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因毛澤東要建立「地上天國」，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驅趕到「五七幹校」。「五七幹校」從實質而言，與俄國流放「政治犯」的西伯利亞，德國法西斯關押猶太人的「集中營」沒有什麼區別。作家徐方認為「（幹校）不僅勞民傷財，更多的是對人的思想強制性扭曲，對人才的極大浪費，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毛澤東要建立一個「地上天國」
2016年5月，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署名趙信的文章指出，「五七幹校」，源於毛澤東的一封信。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五天後，毛澤東在和「秀才」陳伯達、戚本禹談話時說，解放軍總後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萌芽」，「也許能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曙光」（戚本禹《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共識網2013年12月23日）。由此可見，毛澤東把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就是要建立一個「地上天國」。
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驅趕到農村
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在紀念「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到慶安縣柳河的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毛澤東看到有關材料後，命令在《人民日報》刊登。在姚文元親筆撰寫的編者按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此後，全國推廣這一經驗，興辦大量「五七」幹校，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這場運動就像突然襲擊似的，沒有徵求當事人的意見，也沒有人敢提出異議。《幹校札記》這樣寫道，「下放動員提出的口號是『連鍋端』，鼓勵人們退掉房子，帶上家屬一起走。軍宣隊作動員報告時說，『你們這次下去是要紮根農村，在那裏過一輩子，不回來了。所有的人都得去，哪怕你走不動了，用擔架抬也得把你抬下去。』」
就這樣，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驅趕到農村。據統計，「當時，中央黨政機關共在全國18個省區設立了106所五七幹校，平均每省5.9所，而河南省的信陽一個地區就設立了20所。其中，息縣一個縣設立了8所。」（吳敬璉《回望幹校年代——<幹校札記>序》）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信陽當年之所以在全國18個省區中建起數量最多的幹校，就是拜「以農民為試驗對象」的人民公社運動所賜。那場運動使得本來物產豐富、氣候宜人的魚米之鄉成為地廣人稀的荒蕪廢墟，如此廣闊的天地正好可以辦「大學校」！結果，兩場建立「地上天國」的努力都失敗了。
「二戰」中猶太人遭遇再現
《幹校札記》的作者徐方當時還是一個15歲的少女，她是跟隨在學部經濟所工作的母親到幹校的。《幹校札記》是以一個少年人的視角去觀察和描寫，一些場景同樣讓讀者驚心。
「學部」的知識分子們剛到息縣時，沒有現成住房，男女分開，男人住在一座棉花倉庫，「那倉庫碩大無比，坐北朝南，東西兩側各有一扇赭紅色大木門。倉庫本不是為住人蓋的，只有高處開有幾個小氣窗。內部用粗木頭搭成架子，再鋪上床板，構成上下兩層通鋪，住進去140多人。」
「我們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倉庫集中吃飯。在南北兩排上下層的大通鋪之間，人們用桌子兩兩並在一起，擺成長長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盞馬燈。經濟所全體職工加上家屬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兩側，場面蔚為壯觀。」
這個集體住宿、集體就餐的畫面，多麼像反映「二戰」中猶太人遭遇的電影鏡頭。
對人才的極度浪費
《幹校札記》中記載，幹校採用軍事化的編制和管理方式，將老幼分別編進連、排、班，由「軍宣隊」和「工宣隊」領導。他們蔑視這些知識分子，肆意凌辱。在一次集合開會時，一位政委在台上訓話：「學部這個單位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一位美國學成歸來的女學者曾和徐方談起美國用洗衣機洗衣服，軍宣隊指導員知道後在全連大會上批判說:「有人到了幹校還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說什麼可以用機器洗衣服！」
這些以無知識自詡的人卻手握大權，安排知識分子從事五花八門的勞動：錢鍾書當郵遞員，每天斜跨大帆布包，去公社郵電所取來報紙信件；紅學家俞平伯為豆腐坊選黃豆、為蓋席棚搓麻繩，語言學家呂叔湘在食堂賣糧票，文學研究所所長、大詩人何其芳被指派養豬。陸志韋是繼司徒雷登之後原燕京大學的一位重要校長，下幹校時他已76歲，也被安排養豬，有一次竟然昏倒在養豬場。
還有顧准，當時他精神頻臨崩潰，拼命幹活。麥收時，顧准彎不下腰，只好跪着割麥子。據《息縣日記》記載，顧准從事的勞動種類有：拉沙子、拉石灰、挖土、抬土、脫坯、制瓦、和泥、打夯、出窯等，多達51種！
「幹校」成了一座人間地獄
2010年第9期《記憶》發表署名陳虹題為《五七幹校——並不遙遠的歷史》（以下簡稱「歷史」）的文章披露，一位軍代表在五連（中國作家協會）大會上的訓話：「你們這些『臭老九』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打起仗來，先把你們『突突』了！」這是一位負責人在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公開揚言：「我們一定要把文藝黑線的根子徹底挖出來，先吃肉再喝湯，最後啃骨頭！」……
於是一場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於幹校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其聲勢之大，可謂人人過關；其刑法之酷，可謂慘絕人寰——用煙頭燙，用皮鞋踢，搞「車輪戰」，使「熬鷹法」……再到後來，就連老牌的「黑幫分子」們也無不暗自「慶幸」了：「其刑法，只要用其一端，我命休矣！」
