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久都沒有弄懂華夏文明不具擴張、出擊的「侵略性」，究竟意味着什麼？原來，那不過就是「關起門來做皇帝」而已，不喜別人來問家務事。當然城牆是必備條件。於是，在這種格局底下，統治模式和城牆防禦技術二者，其中必有一項與時俱進，方能維持，設若集權方式不變，則打牆技術勢必不斷改進。
中國「打牆工藝」的現代化
毛澤東的四九中國，與西方絕交，受蘇聯卵翼，乾脆閉關鎖國，效仿朱洪武「片帆不准下海」，倒也簡單，無非神州裏面「不愛紅裝愛武裝」，築高爐放衛星餓死人，外面愛莫能助。如此鬧到崩潰邊緣，實在混不下去了，鄧小平痛定思痛，悟出「改革開放」一計，挽救江山。但畢竟匆匆，未及思量這「開放」使防禦工事全然廢弛，居然鬧到京師長安街血肉橫飛，於是還要痛定思痛一番。
門是不能再關上的，否則哪裏去弄錢來救江山？老百姓要餵飽了才消停，這是千年定則，看來「防禦工事現代化」是唯一選擇，原先那「四個現代化」都是扯淡，「第五個」（政治）則免談，如今才想到這「第六個現代化」，觀念太落後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不知道進口橡皮子彈。
「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要從「關門」的穩定，發展出一種「開門」的穩定觀，全賴構築一道什麼樣的城牆，從軟體到硬體，從中國傳統到泊來品，都有講究。互聯網跟着降臨，不是壞事，「萬里長城」要借西方新技術，一直構築到虛擬空間去。耗資數百億的「金盾工程」——深入到一家一戶的全國性數位防火牆，是「洋為中用」，把挑戰轉化為機會，使遠古的秦始皇築牆工藝，得以升級換代。
中共「心防」：民族主義
資訊封鎖、言論箝制、出版監控等等，都是「柏林圍牆」組件，但只能防那明火執仗，也防不勝防；而像毛主席那般靠魅力唬人，騙到你的心眼兒里去，叫你到死還在喊「萬歲」，又是可望不可即，魔力難再；我們的文明傳統可有「承傳」之處？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設防到每個人的心裏去，至少是有啟發性的，可是控制到「靈魂深處」的全能主義，需要迷信配合，文革前的清貧社會尚可，眼下這人慾橫流的世道，就不大相宜。「眾里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怎麼忘了封閉時代的老冤家西方和洋人了？叫你們使了廉價勞力、賺了豐厚利潤、污染了山河，正好繼續罵你們「帝國主義剝削壓迫」，用來設置組裝一套新的洗腦軟體——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一個積累了二百年痛苦的數據庫，可以提取壓倒一切的「天理」，供體制任意使用，去盡情煽動那未曾治癒過的「民族心理挫折感」，並藉此收繳有關個體的一切資源，最大化關於民族、國家、集體、黨的所有含義。這個意識形態，又在相反的方向上，洗滌「民族國家」怪獸半個多世紀的血腥劣跡，抹掉社會和個人的常規記憶，使九〇後的世代，對歷史一無所知，便可一勞永逸地把「萬里長城」築進他們的內心。
「民族國家意識」，這個在歐陸十九世紀上半葉居主宰地位的老舊意識形態，比往昔任何時候都對中國政權具有利用價值，而北京拿捏、玩耍它的技巧，也較從前大為精緻。
因為毛澤東時代打了一場可稱平手的「抗美援朝」，除了稱卑蘇俄，確乎大刺刺地「獨立自主」了十年，中國人則飽受家門裏「階級鬥爭」之罪，並無「外辱」可言，那時的民族主義，還是抗日的餘熱和抗美的興奮，大約不過虛火而已。後「六四」二十年就不同了，有國際制裁在先，外資大舉蕩滌在後，而平民百姓失去「社會主義福利」，跌進「資本主義火坑」，統統從「主人翁」淪為廉價勞動力，生計艱危又無病老保障，這股民間底火如何疏導？自然還是要他們去恨洋人，是最划算的。
