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大選中，華人群體表現活躍，很多人力挺川普總統，儘管有些人並沒有選舉權。他們支持川普的原因也很明確，那就是希望延續川普對抗中共的強硬政策。有個朋友告訴我，他希望川普再干一屆，能夠幫助中國人推翻共產黨。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夠回到祖國。但也有朋友說不可能，中國社會具有超穩定性，中國人不同於美國人，他們不會為民主自由而願意犧牲生命。美國的壓力只是外因，改變中國的關鍵在於內因，在於中國人自己。美國總統不是中國總統。他的話應該說也有道理。中國會發生革命嗎？
中國作家郭建龍的文章《警察國家必毀於脆斷》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視角。郭建龍通過分析突尼斯和埃及所爆發的阿拉伯革命，指出警察國家必然毀滅於脆斷。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我們先說說突尼斯。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西迪布濟德市的一個蔬菜水果小販、26歲的穆哈默德·布瓦吉吉在早晨時，還充滿了對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標是買一輛運貨卡車，好好做生意，供養家裏的八口人，甚至還要幫助一個妹妹交大學的學費。可是中午時分，他卻將自己身上倒滿了汽油，縱火自殺。
但是，如果僅僅追究這件事本身，人們卻完全可以將它視為一個普通的執法事件，政府甚至可以堅持說，自己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為此，我們回顧一下案情。
這天早上，一位市場執法者、45歲的女官員哈姆迪負責在路上執法，她發現了布瓦吉吉的小攤，走過去檢查他的證件。按照該市的規定，擺攤是需要證件的，而這證件需要由市場執法部門簽發。布瓦吉吉沒有這個證件，哈姆迪按照規定扣押了布瓦吉吉的蔬菜水果。隨後，他們發生了言語的衝突，隨後哈姆迪叫來了警察。經過認定，哈姆迪沒有任何錯誤，小販就是缺乏證件，屬於非法經營，於是貨物被沒收。
布瓦吉吉還是不死心，這一次，他跑到了當地市政官員那兒繼續申訴，還是沒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沒有證件就是沒有證件，一個小販沒有權利去質疑政府法規的權威性。到這時，早上還幻想着買車養家的布瓦吉吉自殺了。在布瓦吉吉自殺後，並沒有馬上死亡。他在住院時，突尼斯的最高領袖、總統本·阿里甚至跑到醫院去看他。總統認為自己也是仁至義盡，並沒有做錯什麼。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斯的統治者本·阿里已經執政了20多年。本·阿里雖然是一個獨裁者，但在突尼斯的發展問題上，卻是很有功勞的。在他的任上，開始大規模發展私營經濟，引進外資、搞活開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
問題出在本·阿里的維穩思路上。為了維持突尼斯形勢一片大好的發展環境，必須保證政治的長治久安。為了保證政治穩定性，就要求反對派暫時閉嘴。為了讓反對派暫時閉嘴，本·阿里不得不勉為其難地建立了超過突尼斯財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進行維穩工作。任何一個以維穩為目的政權，必須要建立一支超強的警察隊伍，這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
當數量龐大的警察隊伍建立後，接下來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飯養家。警察的數量一多，依靠政府財政吃飯的人數就大大增加。由於突尼斯的財政並不算寬裕，總統就不得不採取另一個做法：讓警察自己去找食養活自己。也就是說，因為出不起高工資，政府給警察的薪水是比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過一定的罰款來補貼自己。
維穩必須要有超過社會承載能力的警察勢力，為了養活大批警察，又必須讓他們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為了獲得收入，必須將許多生意變成非法，再從這些行業中獲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須允許警察這麼做，並在必要時為警察背書。但政府沒有想到的是，一旦為警察背書，就必須為警察所有的行為負責；一旦有人死去，人們對警察的怒火必然會轉移到政府頭上。
另外，由於小販的確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況下，他們都夾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為所欲為，這就產生了社會超級穩定的幻覺。
在維穩經費出現困難的時候。由於警察以維穩為目的，這樣的警察執法效率會越來越低下，但是花錢能力卻越來越高上。有一天，當政府財政出現困難，即便加上警察罰款收入依然無法保障警察的執法積極性時，社會就會出現脆斷現象。這時一個小小的火星，都會引起整個社會的爆炸。
政府為了維穩而建立龐大的警察隊伍，但最終破壞社會穩定的必然還是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說完突尼斯，我們再說說埃及。人們往往認為，埃及革命是一種傳染的結果，也就是革命從突尼斯傳染進入利比亞，再傳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但實際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種內生的行動，人們對於社會的不滿早就隱藏其中，而爆發的導火索，也是維穩的警察們。
