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目的之一，是殺雞儆猴，恫嚇那些心懷不滿的工人群眾和仍在同情反對派分子的共產黨員。他要他們明白，誰膽敢反對斯大林的專制，誰就要遭厄運。為配合這一目的，他還要被告們親自向全黨發出明確無誤的警告。
被告人博古斯拉夫斯基說，「我是從一件乍看似乎無罪的小事開始的……如果你們有一天走錯了路，犯了錯誤，而且還執迷不悟，那麼就正如公訴人昨天所說的那樣，你們就可能而且必定會墮落到法西斯反革命的泥沼中去，就象我們現在這樣。」
被告羅森霍爾茨的一席話也反映出了斯大林的威脅：「誰若稍微偏離了黨的總路線，他的下場就一定是可悲的、不幸的！」
斯大林在確定審判鬧劇的台詞時，抑制不住自我吹噓的狂熱衝動。正因此。每一個演員自然就會在審判過程中表達出自己的愛與憎、理智和感情。
為此，維李斯基把自己的起訴詞裝點上大量的讚詞，諸如什麼「偉大的」、「天才的」、「英明的」、「最敬愛的」等等。有一次，他是這樣結束髮言的：
「我們和我們的人民，將一如既往地在我們敬愛的領袖和導師——偉大的斯大林率領下，沿着一掃舊時代殘渣餘孽的光明道路向前、向前，直到共產主義！」
布哈林在法庭上感慨無比：「他（自然是指斯大林——作者）是人類的希望！他是偉大的創造者！」另一個被告羅森霍爾茨則高呼：「布爾什維克黨和它的不屈不饒、英勇無畏、自我犧牲的光榮傳統萬歲！讓我們繼承這獨一無二的光榮傳統。在斯大林領導下走向光輝的未來！」
辯護律師也不甘落在檢察長和被告們的後面。律師科姆莫多夫慷慨激昂地說道：「談到有人陰謀反對斯大林的領導，那麼我要說，一億七千萬人民將為保護自己的領袖而築起愛戴、尊敬和忠誠的銅牆鐵壁，它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永遠永遠也攻不破！」
這些亂七八糟的胡言亂語、宣傳口號和自我吹噓就是斯大林所謂的客觀公正的審判！
每一個閱讀過或者哪怕是瀏覽過莫斯科審判正式速記記錄的人，大概都已發覺，這些記錄鋒芒所指，主要都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特別仇視托洛茨基，這種仇恨，在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被驅趕到國外之後，在斯大林感到自己鞭長莫及之後，變得更加瘋狂。
由於不能把這個參加過一九零五和一九一七年兩次革命的傑出領導人與列寧的其他老戰友同時處死，斯大林只得強迫莫斯科審判的全體參加者——被告人、檢察長和律師，把托洛茨基罵得狗血淋頭，把他定為罪魁禍首、道德敗壞者，以此來暫時滿足自己的復仇欲。
為了把托洛茨基說成是一切「反革命地下組織」的組織者和領導人，斯大林憑空捏造出一個「陰謀聯繫網」，說這張網是從丹麥、法國和挪威伸向蘇聯的。因為托洛茨基曾在這幾個國家居住過。
斯大林胡謅托洛茨基與「反革命地下組織」之間有兩種聯繫方式：一、托洛茨基與這個地下組織的蘇聯領導人秘密通信；二、這些領導人離開蘇聯專程前去向他匯報工作和接受新的指令。
我們已經知道，在三次莫斯科審判中，國家公訴人都無法出示一封所謂的「秘密信件」，儘管他說這種通信持續了好幾年。更何況法庭所要證明的是「陰謀家們」的確確與托洛茨基多次，而不是一次的秘密碰頭。為了使這一說法站住腳，內務部領導授意哥爾茨曼、皮達可夫和羅姆三名被告，要他們在審判廳內坦白罪，說自己曾分別於不同時間與國外的托洛茨基見過面，並從他那裏接受了給地下組織的命令。斯大林想，這三名被告的口供出來後就會變成鋼鞭材料，必定收效不小。然而，結果卻完全出乎斯大林的預料，這幾次與托洛茨基會面的所有重要細節，統統經受不起任何推敲。這樣一來，三名被告有關與托洛茨基會面的「口供」，就失去了一切法律上的效用。
斯大林在這件事上慘遭失敗，其原因非常清楚。托洛茨基自從一九二九年被逐出蘇聯後，一直僑居國外。因此，他只有在國外才能與陰謀分子們見面。斯大林被捏造這些會面的念頭迷住了心竅，居然忽視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情況：內務部的權力還沒擴展到國外，它無法剝奪外國澄清事實、查明真象的權力。要在這種情形下導演一出以「陰謀者」與托洛茨基會面為背景的審判鬧劇無疑要擔負天大的風險。
果然，一場揭露斯大林謠言的運動在西方展開了。
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中。哥爾茨曼供認說。他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因公到柏林出差時，曾秘密地在那裏與托洛茨基的兒子列夫·謝多夫會面，並按陰謀組織內一個領導人（伊·尼·斯米爾諾夫）的委託，將一些文件和以後聯繫的密碼交給他轉送托洛茨基。第二論會面時，謝多夫建議哥爾茨曼同他一道去見住在哥本哈根的托洛茨基。
