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1日，美國保守派活動人士在華府成立名為「反對共產主義」（STAND Agianst Communism）的新團體
「當今社會與政治衝突的主要議題是：人是否該拋棄自由、私人主動行為和個人負責，而選擇屈服於社會主義國——一個實施強制與脅迫的巨大機構——接受其監管？威權的極權主義體制是否該取代個人主義和民主體制？公民是否該被改造成為順民，成為納入全民的一支義務勞動隊伍里的一個下屬，必須無條件遵守其上司的命令？他是否該被剝奪最為珍貴的選擇權，不准他選擇自己的手段與目的，不准他塑造自己的生活形態？
我們這一代目睹社會主義國運動快速推進、取得重大勝利。約在半世紀前，一位著名的英國政治家，威廉‧哈庫特爵士(SirWilliamHarcourt)，宣稱：『我們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當時這句話，就英國來說，未免言之過早，然而現在對那個曾是現代自由之搖籃的國家來說，卻是幾乎百分之百正確。現在對歐洲大陸來說，它也同樣適用。現在唯獨美國仍可自由選擇，而美國人民現在的抉擇將決定全體人類未來的命運。」
米塞斯先知的警告
大家猜猜看，這兩段文字是何人、何時寫的？乍看之下，是不是目前現實社會的反映？其實，這是七十六年前，也就是1944年時，奧國(或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vonMises,1881~1973)著作的《官僚制》(Bureaucracy)這本小書中〈前言〉的最前兩段。這本書是他逃避納粹主義、社會主義的迫害，在1940年由奧地利移民美國近四年後的有感之作。
米塞斯是奧國學派第三代掌門人，奧國學派極為重視個人，而且強調自由，反對政府干預。對於共產政權和專制政權這些限制個人自由的集體主義論，當然極力的撻伐。奧國學派的奠基者是孟格(C.Menger,1840~1921)，第二代的領導者是龐巴衛克(EugenvonBohm-Bawerk,1851~1914)，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是米塞斯，第四代的掌門人則是海耶克(F.A.Hayek,1899~1992)，之後則由羅斯巴德(M.Rothbard,1926~1995)繼承。
奧國學派的發韌
當孟格在一八七一年出版那本創新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s)時，他也就創立了經濟學的奧國學派。這本書對於經濟學家如何看待這個世界，有革命性的創舉。他的書對於歐洲的經濟學家（如英國的傑逢斯〔W.S.Jevons〕）以及美國的學者（如費特〔FrankFetter〕和陶希格〔FrankTaussig〕）都有很大的影響。在個體經濟學方面，孟格反對「價格是由生產成本所決定」的古老理論，他證明出「價格」只由消費者的「主觀需求」所決定。
古典經濟學家一直嘗試解決著名的「鑽石和水的矛盾：為什麼水對生命遠比鑽石對生命更重要，但是鑽石的價格相對於水，卻是如此的昂貴？」以往的經濟學家，試圖借着區別「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來解決這個矛盾。孟格則由物品的價值是由它們的「邊際效用」而非「總效用」所決定的，來解開困惑古典經濟學家數百年的矛盾。換句話說，鑽石之所以比水價值更高，是因為在一般的情況下，多一顆鑽石比多一杯水對人們有更大的邊際效益；而且如果使用的數量愈大，邊際價值或價格就會愈低。這個分析法也是當今標準經濟學所採用的。孟格也認為所有的商品都得經過一個「耗時」的生產過程，而這個「生產階段」的研究法也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礎。現在，「時間結構」的研究法在做投資決策時被證明很有用處。
龐巴衛克繼承了孟格的看法，他也是奧地利在二十世紀交替時的財政部長，幫助奧地利走向金本位制度。他認為，個人和企業都採用了一個「迂迴」的生產過程，以獲得經濟成長和比較高的生活水準。他所謂的「迂迴」過程，就是犧牲目前的消費，以便生產更多的資本設備和延長生產過程，然後生出未來更多的消費。大部分的經濟學家現在都相信，這是經濟成長必須要有的理論。他也是首先反駁凱因斯學派「反對儲蓄」的經濟學家之一。
