎總是失敗。1924年以後,全面推行「聯蘇容共」政策後,其革命迅速變得聲勢浩大,蓬蓬勃勃。即使孫中山1925年去世,中國國民黨依舊成功地領導了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以當年大陸之大,列強勢力範圍之多,軍閥割據之普遍,沒有國民黨這樣在政治上和觀念上比較容易凝聚民族主義力量的政治軍事組織起作用,要想在較短的時間裏把一個已經四分五裂的國家重新統一起來,肯定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為什麼,縱使在內部出現分裂,和與主張階級鬥爭的蘇聯及中共分道揚鑣的情況下,國民黨也還是能夠成功地集聚起相當的力量,推翻了北洋軍閥政權,創立了自辛亥革命以來唯一一個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各省承認的中央政府。同樣,無論那些名義上歸順了南京中央政府的各地軍閥怎樣反抗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央政權統一軍政財權的努力,他們的反抗也都難以贏得國人及輿論的同情和支持。此種較量雖持續十年之久,南京中央政府還一直受到日本入侵的嚴重挑戰,殘餘的各地軍閥勢力的割據現象終究還是得到了相當的抑制。正是由於國民黨政權強化了大陸的統一,才能有抗日戰爭的發動和大陸國際地位的提高。這些實際上也都為中共的生存、發展和勝利,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我之所以要特別指出這一點,是因為我們不能簡單地拿「成王敗寇」的邏輯來認識歷史。清王朝倒台以後,大陸最大的問題就是國家的分裂和日本的入侵與蠶食。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權,再多幾個「二十一條」,再多幾個「滿洲國」也都產生出來了。那時,縱使中共還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但它要面對的問題就遠不是像推翻一個國民黨政權並取而代之那麼簡單了。

訪問者:南京國民黨政府從1927年創立政權,僅22年時間就在中國大陸全面敗給了共產黨。您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原因是什麼,能否認為其治國政策方略或政治體制上有致命的弱點,比如統治、腐敗、未進行土改等等?

楊奎松:國民黨敗給共產黨的原因其實非常複雜。

比如,這裏有時代背景、國際環境的作用的影響。毛澤東在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前夕就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話總結過中共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換言之,大陸之所以先有國民黨,後有共產黨,是有特定的國際時代背景和特定的歷史條件起作用的。沒有俄國的十月革命,沒有俄國人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俄國暴力革命的經驗做指導,也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更不會有中共領導的革命成功的可能性。這與國民黨自身的問題沒有多少關係。

再比如,這裏有特殊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的作用的影響。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初也曾多次談到過中共革命勝利的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的入侵。不要小看了這個原因。日本的入侵對大陸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但它同時也極大地削弱了初成統一局面,正在逐漸鞏固和發展中的南京國民黨中央的統治地位。而八年的艱苦抗戰,更極大地暴露出國民黨自身的問題和弊病,使之日漸走向反面。不難看出,毛澤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待日本入侵對大陸革命的推動作用的。試想,如果沒有日本入侵和八年艱苦抗戰所造成的全面破壞,以南京國民黨在「七七事變」前的日漸鞏固和強大,以中共當時之力,不要說無法在幾年時間裏創造出大量的根據地和軍隊,就是想要維持蘇區和紅軍的生存,也是極其困難的。

當然,國民黨的失敗,有其自身的問題,但這裏面的原因同樣也很複雜。至少,許多所謂的失敗原因,單獨看起來未必能產生多大作用,有的甚至可能並不構成為原因。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一度被看作國際社會的領袖之一,聲望達到頂峰。

訪問者:那麼,依您看,就國民黨自身而言,它敗給共產黨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楊奎松:是恩格斯所說的歷史合力的作用。但我在這裏特別想要指出的一點是,這兩個黨當時在一般人看來實在太相似了,很有點兒「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國民黨雖依靠其歷史聲望,一度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取得了政權,但「一山不容二虎」,國民黨自身的問題太多,許多事情都是說得比做得好,有的事情甚至言行不一。只要中共能夠贏得生存發展的時間和空間,在當年那種條件下,國民黨不敗給共產黨才怪。

訪問者:為什麼說國民黨當年與共產黨太相似了,能否請您具體解釋一下您的這一看法?

楊奎松:今天人們很少注意到國共兩黨的相似之處。有研究者注意到這方面的一些現象,也很少從這方面來考慮問題。其實,認識到這種相似性,對了解國民黨為何沒有敗給其他政治勢力,而是敗給了共產黨,是很重要的。

我在研究國共關係過程中一直很關注一個現象,就是歷史上的國共兩黨不僅分分合合,而且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許多共產黨人曾長期是國民黨員或加入過國民黨的早期組織;不少國民黨人或早年加入過中共或其外圍,或後來成為中共黨員。為什麼會存在這種情況?我的看法是,出現這一情況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國共兩黨在一般人看來太相似了,以至於當年許多追求理想、熱心救國,或立志想要追隨革命,實現正義的青年人,並不能很明確地分清兩者本質的區別。有不少戰爭年代加入共產黨的幹部後來都回憶過當時投身共產黨時的情況,說明那時實際上並不懂中共革命的那個最高目標,只知道要救國。而國民黨人中同樣有很多人是因為想要救國而入黨的,甚至還有不少贊同孫中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觀點的人。直到中共進城後登記反動黨團時,一些報告中就反映,無論是負責登記的中共幹部,還是前來登記的國民黨人,都有人深感遺憾:為何早先沒有遇到共產黨……?這足以說明,在不少地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很多人未必很了解兩黨存在着何種本質上的區別。

訪問者:那麼,國共兩黨當年的相似點在哪裏,國民黨又在哪些地方不如共產黨呢?

