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
我們前文已經提到,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煉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以大躍進為例,毛澤東要求農民「密插秧」,聲言「膽量有多大,產量就有多大」,逼着各地只好謊報生產數字。中央以謊報數字抽糧稅,於是人民剩下來的糧食不足,卻又在高壓體制下不敢言語,乃造成至少四千萬人活活餓死。這種天怒人怨的暴政,就是朱雲漢口中的「體制摸索奮鬥」?韓戰大將軍、毛澤東老友彭德懷看不下去大饑荒的慘狀,向毛直言,就被鬥垮下獄。這樣的暴政在毛澤東主政三十年罄竹難書,分明是活生生的昏庸暴戾與權力鬥爭,在朱雲漢眼中也是「體制摸索」?
在鷄皮疙瘩將起未起之際
通常,所謂「犧牲」,是指人為了某個目標而「主動」放棄生命財產。但是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之間的中國,許多人是在暴政之下被鬥爭而死、因飢餓而死、是在文革遊街中被凌辱而死,幾乎每個死者背後都有加害者,這是哪一門子的「犧牲」?難道幾千萬人命都只是工具?都只是「為鄧小平一九七九年的改革開放做基礎」?三十年人民顛沛困苦,都只是為國家發展累積資本?那人民算是什麼?大躍進這樣悽慘的饑荒經驗、文革這樣喪心病狂的社會衝擊,又哪有國家想要「模仿」?
整體而言,朱雲漢的論述與周雪光一樣,都是想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周雪光只是避重就輕,用「僵硬體制」一筆帶過獨裁政權的高壓統治。但是朱雲漢把中共從大躍進到文革的一整掛暴政都描述為「體制摸索」,又把數千萬人慘死扭曲為「犧牲」,這樣的論述,與啟蒙運動以來數百年的人本精神,幾乎是南轅北轍。
在同一篇演講中,朱雲漢把中國在一黨專政下的經濟成長,冠上一個看起來有學理依據的名稱。他說,中國的體制是「民享」而非「民治」;它的政權基礎叫「民心」而非「選票」。民主國家的政治學者有這樣的言論,令人驚駭。既然民不能治,那麼是誰治?是毛澤東?是習近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憑什麼「治」這個動詞的主詞是老毛,而受詞是那苦難不堪的人民?苦難人民能不能選擇不要這樣的狂犬病治理?
而如果沒有選票驗證,又憑什麼確定「民心」為何?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有民心自主判斷的支持,又為什麼要封鎖全球過半的網站資訊?為什麼要血洗西藏?為什麼要把維吾爾族關在集中營?朱雲漢說,中國政治體制的正當性「是有論述基礎的」。但是他的論述蒼白且謬誤百出,幾乎是明白悖離人本精神。搽脂抹粉到這個地步,豈止是令人遺憾。
對中南海而言,民主自由是疾病,而且是法定傳染病。(湯森路透)
對中國共產黨,民主自由才是最可怕的傳染病
二○二○年六月,中國強行通過了香港的「國安法」,正式結束了號稱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香港這個一國兩制下的組織,沒有任何訊息傳遞問題;他們的幾百萬人民上街遊行,訊息非常明確清楚:他們討厭中國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不予理會。對中南海而言,民主自由是疾病,而且是法定傳染病。他們處理的邏輯都是一樣的:封鎖、鎮壓、隔離。可惜,香港人民很難擺脫一國一制的束縛。
在一九七九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有不少中國人及其子女有機會到自由民主國家留學、教書、移民。要改變中國共產黨,必須要所有有良知的人同心協力,揭穿它極權獨裁的真面目。尤其是,那些在民主國家享受自由空氣的人,切忌還幫極權體制搽脂抹粉,想要遮掩什麼。中國共產黨在西藏、新疆、香港的所作所為在在顯示,它是一個違逆人本價值的政黨。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文學出版)。
關於作者:
朱敬一
1955年出生於台北市,29歲獲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學博士,1998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為台灣獲選最年輕的院士。2003年渠獲頒總統科學獎,當時也是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第一位獲獎者。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等職。2010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17年復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是亞洲第一位獲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除學術期刊論文外,通俗著作有《牧羊人讀書筆記》、《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朱敬一講社會科學:台灣社會的新世紀挑戰》、《經濟學的新視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