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京東快遞人員在北京市海淀區遞送快件。（2013年11月20日）
在COVID-19疫情下，有不少研究和新聞報導指出，中國零工經濟（Gig Economy）時代已經到來，但它究竟真是社會成長的新動能，還是社會維穩的廉價工具？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零工經濟的特點跟發達國家知識型零工經濟截然不同，「歐美的今天不必然就是中國的明天」，中國還有很多必須要邁過的「檻」。
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與北京字節跳動公共政策研究院上月發佈「互聯網時代零工經濟的發展現狀、社會影響及其政策建議」報告將互聯網時代的零工經濟定義為：以網絡平台為基礎，以獨立自主且有特定能力的勞動者為主體，以碎片化任務為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地點、方式靈活，最大程度實現供需匹配的新興經濟模式。
企業家：零工經濟將日益盛行
台灣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所長成之約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根據他閱讀的文獻或資料，在COVID-19出現之前，就已看到零工經濟發展的趨勢，而在疫情後的勞動市場，很多企業的CEO反應，零工經濟將會越來越盛行。
工人們佩戴口罩在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的汽車裝配線上工作。（2020年4月8日）
成之約說：「可能是考量到避免跟人的接觸，可能很多工作就委外出去，或許也考慮到如果把很多員工聚集在一個工廠裏面或職場裏面，會不會造成這些接觸頻繁，甚至或有更多病毒感染的這方面問題，所以大量的工作搞不好還是透過委外的方式，交給這些不管是個人工作者去自行接案，還是透過零工經濟的工作者去進行這些商品的外送。這些資料如果顯示確實是如此的話，那我相信未來的勞動市場還是會看到大量的工作者，會持續發展，甚至被應用的範圍還會不斷擴大也不一定。」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陳雲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認為，零工經濟只是正規就業的補充，而在中國情況更為複雜。她說，零工經濟在中國以前叫做「農民工」，他們主要是在實體經濟的製造業中工作，而零工經濟是在現有基礎之上又加入不少知識青年，載體不同，現在更依託虛擬經濟，為平台經濟從事生活服務業和娛樂等內容。
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
陳雲表示：「中國的背景跟發達國家背景不一樣，中國零工經濟的一個特色就是知識青年依託網絡平台進行的這種零工式生存或就業擴大，它的背景是大學擴招跟經濟的增速放緩，這就產生很大的就業壓力。像今年2020年的高校畢業生是874萬，這在十年以來是每年創新高的，而中國的GDP（增長率）在2018年降到6.6%，現在疫情之下的話，還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一季度雖然報了三點幾的這樣一個增數，但全年下來，有的人說是二點幾，現在還不知道，所以現在的就業形勢就更加嚴峻。」
在遼寧省瀋陽市某高校舉行畢業生招聘活動。（2019年3月21日）
陳雲表示，中國零工經濟能不能發展以解決經濟下行的問題，主要取決於市場需求面及從事零工經濟的從業人員主體，他們本身是否具備獨特的知識型技能。她說，事實上，為了解決知識青年的就業，中國在2017年就提出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這個看似面對的是所有大眾，但總體還是瞄準知識青年就業困難的問題。
陳雲說，這個政策在實踐層面並不成功，因為市場上有很多領域被國企還有一些民營企業等大企業壟斷，因此真正能夠創業創新的空間其實很小。
市場需求與知青主體
陳雲表示：「第二個就是這些大學生知識青年主體，大學生創新技能意識上面的缺乏。其實中國的大學生基本上都是應試教育的產物，所以從小到大都沒有在創新這方面的意識和技能上有所積累，所以2017年以後的這個口號並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又加上去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摩擦跟新冠（中共病毒）的問題，很多人感興趣零工經濟能不能解決中國經濟問題。」
雖然有報導指出，由於經濟成長放緩、市場飽和，加上政府監管趨嚴，中國網路零工經濟恐怕無法再吸納大量工廠失業人力；隨着滴滴出行、美團點評等平台陸續裁員，恐怕將讓中國勞動市場再次拉警報。也有媒體指出，中國傳統產業招不到工也跟年輕人都轉去從事零工經濟有關。不過，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與北京字節跳動公共政策研究院共同撰寫的報告認為，零工經濟在帶動就業、助推新興產業發展上，發揮越來越顯著的作用，成為創造社會財富的新動能。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同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陳雲不諱言，在COVID-19下，確實有更多人投入零工經濟，像是一些超市員工轉移到河馬生鮮快遞，但她還是認為零工經濟的發展有其極限，並且認為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互聯網零工經濟很不一樣：中國在生活服務業的佔比最高，而發達國家則有着知識型的自由職業者，他們擁有比較高的知識型技能，並且市場上也有需求。這跟中國經濟下行、人員就業困難而去從事平台經濟是兩種情況。