楊奎松:大概許多讀者都能看出來,國共兩黨當年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它們都是典型的革命黨,都是以暴力推翻舊統治,建立一黨執政的新的革命性政權為達成理想目標的手段的。

比如,國共兩黨都是高度意識形態性的政黨,即都是高度重視思想觀念的正統性、權威性和排他性,並力求在此基礎上統一黨員的思想行動並統制社會的。

比如,國共兩黨在組織方式上都是學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即一方面注意使黨的組織廣泛發展成群眾性的黨,一方面又強調領袖,嚴格等級、紀律與服從,以黨政軍權力高度集中統一為原則。因而,兩黨都自然形成了一個對黨政軍最高機構的決議具有最後決定權的政治軍事最高領袖,其決策的成敗對黨的命運具有不可逆轉的決定性影響。

再比如,國共兩黨都是那種有政權,有軍隊,有很強的實行力的黨。

但是,對於外界,特別是對於一般的追隨者來說,國共兩黨最能夠讓他們感興趣,也是最不容易分清楚的,則是兩黨幾乎相同的革命目標。毛澤東講得很明白,國共兩黨的根本區別在於兩點,一是代表的階級不同,國民黨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共產黨則代表了工農大眾;二是國民黨只有一個革命目標,共產黨則有兩個革命目標,除了與國民黨大致相同的民主革命目標外,共產黨還要追求社會革命的目標。不過,就前者而言,國民黨在很長時期里也都是主張「限制資本」「扶助工農」的,意識形態上雖不贊成蘇式共產主義,卻也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因此,一般人對國共兩黨在這方面的差別在哪裏恐怕並不能夠弄得很清楚。就後者而言,自中共二大開始,它就了解到社會革命只能放到民主革命成功以後再說,後來雖一度把社會革命與民主革命混同了起來,但抗戰後它就牢牢地抓住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幟不放,這一抓就抓到了1949年以後,前後不下15年。兩個黨都講民族民主革命,它們看起來會很相似,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為什麼在近代大陸必須要講民族民主革命?胡繩對此有過很深入的解讀。正統的觀點把大陸社會看成金字塔形,認為越下層越大,因為絕對人數最多。代表了下層,就離成功不遠了。但胡繩指出,大陸社會其實是兩頭小、中間大,誰取得了中間部分民眾的好感和擁護,誰可能會取得革命的成功。所謂中間部分民眾,按照他的解讀,就是既不贊同激進的社會革命,又反對退回到皇權專制社會去,主張走中間道路,即贊同民族民主革命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在他看來,在1949年以前,凡以救亡強國、民主均富為號召,並腳踏實地地實行者,就一定會有較強的社會感召力和動員力,較易得到社會民眾多數的同情和擁護。

訪問者:國民黨也主張民族民主革命,為什麼它不能像共產黨那樣做呢?

楊奎松:抗戰開始後不久蔣介石國民黨就發現自己在這方面輸給了共產黨,他們同樣很急。但他們始終簡單地以為這只是共產黨佔了敵後空虛的便宜,只要國民黨把大批部隊派回到敵後去,重新恢復那裏的國民黨政權,限制住共產黨的發展,問題就解決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根本無法比得過共產黨。敵後凡是共產黨足跡所到之處,除了很少的地方軍閥勢力控制較嚴密的地區外,國民黨多半都再難有立足之地了。

國民黨比不過共產黨,原因很多。就敵後而言,一個很具體的原因,就是多數與共產黨八路軍接觸過的農民大都同情擁護共產黨,不喜歡國民黨。農民歡迎共產黨八路軍,不喜歡國民黨及其軍隊,根本上因為共產黨當時是個窮人黨,它習慣於和窮人打交道,知道如何與農民平等相處。而國民黨卻基本上不會站在農民的角度考慮問題。尤其是在農村中,它所依靠的大都是鄉村士紳,除非某些地方的士紳與當地農民有很強的宗族血緣關係,否則國民黨及其軍隊與普通農民的關係通常好不了。

不過,在抗戰期間共產黨得分最多,國民黨失分最多的,主要並不是在農村,因為共產黨佔據的農村根據地畢竟還十分有限,它並不能對許多日佔區和大量國統區的農民的政治傾向產生影響。因此,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十分奇特的情況,即共產黨雖然主要是在敵後農村活動,在城市能夠活動的範圍極為有限,然而它得分最多,也是國民黨失分最多的地方,主要還是在城市。一個最明顯不過的證據就是,大批中間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戰爭初期幾乎都是擁護國民黨和國民黨一黨主導的中央政府的,但到了戰爭後期,它們卻紛紛響應中共聯合政府的主張,強烈要求國民黨廢除專制。他們政治態度的這一變化,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中共對城市精英階層政治影響之大,和國共兩黨政治地位出現的嚴重逆轉。