江澤民政權一手引進外資，一手煽動仇外，把民族主義打造成里外通吃的一柄雙刃劍，是比文革排外模式更「先進」的伎倆。在崇洋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九〇後世代，與生俱來有一種對西方的「愛憎交織」心結，也被這個體制充分利用，模仿毛澤東「孕育」紅衛兵一代的故事，將他們塑造成一代「憤青」，則是一個顯見的例子。植入民族主義「心防」的中國青年，即使留學西方，也較難接受普世價值，且毫無民族歧視的羞恥感。民族主義也延燒到海外，給五洲四海的華人社會以「認同慰藉」、撐腰快感，順便也抹除「六四」屠殺鑄成的恥辱，又乘勢欺負弱小藏族維族，給國際社會以「大漢族主義」的惡感。
全能主義的修復：竹幕變綢幕
不要小覷這二十年的穩定，說它無非是一種「恐怖平衡」。設若這道民族主義心防不存在，中國的「水深火熱」早已釀成天下大亂。
毛時代閉關鎖國，令民智凋敝；「開放」又任憑商業化資訊蕩滌一通，價值體系基本解體，卻在這樣的精神廢墟上，一個瀕死的極權體制，竟可以神奇般的復甦其所有低劣卑鄙的功能，又如何解釋得通？
「民族主義城牆」，抵擋普世價值流入中國，使得這個體製得以事半功倍地施展其動員能力，以應付社會動盪和天災人禍，反過來又不斷修復、潤滑破舊的國家機器，中南海處理汶川大地震、大辦奧運和國慶閱兵，皆可作如是觀。西方以「雪恥」解讀北京奧運和國慶，自是不錯，但隔着一道隱形牆，外面看不見其國家機器的修復跡象。
眼下中國的情勢，跟清末相比如何？最大的不同，是朝廷的強弱在天壤之間，晚清積弱自咸豐算起，已近百年，而中共目下正在國力強盛時期，對突發事件的控制能力，非毛鄧時代可比，以下是一例：
二○○七年底，河南寶豐縣附近一個軍械倉庫保管員張紅賓，因下棋爭執擊斃科長，攜帶一隻五六式衝鋒鎗和約八十發子彈逃跑。此案引致濟南大軍區副司令、參謀長、總政治部保衛部副局長、省軍區司令等，趕到現場坐鎮，成立偵破聯合指揮部，調用強大警力設卡堵截、查緝佈控，甚至急調一輛裝備二十五毫米機關炮的九二式步兵戰車，對逃犯藏匿處猛烈攻擊，炸成廢墟，再調兩輛消防車滅火。
別說晚清，即使民國、國民黨，也不會為了一個叛卒，而驚動總兵乃至一省的督軍。中共雖草木皆兵，動輒出動野戰軍，但此例也顯示其動員、應對能力的極端與誇張。我們亦不難估計，五千兒童死難的汶川地震之後，中共基層行政、警察，特別是所謂「維穩辦」，在阻嚇、化解家屬追討公道、真相的那種控制能力；又遑論零八奧運、零九國慶，對北京近乎「空城」式的嚴控。一次奧運辦下來，可視為中共徹底搞定國內，不僅對異己力量絕對控制，也在大災面臨發揮全能主義式的動員能力，並將一切民怨壓制到最小範圍，這樣一個政權，也是劉少奇收拾大饑荒殘局、文革後鄧小平扶江山於既倒時，所遠不及的。
在另一層視野里，經二十年嚴酷壓制，中共成功修復其舊體制，又因國庫豐裕而令西方艷羨，以至「全球化」論說甚囂塵上，實質上是國際社會對極權中國的接納。這次東西方聯手的「中國崛起」，給予中國人的浩劫，恐怕難用世紀來計量了，而矯正的力量連一絲都看不到，讓四九年毛氏革命的崛起望塵莫及。
二戰後邱吉爾曾用「鐵幕」（Iron Curtain）一詞，定義莫斯科的勢力範圍，其邊界即「柏林圍牆」，而它在亞洲的擴展尤其中國，則叫「竹幕」（Bamboo Curtain），當時周恩來竭力否認，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在撒謊。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定義今日中國？對西方來說，它是不是一道「綢幕」——柔軟，卻紋絲不透？
勃蘭登堡門前
我們趕到的時候，那牆還在。
遍體鱗傷的牆體上塗滿了自由的口號，真是一座冷戰的墳墓。西面這一側，四面八方趕來的人都以砸下一塊牆土為快，那情景，不知為何令我想起《三國演義》裏董卓遺屍街頭，洛陽百姓蜂擁而去，爭割那廝一塊肉的描寫。東德軍人三三兩兩還在牆頭巡弋，長筒皮靴謹慎躲閃着攀上牆來的西邊人的無數手指。許多青年在牆前留影，想把自己同這一歷史瞬間定格。我站得遠遠的望着，心裏卻只有一股楚酸，為我們自己的那個廣場。