陳雲表示：「你要知道，網路這種外賣的消費首先要有收入才行，如果中美貿易摩擦和疫情的雙重打擊，造成整個經濟萎縮很嚴重的話，你沒有收入，這些外賣服務本身也會嚴重萎縮，需求也會萎縮。第二個，不斷壓價的情況之下，外賣員工的收入可能也會直線下降。共享員工這個概念聽起來很美好，實際上只能存在於可替代性非常強的工作時間，就是都是非常低技能、低門檻的工作，誰來干都行，只是一個臨時性的人力資源的重新配置。當然（疫情下）有總比沒有好，但也不用去誇大共享員工好像以後會成為一個趨勢似的。」
在廣州從事外賣小哥的胡元，雖然大學畢業，但為了能趕快找到一份工作來養活自己，因而選擇門檻低的外賣工作，以儘快進入就業市場。
一名外賣員正在湖北省武漢市送餐。（2020年2月26日）
胡元跟美國之音分享了他為什麼會去當外賣小哥的原因：「我個人因素，我比較不喜歡在一個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的工廠裏面工作；第二是因為我送外賣比較快的話，我賺小費會比別人多。如果在工廠裏面我做事做得快，領導也不一定會提升我的薪水，他也不一定會知道我是誰。所以我自己光是跑送外賣的話，在限定時間裏面把餐送到客人手上，如果我提供的服務好的話，他就可以提供我多一點的小費。」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陳雲表示，這顯示傳統性的工作吸引力不斷在降低，以前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傳統製造業在廠區發生了十三連跳的高自殺率，說明了制式工廠管理模式跟現在年輕人追求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但與此同時，平台經濟中的這種勞動密度很強的外賣等工作，無論從收入保障或是自身發展來看，也並不是真正年輕人的歸屬，特別是知識青年。
發達國家的今天是中國之明天？
陳雲表示，該份報告總體看好中國的零工經濟，是從一個整體視角，把中國未來定義為知識型、技術型的工作會很多，有點一廂情願地認為「發達國家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但她認為，中國零工經濟過渡到發達經濟體的零工經濟狀態之間不存在必然性。
陳雲說：「它需要打零工的這些人本身的人力資源要能改善，要有技能，真正成為一種技能型的、有創意型的，你才能去需要靈活員工的市場中找到你的工作。否則，不是說你的身份自由了，你就必然能找到工作。現在很多年輕人本身這方面的技能和創意是很匱乏的，應試教育可能要擔負很大的責任，就是教大家刷題刷出來的，追求標準答案式的學習方式。」
陳雲表示，她真正關注的是中國現在經濟增數下降，又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每年大學畢業生知識青年在不斷壯大，在這種局勢下應如何解決他們穩定生活和福利的問題。畢竟，零工經濟在個人層面屬低收入、低保障型，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比較差，又非僱傭關係，因此變數非常大，這對知識青年的個體保障和福利也是很大的問題。
專家：正面溢出效應有限
陳雲表示：「第二個就是說這種經濟型態對於全社會是不是會有正面溢出效應，其實我個人覺得這裏的挑戰是更大的。很大程度上並沒有自己原創技術，而是應用，對外部性的創新和產業結構上帶動整體提升，不能說一點成效都沒有，像是百度熱心開發自動駕駛，但還沒有很成熟，要說已產生正面溢出效應還言之過早。」
不過，在中國大學畢業生急着找份工作餬口的當下，對於勞動保障的權益似乎並非他們選擇工作的首要考量。外賣小哥胡元說：「在我自己來說，我當然希望多一分保障，對我當然是好一點。但現在蠻多人去做外賣行業，我們之間競爭很厲害，對體力的要求很高，我當然也不希望工作時候受傷。剛剛你提到保障那些，我從來沒有想過，只是現在你說到、提到了，然後我開始有點擔心。我看看囉，如果繼續做下去，我會問我的領班，到底我有沒有好一點的員工保障。」
台灣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所長成之約表示，不管工作內容有何層次上的差異，零工經濟的勞工為了換取高報酬，工時相對來說會比較長；而外送人員為了搶單、搶快，可能引發交通意外的職業安全衛生方面也存在風險；最重要的是，他們普遍缺乏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持，不管是對失業還是對退休生活的保障也會相對不足。
零工經濟從業人員三大風險
成之約表示：「對於從事零工經濟的工作者，如果他不在一個僱傭關係之下，他存在的風險就是工時過長，甚至引發過勞問題，還有所謂職業安全衛生方面的風險，還包括我們講的這些社會保障制度，相對來講對這些人是不夠周延、不夠完整的。現在所面對的零工平台經濟工作者，尤其是個人工作者，他如果不是受僱的話，即便他加入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這個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基本上都沒辦法代表他去跟平台業者去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或權益的保障。」
成之約主張打破這種必須在僱傭關係下，工會才能代表勞工去進行談判協商的法規限制。他說，有些歐美國家把團體協商的制度定位在只要有利益關係跟利害關係下，工會就可以代表這些會員去進行談判協商，即便並非僱傭關係。成之約認為，這個部分是團體協商制度在設計上可能要去突破的地方。
對發展中的中國而言，零工經濟為大學畢業生創造了更多工作機會，或許滿足中國最重要的維持社會穩定的功能。但這種商業模式延伸出來的勞動保障不足的問題，世界各國都還處於一個重視或注意的階段，要真正做到超前部署，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