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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2021中國政局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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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只是出了一個武漢,如果2021年疫情二次全面爆發,全國「武漢化」,則中共這種殭屍式的體制,將極快崩解。這才是對中共政權的致命打擊。

2021年中國的走向處於高度不確定中。

最大的衝擊因素來自疫情。如果疫情可控,中國現狀似可維持一段時間;如果疫情只在有限的局部區域升級,中共現行的「專政抗疫」——封城和戰時狀態,尚能勉強應付;如果二次疫情全面爆發,中共政權必然坍塌,同時中國人如何走過劫難的智慧、勇氣和抉擇也面臨着嚴峻挑戰。

具體而言,疫情的衝擊,將使2021中國的三大矛盾處於激化之中,小則政局波動;中則政局動搖,大則政局突變。下面分述三大矛盾。

第一,中共竊國以來,中國人民與中共政權的這一基本矛盾就是決定中國政局走向的核心因素,只是很長時間難以彰顯出來。

由於社會控制的極端化,諸如「支部建在連上」、國企壟斷經濟命脈、國家控制土地、農村集體化、戶籍制度、黨禁、報禁等等,中共附體在中國人身上,人民難以有效反抗。文革的終止和中共「改革開放」一定程度上的「鬆綁」,中國人民恢復了一些活力,人民的抗爭在1989年「六四」達到高潮,雖遭血腥鎮壓,中共的統治根基卻已動搖。

隨即,蘇東共產政權垮台、江澤民當局的「悶聲發大財」政策,使中國陷入物慾的海洋。然而,物極必反,法輪功恰在這時傳出,「真善忍」修心向善,七年之間上億人修煉,使中國開始了新生。這本來也包括了對中共的救贖,但是江澤民的妒忌心與中共要控制一切的狂妄變態心理相互策動,竟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迫害法輪功,直至今日。中共實施包括活摘器官這樣最邪惡的手段都無法窒息人心的覺醒。二十餘年海內外法輪功和平、理性反迫害,標誌着中國人民自救、解體中共進入了最後一個階段。在這過程中,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三退大潮」席捲中華,迄今3.7億人公開聲明「三退」,中國人的精神覺醒運動高潮迭起。

2021年的疫情無論大小,因為中共僵硬的、非人性的抗疫模式(大規模的製造民生災難);同時,因為現今這場大瘟疫的獨特特性——「病毒針對中共而來」,這兩者都使得中國人民自救與中共政權專政的矛盾更加激化。

第二,中共內部各派勢力之間的矛盾。鬥爭哲學是中共的基因,從出生之日起,無時不鬥,從毛澤東的「十次路線鬥爭」,一直到習近平講的「偉大斗爭」。

2019年年末以來,疫情從兩個方面加劇了中共內鬥:一方面,黨內外反習勢力大聯合,追責習近平處理無能、釀成大禍(突出案例是習當局重判任志強);另一方面,疫情使中共體制的內在弊端充分暴露出來,習當局不得不採取政治高壓措施(突出案例是當武漢封城,習下派親信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領隊中央赴湖北指導組)。

2021年一件大事是各級政府換屆,涉及位中共20大卡位,中共各派之間勢必大打出手。2021年如果疫情相對穩定,則內鬥以換屆為主要內容;如果疫情嚴重升級,換屆或將推遲,追責問題和如何應對疫情將成為內鬥的主要內容;如果疫情全面爆發,中共政權崩解。

進入2021年才二十餘天,習近平已三次強調「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預示着2021年的中共內鬥正未有窮期。

第三,中共體制的一個致命缺陷是中央和地方矛盾。從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到習近平時代的中央地方權限劃分,中共的中央與地方關係都是一團亂帳。

例如,中央直接事權過少,雖然中共是中央集權制,實際上權力的運行重心在下,「縣官不如現管」、「政令不出中南海」現象之所以存在,是有其體制根源的。又如,單一制國家的省以下財政體制多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以鞏固中央權威,確保政令暢通;但在中共這裏,則由省級政府「結合本地實際自行確定」,隱患巨大。

中共這樣的中央地方體制,是很難從應對大瘟疫的。在2020年已經亂象橫飛了。我們不是看到多地地方政府搶劫醫用口罩了嗎?而各省抗疫自保,如陷地方割據。例如,自武漢實施封城後,全國很多地方紛紛效仿,鄂贛遼皖等地採取「封省」措施,80多個城市「封市」,而且幾乎是每個村和每個社區都實施「封閉管理」,即使在偏僻小山村,也設置路障,盤查過往行人。

2020年是只是出了一個武漢,如果2021年疫情二次全面爆發,全國「武漢化」,則中共這種殭屍式的體制,將極快崩解。這才是對中共政權的致命打擊。

結語

2021年中國和全球一樣,都處在高風險中。但是,由於中共靠暴力和謊言來治國,中國人民面臨的風險相比於其它正常國家的人民,要大出不知多少倍。

中國人民必須自救。只有中國人有了強烈的自救意識,大瘟疫這個劫難就能轉化為生機。

善惡一念之間。如果2021年大瘟疫肆虐中國,中共當局中的人,如果苟能保有人性,作出正確抉擇,則於自己於國家都是幸事。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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