米塞斯跟隨着龐巴衛克的腳步，成為二十世紀最主要的自由市場健將，以及奧國學派的領導人。在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三○年代初期，他在維也納大學主持有名的私人研討會，學生包括海耶克、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瑪哈祿普(F.Machlup)以及羅賓斯（LionelRobbins）。米塞斯在一九三四年因為納粹盛行而前往瑞士，並在一九四○年遷入美國，在紐約任教超過三十年。
奧國學派鼎盛期
米塞斯是第一個發展出一般性的「主觀經濟學」（subjectiveeconomics）的奧國學者。早期的奧國學者，主要的研究重點是個別的價格和廠商的活動，但米塞斯把個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學的貨幣銀行結合起來。他的第一本著作《貨幣與信用的理論》(TheoryofMoneyandCredit)出版於一九一二年，他運用了孟格的邊際效用理論、威克塞(KnutWicksell,1851~1926)的自然利率假說，以及龐巴衛克的資本理論，而發展出完整的「貨幣與景氣循環」分析。他指出，貨幣對於相對價格、所得，以及企業活動都有明顯的影響。像他的前輩一樣，米塞斯也強調儲蓄和資本形成的重要性。他說：「凱因斯學派的本質在對於認識到儲蓄和資本形成可以改善經濟的重要性上，完全失敗……。而一個好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袪除所有阻礙新資本累積和投資的東西。」
米塞斯的學生中，最著名的就是海耶克（其實海耶克並未真正上過米塞斯的課），他在經濟大恐慌發生之前，就提出了警告。在一九三○年代初期，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書，並提出了他的景氣循環理論，以解釋經濟大恐慌。立基於孟格的「時間結構」觀念，海耶克解釋了通貨膨脹如何會誤導資源的運用，而人為造成的經濟繁榮，最後必定會在經濟走下坡時結束。
他在一九三０年代與凱因斯進行長時期論戰，更一直對社會主義作嚴厲批判，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最著名，該書剖析任何形式的政治經濟計劃，都會危害到社會中個人的經濟自由，而無經濟自由便無政治自由，計劃經濟無可避免會帶來貧困和專制政府。這本書被譯成十多國文字而膾炙人口，但因當時社會主義得到千千萬萬西方知識分子喝采，本書成為「毒草」，海耶克也成為眾矢之的。不過，海耶克並沒有退縮，依然堅定地一直揭發社會主義的錯誤，一九八八年已九十高齡身體虛弱時，他還出版了《不要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TheFatalConceit—TheErrorsofSocialism)作為他終身辯駁社會主義任務的一個了結。
海耶克早年也被社會主義吸引，直到接觸了米塞斯之後，才逐漸摒棄社會主義而朝向自由市場的思路，終而大力揭發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米塞斯系由自身生活經歷中體悟到經濟干預和社會主義的危險，堅持經濟自由和文化自由。他在1920年寫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CalculationintheSocialistCommonwealth)這篇批評社會主義的一鳴驚人文章，1922年再將之擴充為《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的分析》(Socialism:AnEconomicandSociologicalAnalysis)這本書，指出社會主義既然承諾取消資本財貨的私有產權和交換，就必定無法讓資源作有效率分配，畢竟中央計劃者根本不可能得知如何有效率分配資源，任何形式的官僚制根本無法替代市場價格體制。米塞斯預測說，社會主義將會走向極度的混亂，並讓文明終結。
米塞斯為自由市場所作的辯護，轉變了不少社會主義支持者的思想，如海耶克、洛卜克(WihelmRopke)、哈伯勒、羅賓斯，以及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維茲(LeonidHurwicz)等頂尖知名學者。米塞斯還在維也納商業委員會的辦公室開辦私人討論會，參加者來自歐洲各地的知識分子，不少人往後都很有成就。
