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吳法憲在香山小憩。
《吳法憲回憶錄》全書80餘萬字,分上下兩卷。上卷從家世、參加紅軍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建設空軍,敘述的基調與官修史書基本吻合。下卷從1959年廬山會議寫到濟南保外就醫的晚年生活,重心是文革中的親身經歷,所述所憶不為官方定論所束,是全書史料價值的精華所在。作者很清楚這一點。他在全書的結尾寫到:十年動亂轉眼之間早已成為歷史,成為了人們所關注的學術問題。由於這一段歷史過於敏感,因而對這一段歷史資料進行了嚴格的控制,用所謂「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來進行簡單的處理。這樣一來,這一段歷史,按照有些人的說法,像是一團謎一樣。我感到,當時的一些問題,並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於利害關係和實際需要,不想說清楚,或者不允許別人說清楚。
吳法憲的文革經歷,正好分為前後兩半。前一半處於權力中心,後一半則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使他淪為階下囚。在文革前五年和吳法憲同處中央領導層的當事人,今天全已作古。其中多半沒留下回憶錄,留下了回憶錄的是少數。吳法憲不但以自己的想法完成了回憶錄,而且公開出版了,這是十分難得的。
不論是研究黨史,還是研究文革,最大的難點,就在於權力核心不透明。對外公開的信息,和實際的政治操作,往往有很大的落差。如1965年12月,毛澤東、林彪決定在上海開小型會議批判時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連當時主掌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不知批羅的原因,反而要請吳法憲介紹從葉群那裏聽來的情況。這樣的格局,哪裏是局外人所能想到的?
1966年8月初,原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失勢。以後的五年,毛澤東實際上凌駕於三派人馬之上掌控政局,一個派系以林彪為代表,主要成員有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軍委辦事組成員;一個派系以周恩來為代表,包括一些國務院領導成員,經過1967年的「二月逆流」事件以後,留在領導層里的人已經不多,後來李先念回到領導層;一個派系以江青為代表,還有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員。
現在官方對文革的結論,以周恩來一派為正面,另外兩派為負面,並認定林彪、江青兩個集團是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係。其原因不難理解。鄧小平因文革而被打倒,所以必須否定文革;林彪、江青因文革而地位上升,是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要倚重的力量,所以要徹底否定。但是,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之間,在文革中到底是怎樣的關係?除了互相利用的一面,是否存在互相衝突的一面?如果存在互相衝突的一面,在哪些問題上發生了衝突,什麼原因導致了衝突?他們和毛澤東同樣倚重的周恩來等人是什麼關係,周恩來等領導人在林江之間的衝突中持什麼態度?這些問題有的為官史所迴避,有的有所涉及,語焉不詳。官方的結論,固然有利於當時的高層權力平衡,但有些重要問題難以得到圓滿的解釋。比如,1970年廬山會議發生的鬥爭,到底是怎麼鬥起來的?起因是什麼?毛澤東說「大有炸平廬山之勢」,到底是誰要炸誰?為什麼要炸?官方的史書按照毛澤東確定的基調,先是說陳伯達騙了二百多個中央委員,後又說林彪纂黨奪權。在吳法憲看來,目前流行的很多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描述是相當失真的,對他個人判決也是不能接受的。他的回憶錄向世人勾勒出另一幅高層政治鬥爭的圖景:在九大以後,中央內部主要是林彪一派和江青一派的對立和鬥爭。因為與江青不和,陳伯達投向林彪一派,周恩來、汪東興等也和林彪及黃、吳、李、邱站在一邊。作為身處旋渦中心的當事人,吳法憲以自己的視角詳細回憶了林彪、江青兩派衝突的來龍去脈,並且披露了大量不為人知的高層鬥爭細節。
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軍隊事務,蕭華被抄家,林彪和江青當面發生衝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中訓斥,經葉群斡旋,才下了台階。吳法憲認為,「這次林彪與江青大鬧,撕開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的種子。」「雙方的矛盾和鬥爭一直延續到『九大』,延續到廬山會議,延續到『九一三』林彪的終結。」
又比如,九大以後,江青和姚文元借批註車爾尼雪夫斯基一篇關於文藝復興的文章,影射批判林彪講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了多次,不僅為林彪一派所反對,也為周恩來一派所反對。周恩來甚至對江青發了脾氣。
廬山會議的導火線是稱天才問題。據吳法憲講述,最初是1971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張春橋在憲法修改小組發生的爭執:
在討論要不要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康生又提出不設,而我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最後爭執不下,康生說:「那就各自保留意見吧,以後交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就這樣放下了。當討論到國家機構的問題時,我說國務院的這一章應該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句話。但康生和張春橋一起反對我。他們說:「再寫上重複,毛主席也不同意寫。」其實當時他們的意見應該是對的,可張春橋當時說的幾句話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話是:「有人口口聲聲馬列主義到處都掛。」我想這完全是衝着我來的,沒想到他接着又說:「到處堆砌毛澤東思想,並不是馬列主義,有人口口聲聲說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連赫魯曉夫都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呢。這簡直是一種諷刺。」當時我認為,張春橋的話是衝着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來的,我就說:「張春橋,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是指誰說的?請你解釋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誰提出來的?你這句話過分了吧,你這是在諷刺林副主席吧?你張春橋這裏不寫毛澤東思想,那裏不寫毛澤東思想,倒是你捍衛馬列主義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寫毛澤東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說赫魯曉夫天才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你口口聲聲赫魯曉夫,你指的是誰?」
會議不歡而散。會後,吳法憲分別取得了陳伯達、周恩來、黃永勝、林彪的支持。這才有1970年8月23日林彪不點名批評張春橋的講話。而且,吳法憲還轉述了葉群的說法,林彪在講話前徵求了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表示,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
張春橋敢於主張在憲法中去掉三個副詞,估計他早已知道毛澤東在九大的黨章上圈掉了三個副詞。而吳法憲不知道這個情況,所以認為這是向林彪發難。林彪的講話讓他出了一口氣,於是想擴戰果,要求全會改變議程,分組討論林彪講話。此前林彪打擊的矛頭指向羅瑞卿、陸定一、賀龍的時候,他得到過毛澤東的支持。但江青和毛澤東是一家人,這次觸動江青和她的親信,就超出了毛澤東可接受的限度。毛澤東最不能容忍的是,許多中委跟着林彪一擁而上。稱不稱天才的爭執其實只是表面現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權旁落。於是,毛澤東寫出《我的一點意見》,從打擊陳伯達入手,摻沙子,扔石頭,挖牆腳,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徹底摧垮了林彪一派。
讀了這本回憶錄,籠罩在廬山上的歷史雲霧,給人以豁然開朗之感。
本書是作者在沒有條件查閱檔案的情況下完成的個人回憶錄,不可避免,存在某些記憶差錯。但通讀此書,感到作者主觀上確有求真之意。他聲明不虛構,不造假,不粉飾,不分析,不作結論。既不掩飾自己的過失和錯誤,也絕不違心地去承認那些無中生有的東西。他確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曾經擔任過中共要員的歷史當事人,撰寫的回憶錄的可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身居高位,退位後仍然受優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當事人,他們寫作回憶錄仍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有專人或者專門的班子協助,有權查閱檔案,但所有的材料只能按照中央決議的既定結論來組織和取捨。避諱和掩飾相當普遍。有的回憶錄能在某些問題上說出被掩蓋的歷史真相,己屬難得。另一種就是像吳法憲這樣,早已從政治高位上跌落下來,成為政壇鬥爭的失敗者,寫作回憶錄純屬個人行為,沒有機會查閱檔案,但一心想給世人留下自己的歷史見證。兩種回憶錄,哪一種史料價值更高?答案不言而喻,當然是後者。過去常有人說,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但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受到史家重視的不是哪些官方投入人才財力精心出版的高官回憶錄,反而是吳法憲這些政壇失敗者個人撰寫的回憶錄。對於這些政治上的失敗者而言,他們除了說出內心保存的記憶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資本。況且,他們寫作時雖然已非戴罪之身,實際上還受到某種控制。如果刻意造假,無中生有,輿論對他們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由於多年接受審查,一些細節曾經反覆交待,所以記得十分清楚。這些回憶錄以其獨特的史料價值,受到史家的特別重視,是一點也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