2010年6月6日，青年賽義德在一個網吧上網時，突然間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襲。安全警察將他帶出網吧時，賽義德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令人髮指的是，在他死後，警察往他的嘴裏塞了一些毒品，試圖偽造他因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結果，這個青年不僅死去，還背上了攜帶武器、偷竊、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於人已經死了，連伸冤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案子令人震驚，就在於埃及的維穩力量已經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們可以無故抓人，可以隨便把人打死。他們隨身攜帶毒品，隨時用來栽贓。
埃及的政治和社會要比突尼斯複雜得多，穆巴拉克總統的前任薩達特就死於極端分子的暗殺，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後，也是大肆動用強力手腕，既鎮壓極端勢力，也鎮壓反對派。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個超乎法律之外的維穩組織。
與前任總統相比，穆巴拉克實際上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減少財政開支，比如，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節省了一大筆軍費。但是這筆節省出來的錢轉瞬間又用在了內部維穩上，安全警察隊伍的不斷膨脹，使得總統還是養不起。到最後，穆巴拉克也採取了與突尼斯同樣的措施：允許警察們自己找食吃。
結果，警察們立刻利用手中的權力，將組織黑社會化。他們隨意抓人，隨意制定規矩收取保護費。這種權力的擴張讓人不寒而慄。
到了賽義德死亡之時，人們已經預感到，如果這種態勢繼續發展下去，那麼任何人都不會再有安全感。這時的埃及已經處在脆斷的前夜。但是，由於「超級穩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埃及仍然歌舞昇平，一片祥和。
恰好此時，突尼斯小販布瓦吉吉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鳴，於是，脆斷終於發生，革命開始了。
談完突尼斯和埃及之後，我們再回到中國。需要說明的是，文章中，郭建龍所稱的是一個虛構的國家，是我將它定義為中國。閒話少敘，言歸正傳。
在中國，中國以維穩為目的建立起了龐大的警察組織，並鉗制輿論，防止人們反抗。中國比突尼斯和埃及擁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廣闊的國土，更要命的是，它有着更強大的政府，也擁有着更加逆來順受的人民，同時，它的財政如此豐裕，想僱傭多少警察就可以僱傭多少警察。這樣的一個超級國家，是否能夠依靠維穩而實現長治久安，避免脆斷的命運呢？答案是不可能。
首先，中國在很長時間內能夠保持穩定。因為政府不管做什麼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裏塞毒品」，或者「虛構嫖娼」的方式，將事情掩蓋過去。由於人們缺乏懷疑精神，也必然傾向於認可政府的權力。
但是，中國最終還是會出問題，原因不在於軟弱的社會和犬儒的人民，而在於維穩機構本身。
維穩機構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會蠶食掉一部分的社會經濟活力，在最初表現得還不明顯，日積月累，即便經濟再強大，也總有在維穩的幌子下被吸乾的那一天。一旦經濟被吸乾，政府將無法再獲得豐裕的財政；一旦財政無法養活龐大的警察群體，而政府又離不開警察的維穩，就必須允許他們自己找食吃。
於是，各種抓嫖抓賭，各種許可證，各種以維穩名義收取的費用，必然呈現幾何級數攀升，警察們擾民的程度終將達到一個臨界點。
在他們擾民增加的同時，執行能力卻在逐漸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經無法控制社會的穩定。這就是革命爆發之時。再大的超級國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維穩的道路，哪怕持續的時間再漫長，也必然以脆斷為結束，脆斷之後的結局也必然更加混亂。
實際上，中國早已走在脆斷的道路上。只是這種時間上的不確定性，讓中共當權者抱有僥倖心理，但又時刻恐懼不安。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突尼斯和埃及爆發阿拉伯革命，都是由小的事件引發。但背後是警察維穩機制的惡果。當權者要維穩，保住江山就必然壯大警察隊伍，而警察隊伍又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一旦政府不堪重負就不得不放任警察利用公權力創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倒霉的是老百姓。當老百姓不堪重負、怨聲載道，變革的火焰就開始燃燒、蔓延，並最終無法控制，革命就發生了。今天的中國與突尼斯和埃及何其相似，只是革命的後果會更加慘烈和悲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