在1920和30年代，米塞斯一面駁斥社會主義者，一面與德國歷史學派論戰。他寫了一系列文章為經濟學演繹方法論辯護，重擊了德國歷史學派，此後他將此種演繹方法論稱為「人的行為學」(Praxeology)或「行為的邏輯」(logicofaction)。
1930年代後期，剛經歷全球經濟蕭條的奧地利，又面臨被納粹佔領的威脅，海耶克和米塞斯先後離開奧地利。因為米塞斯公開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沒收了他留在公寓的論文，戰爭期間這些論文被藏起來。1929年，奧地利檔案保管人員在莫斯科公開的檔案里發現了米塞斯在維也納被盜的論文。
二戰後德國的經改
有意思的是，由於米塞斯的理念，經由洛卜克的書和艾哈德(LudwigErhard)的政治才能，引領戰後德國的經濟改革和重建。
洛卜克雖不能說是屬於奧國學派，但無疑地受到米塞斯著作的影響，在1933年時，因所謂的「思想問題」不容於希特拉政權，不得不離開德國，到瑞士日內瓦大學國際研究所任教，二戰後本着赴國難的精神回德國，大大地幫助了德國的復興。他在戰爭期間寫成而於戰爭結束年(1945)出版的《德國問題》(ProblemofGermany)一書，是特地寫給英美人士看的。他寫說：這次大戰的基本原因，在於各強國早已破壞了國際合作，組成為集團經濟，乃至在國內走上集體經濟之路，以致於國與國之間的衝突鬥爭愈來愈烈，終於爆發大戰。所以這次大戰，各國都應負責。德國有錯，是錯在希特拉的狂誕，不能把罪過籠統地加在德國民族身上。英美人士往往稱德國民族為好戰民族，這是無可比擬的錯誤觀念。德國已發展高度文化與英美無異，好戰的，只是希特拉和受其鼓惑的納粹黨人。英美人士不應在戰勝後心存報復，懲罰德國民族，否則徒為共產主義鋪路，釀成世界大戰。
洛卜克預知德國必定戰敗，寫成此書先向英美解說，以他當時的國際聲望，該書對戰勝國決定對德政策是有相當影響力的。
洛卜克返回德國時，看到的是一個大廢墟，全國城市50%以上遭摧毀。萊因河的工業區更被夷為平地，到處擠滿嗷嗷待哺的難民，全靠聯軍總部繼續施行希特拉的配給制度維生。可以說，聯軍打垮了國社黨的政權，卻不懂得國社黨的統制經濟之為害，還想照單全收。
當時艾哈德是聯軍總部的經濟顧問，因為他是經濟學博士又是反國社黨的有名人物。在一個星期天的晚上，艾哈德到全國性的廣播電台宣佈：「從明天早晨起，所有的工資、物價和其他種種管制一律取消！」這個突兀的宣告，震驚了聯軍總部里那些作經濟計劃的人，他們召見艾哈德並告訴他越權，可能會坐牢。好在聯軍統帥克里將軍(GeneralClay)喜歡他並全力支持，德國經濟改革於焉開展。
艾哈德的如此作為緣自洛卜克，他在自己的一本書中就鄭重地寫道：他的師傅兼顧問是洛卜克。洛卜克給艾哈德的建議是，針對當時德國經濟的病症下藥。病症是集體主義的種種壓制與壓制下的通貨膨脹之兩相結合。藥方則是一面解除通膨的壓力，一面解除那套壓制的裝備(如最高限的物價、配給制、對於自由價格的管制和其他干涉等等)而回復到市場自由—自由價格、競爭、對企業的激勵。簡言之，財貨方面的自由和貨幣方面的紀律，是1948年開始的德國經濟復甦所依賴的兩大原則。具體實施這兩大原則之後，使德國在短短几年中，從一個戰後的廢墟，變成歐洲的主要債權國，還有能力幫助美國解除國際收支的困難。
二戰後德國的經濟成就，與戰前納粹黨集體主義的經濟慘況，形成強烈對照。洛卜克就說：德國這個最重要的工業國，先後做過兩次相反的試驗，證明了：1.集體主義不只是政治的不自由，而且一定導致紛亂、浪費和低落的生活水準；2.相反地，市場經濟不只是政治自由和心智自由的必要條件，而且是經濟秩序和人民幸福所賴以達成的途徑。洛卜克在他的經典著作《自由社會的經濟學》(EconomicsoftheFreeSociety)第九章詳細的寫下這一段德國經濟起死回生的故事。
備受冷落的奧國學派
米塞斯夫妻倆在1940年移居美國紐約，系由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像其他古典自由主義者一樣，在威廉･沃克基金會支持下，米塞斯擔任紐約大學無薪客座教授，繼續發揚維也納的傳統，其周圍聚集了不少學生。在紐約大學研討會和他的公寓非正式討論會上，米塞斯吸引了慕名而來的大學生和高中生，聆聽他精心準備的演說，時間長達二十年。這些參加者不少往後頗有成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羅斯巴德，是奧國學派第五代的代表人物，他讓米塞斯在晚年(1973年去世)看到奧國學派復興起來。不過，跟米塞斯一樣，羅斯巴德並沒有被學術界普遍接受，他只能在紐約市一所鮮為人知的理工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晚年時，雖獲得拉斯維加的內華達大學的教職，卻從未被授予指導論文的權力。不過，他還是成功地將許多活躍的各學科間的奧國學派學者組織了起來。