「我當時就同意了」，哥爾茨曼在法庭上供認道，「但我提醒他，為了不招人耳目，我們不能兩人同行。我和謝多夫商定，我過兩三天去哥本哈根，住『布利斯托里』飯店，並在那裏與他見面。我離開車站後便直奔飯店，在登記處見到了謝多夫。十時左右，我們就動身去見托洛茨基。」
哥爾茨曼還承認道，托洛茨基告訴他：「……必須除掉斯大林……必須精心挑選合適的人去執行這一任務。」
當哥爾茨曼的供訴見報後，托洛茨基馬上聲明那全是謊言，並立即通過外國新聞社向蘇聯法庭和國家公訴人維辛斯基提出要求。讓他們問問哥爾茨曼，他是以什麼身份、什麼名字進入丹麥的。
維辛斯基當然不會向哥爾茨曼提這些問題。他知道，丹麥當局對所有入境的外國人都要進行檢查，把名字和身份登記下來，所以，維辛斯基擔心西方記者會在丹麥四處查訊。那樣一來，整個謊言就將昭然若揭。同時，哥爾茨曼的供訴對於整個審判又非常重要。它是對其他被告起訴的依據。起訴書說（後來的判決書又對此予以肯定），這些被告是恐怖活動的實施者，托洛茨基從哥本哈根給他們發出的命今，正是通過哥爾茨曼轉達的。
法庭判處全部被告人死刑。哥爾茨曼也不例外。一九三六年八年二十五日，即作出判決的第二天，這些被告就被槍決了。這樣一來，事情就變得象常言所說的那樣。「死無對證」。斯大林和維辛斯基以為，他們的審判鬧劇將因此而成為永世不解之謎，可是，他們的算盤打錯了。
九月一日（槍決「陰謀分子」之後不到一個星期！），丹麥政府的官方報紙《社會民主》就發表了一篇驚人的消息：「布利斯托里」飯店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因大樓拆除而關閉了；可是哥爾茨曼卻說，他在一九三二年在那裏與謝多夫碰頭，爾後又一起從那裏到托洛茨基的住宅去，這怎麼可能呢？
全世界各大新聞社立即轉載了這一重要消息。各方面的人士，無論是敵人還是疑惑不解的朋友，紛紛向莫斯科質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是斯大林對此始終保持沉默。
在美國，一位著名的哲學家約翰·瓊組織了一個專門小組。調查莫斯科強加給托洛茨基的罪名。小組在仔細研究過「哥本哈根事件」的事實材料之後，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
「事實證明，在一九三二年，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飯店已不復存在。因此，哥爾茨曼顯然不可能與謝多夫在這家飯店裏見面。可是他卻聲稱。他與謝多夫約定，他要在這家飯店『住下』並在那裏與謝多夫會面，而且說，這次會面確實是在這家飯店的登記處進行的……」
「我們有權肯定……哥爾茨曼沒有在那裏與謝多夫會面，也沒有與他同去見托洛茨基。哥爾茨曼沒在哥本哈根見過托洛茨基。」
除揭穿了哥爾茨曼的「供訴」之外，該專門小組還絕對準確地查明，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二日這段時間裏，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裏，謝多夫根本不在，也不可能在哥本哈根。象約翰·瓊組織的這樣一個未經國家授權、不能查閱國家檔案並不能僱傭私人偵探的專門小組，能收集到如此眾多而又不可爭辯的證據，的確十分不容易。這些證據主要是涉及謝多夫與哥爾茨曼會面的。在此，我僅引用兩條證據。
第一條，是當時在柏林最高技術學校學習的謝多夫的成績冊、有校方簽字蓋章和教師簽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簽字的考勤簿，——這就證明，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裏，他的兒子一直在柏林考試。
第二條。是謝多夫給父母寫的私信。這些信不可置辯地證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三日。他的確確在柏林。下面就是他父母快離開丹麥時。他寫的一封信。
「尊敬的父母，你們在距離柏林總共只有幾小時路程的地方還能呆一天半了，可我不能前來看望你們！德國人不願意因我暫離柏林而延長我在德國居住的時間，德方不同意，我就得不到丹麥的入境簽證、即使德方同意給我簽證，也是要我離開後就不再返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