當然,以中共在抗戰中所受到的限制情況,它是絕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在城市中造成如此影響力的。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如前所述,中共在根據地高舉民主旗幟,且身體力行加以貫徹,創造了許多前所未聞的基層民主形式,讓人耳目一新。二是國民黨因戰爭失利,統治範圍不斷縮小,日漸滋生了對中共的恐懼與敵視。為此,它不惜在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公然鼓吹「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強化一黨的政治統治,這不僅加劇了與中共和中間黨派的摩擦衝突,而且還加劇了自身官員貪污腐敗現象的發展蔓延。兩相對照,中間人士紛紛選擇站在中共一邊,要求國民黨改弦更張,實在是其咎由自取。

訪問者:抗戰結束後,人人希望和平統一,國共兩黨則一個要求先政治民主化,後軍隊國家化;一個要求先軍隊國家化,後政治民主化,最終導致兵戎相見,再度形成大規模內戰局面。身為中央政府,本應佔據政治優勢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反而受到更多譴責,以至最終陷於失敗。您認為這主要是中共軍事及其情報工作的成功呢,還是某種人心向背的反映?

楊奎松:這裏面當然有一個人心向背的問題。要知道,中共的情報工作和策反工作能夠做成功,起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離不開人心轉變這一重大歷史背景的。我考察過不少在戰後參與中共情報工作和接受策反的國民黨人的個人經歷,發現他們無論是哪種情況,他們中多數其實都只是在抗戰結束,內戰打響,蔣介石國民黨內外政策各種弊病顯露無遺後,才逐漸下決心「棄國」而投共的,真正從抗戰勝利前就在暗中做間諜,是極少的。這從國共內戰形勢變化的時間表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當年大多數稍有報國心的國民黨人,也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和輿論界人士,都曾對國民黨寄予很大期望。不止在抗戰前,甚至直到抗戰後期和到戰後一兩年,他們仍希望國民黨能改弦更張,引領中國走向和平、統一、民主和富強。如當時國內最有名的報紙《大公報》的主筆王芸生,和戰後一段時間影響極大的政論雜誌《觀察》主編儲安平,早先都不了解,更不喜歡共產黨。《大公報》自抗戰爆發前開始實際上就一直在支持蔣介石中央政府,儲安平在《觀察》雜誌上直到1947年都還發表言論認為中共在民主問題上還不如國民黨。但是,蔣介石國民黨抗戰後期,特別是戰後一意孤行地必欲維持其一黨統治地位,不惜用武力解決問題,又是取締民盟,又是查禁報刊言論,那邊中共卻高揭民主旗幟,以聯合政府相召喚,王芸生、儲安平及其他們所主持的報紙雜誌最終倒向中共一邊,實在也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

訪問者:孟子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按您的分析能否認為,國共兩黨戰後較量的成敗轉換,其實也與這個「道」字密切相關?

楊奎松:可以這麼認為。自抗戰以來,國共兩黨一直在政治、軍事各方面爭來爭去。但無論是誰,都非要講個「道」字不可,也就是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爭個理。在近代中國,大多數人都信兩個理:一個是「愛國」,一個是「民主」。國共雙方都說自己最愛國,指責對方不愛國,實際上雙方都在抗日,充其量只是一個多和少的問題,在這一點上雙方爭不出個輸贏來。然而,自近代以來,國人幾乎都清楚:中國要建成現代民族國家,民主憲政是必由之路。國民黨過去一直說民眾程度不夠,要先「訓政」,再「憲政」。但抗戰開始後,國民黨「訓政」的結果,不僅軍事上屢戰屢敗,而且政治、經濟、外交上也問題多多。特別是戰爭後期貪腐泛濫,影響到1944年被日軍連奪數省,幾乎連陪都重慶都差點兒放棄了。在這種情況下,其統治地位如何能不被人質疑?

相比較而言,中共在這方面就聰明多了。抗戰期間,它通過一系列的言論和行動,成功地讓國內外輿論相信:國民黨,共產黨民主且平等。在戰後,它也同樣逐漸使國內大多數民眾和中間群體相信:和、官僚、腐敗、無能的國民黨相比,只有共產黨才可能真正給中國帶來希望。而事實上,它也確實一再展示了其民主、平等的政治魅力之所在,包括讓眾多完全不識字的貧苦農民過上了能夠通過選舉來推舉基層官員的政治生活等。這些都讓頑固堅持一黨政治的國民黨相形見絀。

總而言之,國民黨當年失敗,有很多原因,但國共兩黨歷史較量的過程中,雙方對民主政治的不同態度和做法,實在是決定兩黨成敗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責任編輯: 葉淨寒  來源:鳳凰人文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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