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觸發了他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欲望，與蘇聯一爭高低。毛闖下餓死四千萬人的大禍後，擔心中共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災難之路。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的一具"怪胎"--中共共產專制體制與毛澤東的個人意志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運動，是出於內心恐懼感的驅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樣死後被人鞭屍的下場，從而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採取的先發制人之舉。
文革發動前夕，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已經十分強烈，被所謂"中央出修正主義"和北京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一類的憂慮，攪擾得整日心神不定，寢食難安。毛深知自己闖下大禍，但又不肯認賬，害怕有人出來追究他的歷史責任。毛因此而變得極端多疑猜忌，感到在黨內日益孤立，大權旁落。
更讓毛澤東憂慮的是，劉少奇這位在延安整風中最親密的政治盟友和一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正在背叛他。毛在"大躍進"中惹出亂子後，隨後以退為進，把中央分成一線、二線，自己退居幕後，而把劉推到一線，替他收拾爛攤子。但沒想到的是，此舉卻弄巧成拙，出現"一個國家兩個主席"的局面，劉少奇利用收拾困局的機會，培植個人勢力，樹自己的旗子，在中共中央形成了另一個司令部，與他分庭抗禮。
非但如此，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在六十年代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中所採取的種種經濟調整的舉措，並不是在幫助他渡過難關，而是在乘人之危，否定毛的"三面紅旗"，有意在政治上和他唱對白戲。更觸動毛澤東那根敏感神經的是，劉竟自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逢會便講"形勢嚴峻"，"國民經濟要崩潰"，實則暗中進行逼宮，迫使他檢討下台。像公開散佈造成國家困難局面的原因是所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對自己提出的缺點是"一個指頭"唱反調，乃至提出"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等等，就是衝着毛來的，蓄意挑動輿論，準備秋後算賬。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心結日深，認定他心懷異志，其心可誅，就是那個將在自己身後像赫魯曉夫一樣作秘密報告的人。這成為毛揮之下去的夢魘。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已在認真考慮解決這一問題。不過，由於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地位經營多年，從中央到地方都是他的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勢。而且劉所採取的調整舉措在黨內外頗得人心，更足為他贏得了不少政治資本，得到人們的普遍擁戴，聲望與日俱增。在這種隋況下，通過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已經難以解決劉的問題，只有採取非常手段，才能除掉這一心腹之患。這種想法隨着毛澤東日益老邁年高，急於安排後事而變得愈發強烈起來。
在為"大躍進"收拾殘局的過程中，周恩來一直試圖在政治上走鋼絲，一方面積極配合劉少奇主持的對"大躍進"後果的糾偏，同時又儘量顧全毛的面子。並且試圖緩和毛、劉之間的緊張關係，充當和事佬的角色。
周恩來作為整個國家內政外交的大管家，當時又擔任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負責人當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餓死人的實情，內心是贊同並支持劉少奇所採取的調整舉措的，以挽救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但是，他又深知毛的為人--既不甘認輸，而且還在伺機殺回馬槍，因而表現得小心翼翼，處處謹言慎行，儘量顧全毛的面子。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周恩來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會上的態度。當時會上主要有三種聲音。一是劉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報告和講話，強調對當前國民經濟處於嚴重困難的形勢要有足夠的估計，反對套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來掩蓋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並借湖南農民之言，指出造成目前困難局面的原因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礙於毛澤東的面子，劉少奇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不便直接表態，只是含糊其辭，說不急於作結論，等五年、十年以後再說。而劉的頭號大將彭真則直言不諱，在大會報告起草委員會上指名道姓地點毛的名，指毛本人應對一九五八年刮共產風、辦食堂等問題負責，說：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的影響。
二是林彪在大會上獨樹一幟的發言。他離開會議的主題，給處於困境之中的毛澤東捧場幫腔，說黨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現毛病"至於目前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緣故。毛對林彪捧場的發言大為讚賞，不僅當場帶頭鼓掌，而且讓林彪把這篇講話整理出來，發給黨內各級幹部學習，並親筆批示："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還在私下裏考問大將羅瑞卿能不能講出這樣有分量的講話來。
三是周恩來的發言。雖然也談困難形勢和調整，但只涉及經濟工作中的具體問題，而且就事論事，絕不言及其它，並代表國務院對經濟中新出現的問題為毛澤東分擔責任，在各種場合的發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評，表示："這是我的賬，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說：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
劉少奇、周恩來、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會上發書的不同調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並預示出後來政治上的分野。
毛澤東對林彪給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視為在政治上鬥倒劉少奇的頭號盟友，同時也注意到了周恩來在態度上與劉少奇的差別。這讓毛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為在毛看來，在與劉的攤牌問題上，僅僅與林彪結成聯盟是不夠的，還必須爭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於周這類黨內中間派的傾向攸關政治力量的對比，這和當年扳倒王明、博古時的情形有相似之處。眼下毛對周在政治上兩邊都下得罪的作法雖不大滿意，但卻判定他不會和劉少奇聯手，因此可以專心致志地對付劉一個人了。
七千人大會結束後，毛澤東有意在政治上施展欲擒放縱的把戲，動身離開北京，自稱"徐霞客"，遊歷名山大川，在京城唱起了"空城計"，看劉少奇如何表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隨即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西樓會議")，討論部署扭轉經濟上面臨嚴重困難的局面，會議認為當前國民經濟仍處在"非常時期"，一定"要退夠"，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毛則認為困難時期早已過去，這是危言聳聽，把形勢看得"一片黑暗"。劉少奇這樣搞是對他揪住下放，對他發動的"大躍進"進行秋後算賬。
在一九六二年年底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發展到公開爭論的地步。會前，主管會務的鄧小平本來是出於照顧毛澤東身體的好意，勸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參加會。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來，毛在會上講話中強調正在進行的"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對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在毛講話時插話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了起來，會場上的氣氛相當緊張。
毛澤東對劉少奇竟敢當眾頂駁自己大為光火。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氣沖沖地進來，一手拿着《黨章》，一手拿着《憲法》，當場質問劉少奇、鄧小平二人："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不僅如此，自覺顏面大失的毛還執意要讓劉少奇檢討認錯，示意陶鑄、謝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壓力。但劉少奇一開始相當固執，拒絕低頭認錯，弄得毛一時下不了台。
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出面做工作，從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議召開政治局生活會，對劉少奇進行批評幫助，以平息毛澤東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親自出面，與賀龍一道找劉少奇個別談話，勸他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的"態度"問題而迴避政治上的爭論，無論如何要給毛一個台階下。與此同時，中組部長安子文請出黨內老同志出面做勸說工作，要劉少奇維護毛的威信和黨的團結。在各方壓力下，劉少奇被迫喝下了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
周恩來的這種明顯"拉偏架"的做法和黨內一邊倒的形勢，使得毛澤東更加無所顧忌。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當劉少奇檢討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時，毛非但沒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經過這場風波，一直在評估形勢的毛澤東也達到了試探虛實的目的，認定日後在對劉少奇動手時，不僅周恩來會跟着他走，而且在黨內也不會有什麼人敢於公開站出來作對，這樣一來，讓毛大大放了心，開始認真考慮發動文革的問題，並為此做了多方面的準備，將其付諸於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