一九八九年冬季，我在歐洲四處演講，絕望地複述着那個廣場和那個大陸……友人南茜來電話：「柏林圍牆開了！咱們去吧。」她領我們幾個流亡者從巴黎趕去，火車穿越比利時和西德，在萊茵平原的晨霧，和那童話般恬靜的西歐農舍、林帶中穿行。一進入東德，某種似曾相識的單調和壓抑襲來，仿佛是一個冰凍在過去的世界。東德警察上車來驗簽證，我竟冷丁覺得就要被捕了，把那本通行歐共體的藍皮難民護照都攥出了一手汗。
我們當然只能進西柏林，這個一九六二年靠西方三國空運一切達十四個月的「孤島」。西柏林街頭擁擠不堪，估計每天有二百萬人從柏林圍牆東德那側過來，而西柏林總共只有二百萬人。勃蘭登堡門前萬眾歡騰，像里約熱內盧的狂歡節搬過來了，只是歐洲的風格，華爾茲、手風琴和薩克斯管，飄蕩的花裙和飄蕩的捲曲唇鬚。
我們卻沒有這種心情，黯然離開狂歡，去找當地《每日報》的主編聊聊。她已在憂慮統一的問題，說牆打開了，總理科爾趕來演講，即興引在場的數萬東德人唱西德國歌，他們不唱。向她問起天安門，她說，東西德都怕天安門在這裏重演，有些事很微妙，昂納克是主張壓制的，但不願武裝鎮壓，取代他的蓋爾茨則同戈爾巴喬夫有改革的默契，周圍國家對東德也有制約，使它不可能單獨像中國那樣干法。軍隊和警察都看到了鎮壓的後果，這是天安門對東歐的影響，她強調。只是一些微妙的差別，卻是本質的不同。
暮色中我們去東西德邊界一個著名的關卡——「四國權力」才能通過、荷里活影片中常出現的雙方交換人質的那個橋頭。一路伴行的都是返程的東德人，要從那個卡子回去。到橋頭天已漆黑，我們隨着東德人魚貫朝橋中央走去，一直走到東德軍人出現的地方，同一個上尉聊了幾句：
「你能過來嗎？」
「還不行。將來會的。」
「聽說過天安門嗎？」
「是的。那真可怕。所以我們才選擇另一條路。」……
回巴黎不久，就傳來羅馬尼亞起義的消息。那晚，我們正在一位崇拜達賴喇嘛的法國女士家裏作客，電視螢幕上布加勒斯特的民眾正攻打電視台，報導說死了數千人。我忽然哭起來，那位女士問怎麼啦？
「為什麼又要死人？」
「……」
法國女士只摸摸我的肩頭，沒說話。
推倒「假牆」的隱喻
二十年後，歐洲政要再次聚首勃蘭登堡門下，玩了一個輕鬆詼諧的遊戲：重新推倒一座「假牆」——沿着柏林圍牆的舊址，德國學生們製作約一千個彩色、塗鴉的大型塑膠泡骨牌，組成一公里半長的一道多米諾「圍牆」，由波蘭前總統華里沙揚手推倒第一塊，接下來是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與西德前外長根舍，其象徵意義是，柏林圍牆倒下引發的連鎖效應和新歐洲的誕生。
這廂，中國人「站乾岸兒」似的欣賞着這一幕純歐洲式的遊戲——這一次，中國媒體放肆地報導這個經典的專制崩潰話題，因為它跟中國無關，或是「柏林圍牆」倒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不涉及中國，它在中國從來沒有倒塌。它的確是一座「假牆」——西方人大多認為市場經濟和WTO已經摧毀了中國的「柏林圍牆」，所以二十年後那一晚，柏林盛典空前，夜空煙花璀璨，十萬人冒雨參加盛大露天音樂會。
他們看不見另外一種牆。他們的眼睛——那對自由、開放、市場的藍眼珠子，只能辨識斯大林式的、混凝土結構的「柏林圍牆」，卻對免掛馬克思標誌的一道隱形牆沒有反應，或者說，從那牆後只要送出廉價產品來，他們就斷定那裏已有一雙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決不會再有「柏林圍牆」。
拆牆者不再認識新的築牆者，這是一個「後冷戰」的大故事，甚至，這才意味着真的「冷戰終結」。因為，一種新的遊戲開始了，西方人還沒來得及從「鳥巢」上空眼花繚亂的焰火里醒轉過來呢。
牆的歷史，並不是從一九四五年才開始的。「柏林圍牆」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歐洲人的遊戲。東方有更漫長的築牆史，和古老得多的城牆。那和混凝土毫無關係，梁思成說，北京城牆內心都是「灰土」，用黃土、白灰、沙子混合，澆上糯米粥，蒸熟再反覆夯實，數百年下來，堅硬如鐵。若再推到秦始皇築長城，乾脆將屍骨築到城牆裏，讓死士防守在城牆內心裏——這樣的防禦概念，有幾千年歷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