米塞斯的著作也對學界以外的美國人起到了影響，其中最著名的是小說家艾茵･蘭德(AynRand)和記者兼專欄作家赫茲利特(HenryHazlitt)。早在米塞斯移民美國之前，赫茲利特就是米塞斯的仰慕者，他在《紐約時報》和《新聞周刊》發表了米塞斯著作的書評，還在自己的暢銷書《一課經濟學》(Economicsinonelesson)中宣傳米塞斯的思想，成為奧國學派的衛護者。他逐字逐句的反駁凱因斯(J.M.Keynes)的《一般理論》(TheGer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為賽伊(J.B.Say)的作品辯護。赫茲利特以米塞斯為榜樣，在原則上豪不妥協，卻也因此被迫放棄了四個新聞輿論界的高薪職位。
儘管1982年在奧本大學成立了「米塞斯研究所」以及該研究所1987年創刊《奧國學派經濟學評論》，1998年改為《奧國經濟學季刊》，而且也有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出版的《卡托季刊》(CatoJournal)和《市場過程》(TheMarketProcess)等屬於奧國學派的極少數學術期刊，而米塞斯研究所也舉辦會議和提供助學金、研究指導、參考書目等等活動來延續奧國學派香火，但奧國學派和奧國經濟學都屬於邊陲，尤其凱因斯經濟學興起，數理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當道之後，在一般學校的經濟學教育上，早已不見奧國經濟學。其實，在經濟學歷史上，奧國學派從來都不是主流，即使米塞斯和海耶克當紅時也是一樣，而海耶克之所以獲得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陪襯繆爾達(GunnarMyrdal,1898~1987)這位瑞典左派學者以左右平衡。畢竟奧國學派崇尚個人自由、主張「主觀判斷」，無法認同經濟測量而抨擊經濟計量學、反對經濟學成為實證科學，連芝加哥學派都無法苟同，純奧國學派學者都很難在學校謀得有薪教職，據知，米塞斯的學生在投奔凱因斯學派之後，就很容易的在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名校獲得教職。
社會主義全面攻佔世界
不過，儘管處境艱難，在米塞斯、海耶克帶頭下奧國學派從來都是批判社會主義的急先鋒。也就是在這些少數的奧國學派學者勇于堅持揭穿社會主義並予批判、改正下，社會主義政策才受到抑制，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甚至共產主義才未荼毒全人類。不過，社會主義從來都未消失過，它以各種型態一直持續存活着，畢竟人間充斥着各種不公平、不正義，而正如二十世紀首富洛克斐勒所言：每個人在娘胎里就開始有被「照顧」的需求。當社會主義者信誓旦旦提出中央規劃可以消除不公不義，以至於可達「烏托邦」境界，世人就很自然的相信了。儘管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共產蘇聯、共產中國的悲慘世界活生生的證明中央集權規劃的可怕及失敗，也好似被摒除、淘汰了，但它仍實實在在存活着，不但有委內瑞拉，更厲害的是中共的「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被施行，而且受到高級知識分子的極力推崇，刻正以各種方式滲透全球。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更證實社會主義已蠶食美國，全人類已面臨毀滅懸崖。
米塞斯實在是先知，竟然早在1944年就警示，「唯獨美國可自由選擇，而美國人民現在的抉擇將決定全體人類未來的命運」。雖然延遲了七十六年，現在的確已是關鍵時刻，美國人若不立即覺醒過來堅拒社會主義，全人類社會將成「奴隸社會」，全人類將被奴役、毀滅！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