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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學貫中西」的局限 本來可以推出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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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自由主義到胡適梁啓超一代尚算健康,如果那時起不走上邪路,有足夠的留學生研讀文科,你自己慢慢探索,避免踏共產主義的陷阱,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在大陸正常跟隨三民主義的憲政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其實有機會能糅合西方自由主義的前期與道家佛家的文化,東西方的自由主義陷入魔道,中國能為全世界推出一個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潮。

中國百年的知識分子,無法深切了解西方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因為文化水土衝突。其中許多在清末之後極力想「學貫中西」,但一生時間太短。

錢鍾書類,窮其一生達至文學百科全書式的學貫中西,中國詩詞與西方文學比較;或楊憲益、余國藩將紅樓夢西遊記譯成英文,與文化名詞翻譯的困難搏鬥,一生幾十年就這樣完了。

但錢鍾書和楊憲益無法將他們在文學上的學貫中西,延伸到中西方的文化思想,也無法由應用角度為中國人指出一條通往現代之路。

西方的自由主義由十八世紀末開始,總分為上下兩期。第一期,西方的自由主義者由大自然春夏秋冬的秩序,思考人和宇宙的關係,漸漸對於神學裏的上帝,有了新的認識。前期自由主義者認為:上帝的神聖、自然秩序、人性,應該是三位和諧一體。自然的秩序是上帝意志的體現,人性的發展,也與自然配合,不應該有衝突。

西方文化至此,與道家的「師法自然」有所契合。所謂「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本來中國人的生活哲學,以蘇東坡為典範,也與自然契合。但是中國文人未能將人性由儒家君臣父子倫理的束縛釋放出來,由大自然得到人性體驗的靈感。看見春花秋月,結論只是「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這便略沒有出息了。

但西方的自由主義,由對自然的觀察和參與,形成了對以神權為中心的西方建制的反抗。

於是即使包括了道家精神的中國文化,再學貫中西,在這一點上也分道揚鑣。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中之後,自由主義者由關懷人文社會,衍生了社會主義的平等思想。到了這一點上,就與中國人的傳統人文思想衝突。加上工業革命,西方的自由主義者開始有了野心,由順從自然,轉而想駕馭和操縱自然。馬克思主義的介入,令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有一旁支走上了邪路。這一支勢力,目前正在回過頭來侵蝕美國的自由主義主流,鼓吹吸毒、墮胎、變性,全部是淪為反自然的質變。

中國知識分子在「五四」後也有一分支,認為要選擇共產主義。以後的災難,不必細說。

中國的自由主義到胡適梁啓超一代尚算健康,如果那時起不走上邪路,有足夠的留學生研讀文科,你自己慢慢探索,避免踏共產主義的陷阱,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在大陸正常跟隨三民主義的憲政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其實有機會能糅合西方自由主義的前期與道家佛家的文化,東西方的自由主義陷入魔道,中國能為全世界推出一個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潮。

但是現在一切已經太遲。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蘋果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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