僅僅幾年的工夫，這所美其名曰「向陽湖」的文化部五七幹校，終於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此間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殘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經無法統計清了。韋君宜寫過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記憶》，記載了僅僅發生在她身邊的十個「無罪者」的故事。她淒楚地寫道：「當初我們是一起被趕下來的，如今卻不能一起走了……」
夫妻分別住進男女宿舍
「歷史」的文章還披露，至於管理，同樣是「準軍事化」，一切均以軍隊的紀律嚴格要求之——白天，在連長、排長以及班長的帶領下進行勞動；晚上，則以班排為單位繼續開展「鬥批改」。不僅平時根本不准請假，就連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徹底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深更半夜，也要時不時地被哨聲喚起，強行「拉練」。年屆六旬的蕭乾不堪其苦，他說：「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圓，因為軍宣隊半夜裏會吹哨『拉練』。我只敢和衣而眠，夢中還得豎起耳朵聽着隨時可能吹響的哨子……」一次，馮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崗時跌倒了，蕭乾急忙上去攙扶，但是這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幹部卻上氣不接下氣地推開他：「別管我，快跑，跟上隊伍，不然要挨批評的！」
後來，讀了別的幹校的材料，才知道這種制度並非是咸寧幹校的「專利」。在位於河北的中央直屬藝術院團的幹校中，甚至出現過這樣的笑話：看露天電影時，所有的人也必須整隊，帶着小板凳，以班為單位排成一溜，班長坐在最後邊。哪個人要上廁所了，只能一個一個地往後傳，向班長請示報告；而班長的答覆，同樣是一個一個地往前傳，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會」。
很可能也是為了這一同樣的原因吧，在「準軍事化」的幹校中，原有的家庭結構竟然也被強行拆散了——當初有些「學員」是將整個家搬下來的：或是因為夫妻雙方均在一個單位里，或是因為夫妻二人不願長期分離。然而進得幹校後才得知：這裏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區別——不管你是夫妻，還是其他什麼關係，一律按照性別的不同，住進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至於那些隨同父母一齊下放的孩子們——從學齡前的兒童到十幾歲的少年，則一律被集中到了數十里外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裏，兩個星期才能探望一次。塗瑩跟隨父母來到幹校時只有6歲，她回憶道：「……送我坐班車去學校的日子到了，我獨自逃到山後的林子中間，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叢中的各種蟲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學校！」
「下等人」成為迫害對象
按照當年顧學頡的說法，一共分成了四類人物、四種等級：頭等的，是上級派來的軍宣隊；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為一般的革命群眾；四等的，則是被批被鬥的「牛鬼蛇神」……於是乎，當這四種不同階層的人被強行「集中」到了同一個屋檐下時，彼此間的「勃谿」則是不言而喻了！——十四連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殺鴨子，有人「義正辭嚴」地提出意見，鴨肉分給革命群眾，審查對象只配吃鴨頭和鴨屁股！
身為第一等級的軍代表們，權力意識在不斷膨脹，傲慢情緒在不斷增長——大言不慚地將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劉白羽」者有之，有恃無恐地猥褻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張胆地竊取公共財物者有之，居高臨下地向被管制對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幹校」產生了最為黑暗的歷史廢墟
當年同樣當過「學員」的火星教授，曾在他的《殘破的世界》一書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造神運動』和『造鬼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造奴運動』！……沒有『奴』，『神』是虛空的；沒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無由抓出。」——我不能不佩服他的一針見血，他的入木三分：他揭示出的正是五七幹校的罪惡之所在！正是「集中營」的罪惡之所在！
早在1998年，一個名叫摩羅的年青學者就這樣評價過文革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一群群地被趕進了一個名叫幹校的地方——那實際上就是政治集中營，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長而又殘酷的迫害中，只有極少數人為了捍衛尊嚴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則一律為了求得生存而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立場。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沒有行使知識分子創造職能的條件，而且內心也已沒有了一絲知識分子的意識。他們已經像他們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樣，沒有了自我、沒有了個性。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全軍覆沒，這個覆沒產生了近代以來最為黑暗的歷史廢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