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國家安全項目資深撰稿人扎克.多爾夫曼(Zach Dorfman)近日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一系列調查報道，還原過去十年來美國與中國在情報及數據競逐的內幕。他接受本台記者專訪，談及這費時一年多的調查發現。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21日開始發佈連續三篇獨家調查報道。作者多爾夫曼在從第一篇「中國盜竊上億數據，破壞美國的情報系統」講起，談論中國如何在2010年以來，重新整建情報及數據分析隊伍。第二篇主要談論奧巴馬時期，美國在中國的情報網遭破壞後，逐漸開始正視中國威脅。
中國情報界如何「熊抱」科技企業
記者:多爾夫曼先生您好，今天剛刊出的是你這一系列調查報道的最後一篇，時間放在川普時代，着重在講中國情報界與科技公司的合作，您的主要發現是什麼?
多爾夫曼:我想先非常清楚地表明，這個調查報道的背景是我對超過三十名以上現任和前任美國情報和國家安全官員的訪談。
第三篇報道的主要發現是，中國情報部門與中國企業的熊抱(bear hug)關係越來越緊密。這有些是公開資訊，比如2017年通過的《國家情報法》，中國公司必須配合中國情報部門，如國安、公安部的要求。
透過調查我還了解到的是，中國情報部門基本上把數據處理需求「外包」給主要的中國科技公司。比如中國情報單位想要鎖定某個人，而沒有足夠的能力或資源，就交給大公司去處理大數據的交叉分析，讓有能力的中國公司為情報單位服務。
美國官員告訴我，到了川普時代，他們掌握到更多這類的活動證據。
中國沒有「普通公司」
記者:你在報道里引述一段美國情報官員很生動的比喻，他說，這就像是美國情報界能夠自由指揮谷歌、亞馬遜、微軟，說「來，我們需要這個分析，下周交給我們」，中國有百度、阿里巴巴等幫助中國情報系統壯大規模，他說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發生的。那麼，中國情報界與中國科技公司這樣的關係，對美國的意義是什麼?
多爾夫曼:我認為最大的重點在於，這些中國大型科技公司是不可能按照美國或歐洲的標準，稱自己是一個「普通公司」的身份在運營。即使這些公司可能有大量業務與情報搜集無關，但因為它們已經被嵌入到一個政治體系中，而這個政治體系要求它們在必要時，必須成為捍衛(中共)體制的輔助者。
這也意味着美國的政策決策者、美國公眾看待這些中國公司的方式，必須與看待其他國家公司有所不同。
記者:川普政府四年來對於中國科技企業祭出的管制，美國國安情報界怎麼評價?
多爾夫曼:我認為，美國甚至是歐洲已經有廣泛共識，對於在海外運營的中國公司所帶來的潛在安全威脅必須要有更多提防及管控。但在識別威脅程度和具體做法上，仍有分歧。
當我們在談字節跳動、華為或中興通訊，它們是不同的實體也從事不同的業務，可能造成的威脅程度也是不一樣的。另一點，人們對於川普政府把打擊中國科技巨頭當成貿易戰籌碼也感到遲疑。比如川普在(2018年)對中國電信公司中興通訊(ZTE)禁令的反覆，還有(2018年)暗示美國可能放棄引渡華為財務長孟晚舟作為貿易戰籌碼等。
這聽起來仿佛像是實際上並不擔心中國科技公司是真正威脅。對於那些支持對中國企業採取果斷態度的人來說，是令人沮喪的情況。
「這是美國從未有過的競爭對手」
記者:綜述您這這三篇關於美中大數據情報戰的報道，您最希望讀者能夠讀到什麼?能有什麼樣的討論?
多爾夫曼:這是一個好的問題。可以的話，我想說兩點：
首先，中國情報部門擁有的能力是美國從未有過的競爭對手。過去十年，中國情報部門非常重視發展數據，把數據武器化。當數據只是單一的，它是沒有價值的。但當你有能力把數據連接在一起，再加上複雜的人工智能及分析系統的建構，這將成為一種新型的、動態的、持續的競爭。而美國從來沒有面對過這類的競爭。
我想說的另一件事是，當我在報道這個事件時，我開始研究美國、中國情報機構做了什麼？兩國的領導層又做了什麼？這讓我思考一個問題，雙方都在採取行動，每個動作又都在互相影響。
例如，大約十年前，美國中情局的網絡被中國政府弄清時，中國感到非常恐懼，他們開始採取所有行動來防止重蹈覆轍。中國開始運作後，美國也有新的反應，這像是乒乓球在兩個非常強大的國家間迴蕩。我的報道只是顯示了過去十年是如何展開，未來我們都無法完全預期。
記者:我很好奇，你說自己不是「中國線」的記者，是什麼機緣讓你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做了這篇關於中國的報道?
多爾夫曼:我是情報線的記者，我做關於國家安全和情報相關的報道，所以我關注過俄羅斯、中東等國家。但我認為，美中兩國關係將定義世界下一個50年、75年，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我試圖從我的小角落-情報和間諜活動-去了解這種關係的發展方向，這是一個可看到大問題的窗口。
記者: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