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共歷來都是一個中央集權制的黨，但「中央」如何「領導」卻是靠潛規則、說不出口的，黨章中的規定都是大而化之、華而不實的，靠歷代黨魁個人心裏琢磨、自己領會了。這次五中全會，竟要審議、出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表明習當局要把歷來的潛規則文字化、制度化、公開化了，這固可稱為共產專政的精緻化（西方政治學意義上的「極權主義」一詞尚不足以概描述，故筆者徑直採用中共話語體系中的「專政」一詞），但更可視作共產專政脆弱垂死的表徵，和習近平生死一線的無力感。
我們可以先來看國際共運史上的一個著名人物——赫魯曉夫。1956年早春，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抨擊了斯大林在位期間的嚴重錯誤，是一個歷史性大轉折，引發了第一次退黨大潮，標誌着席捲全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下坡了。
這對毛澤東和中共刺激極大，抓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成為文革中的一句經典口號。之後，「赫魯曉夫」也同樣成為鄧小平、江澤民等等的心病，因為身負大冤案（前者是六四大屠殺，後者是迫害法輪功），都深怕翻案。習近平作為接盤者，心裏也是忌諱頗深，如果自己不去平反歷史冤案，難道政治對手也絕不去做嗎？如果政治對手可能會做，那自己身邊不也睡着個「赫魯曉夫」嗎？
習近平的13-23歲，都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情結」和「文革烙印」都很深，「赫魯曉夫」對習來說是個反面角色，自己是萬難肯當的。（當然，今非昔比，歷史對當今習近平的要求可不是當「赫魯曉夫」，而是當「戈爾巴喬夫」。但是，如果習連「赫魯曉夫」都不肯當，又怎麼願意去當「戈爾巴喬夫」呢？）
此外，赫魯曉夫的下台方式也讓習引為警戒。赫魯曉夫的第一次下台危機，是在1957年6月。18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大致相當於中共中央政治局，蘇共中央無政治局常委這一層級）里的元老派發起了一場反對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突然襲擊，要求撤銷赫氏的一切領導職務。在三天的激烈爭論中，主席團不少成員站到元老派一邊，形成了多數。但赫氏和支持赫氏的主席團成員堅決反抗，力主主席團無權罷免第一書記，要求立即召開中央全會。元老派極力抵制召開全會。在這期間，在朱可夫元帥的鼎力支持下（4個月後，朱可夫也被赫魯曉夫搞下台），讓軍方背景的中央委員們闖入會議室以武力脅迫要求召開中央全會，並派遣軍機一夜之間將散佈各地的中央委員召集到莫斯科。他的對手們哀嘆：「今天來的是將軍，明天來的就是坦克了。」元老派被迫同意召開了中央全會（6月22日至29日曆時8天，共舉行12次全體會議），赫氏轉敗為勝，打敗了元老派，宣佈他們是反黨集團。
赫魯曉夫的第一次下台危機化險為夷，但幸運只眷顧他一次。1964年10月11日至14日，精心準備已久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讓赫魯曉夫下台（在這期間，赫魯曉夫被隔離），幾乎所有成員都站在了勃列日涅夫的一邊，對赫魯曉夫幾乎人人都毫不留情地對他口誅筆伐，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他說上一句話。赫魯曉夫想要召開中央全會挽回敗局，但為時已晚，被迫妥協。尤其令人深思的是，相比於1957年的那場政變，1964年這一次，赫魯曉夫面對的對手其實要弱得多，而他一手扶持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波德哥爾尼等人都成了這次「倒戈」的主要策劃者。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習只有11歲，當時應無多大印象。但是，1989年蘇聯「8-19事件」這場未遂政變，又是一個世界歷史性的重大事變，36歲的習近平應該思索頗深。對共產黨政治的險惡，應是心有餘悸的。
習上台後，一再提「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其實也包含着他對權力的掌控這個維度。政治搏殺的殘酷，習是親歷的、備嘗的。
習不是毛澤東、鄧小平之類的強人，也沒有江澤民、胡錦濤那樣可以讓他混日子的環境，因此，習對權力掌控的敏感和欲望自然是極端強烈的。
習對於中共核心領導層（政治局常委、委員），已有三個控制動作，包括2015年創設的「專題民主生活會」（「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對照檢查發言」），和持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聽取五大機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法、最高檢）的工作匯報及中央書記處工作報告；19大後第一時間創設的「中央政治局同志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書面述職」。（可參見筆者「人民領袖」捧殺習近平？）
另就「習家軍」勢力而言，在中共政治局常委（7人）一級，習只有栗戰書一個跟班，李克強、汪洋屬於泛團派，江派實有王滬寧、趙樂際、韓正3人（色彩強弱不一），雖是少數，但習有「核心」之威，與其他常委不是平行關係，而有上下之別，因此，習尚不怕有人公開挑戰。
在政治局委員一級（25人），「習家軍」佔多數。中央書記處7人，其中政治局常委1人，政治局委員5人，僅1人為中央委員（尤權）。中央軍委兩名副主席都是政治局委員。政治局是權力中樞，就各派系人數對比而言，習尚無虞。
但是，對於中央委員會，習還缺乏有效控制手段。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204名、候補委員172名，人數龐大，其中「習家軍」屬少數。
19大新一屆班子出來後，港媒稱習家軍是「新四軍」，包括「之江新軍」（以重慶書記陳敏爾、上海書記李強等等為代表的浙江出身幹部）、「閩江新軍」（以中組部長陳希、發改委主任何立峰等等為代表的福建官員）、「新西北軍」（以栗戰書、廣東書記李希、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等等為代表的與習近平有同鄉之誼和家族淵源的陝甘幹部）、和「浦江新軍」（意指被收編的「上海幫」）。
此外，習還提拔「大軍工系」官員。今年9月1日，浙江省長袁家軍接任浙江省委書記，天津市長張國清接任遼寧省委書記，這兩人都是「軍工系」出身。現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張慶偉，剛卸任的遼寧省委書記陳求發、廣東省長馬興瑞、湖南省長許達哲等等，也是。
習也在收編「政法系」人馬。筆者「習近平開始重用政法系？」一文已有論述，這裏就不多說了。
雖然如此，「習家軍」還是人丁不旺，用人捉肘見襟。今年突然啟用已經退居二線的駱惠寧和夏寶龍就是明證（詳見筆者「習近平何人可用？」一文）。
因此，從確保權力掌控角度看，為中央委員會立規矩，就是習的當務之急了，要堅決杜絕這樣一種可能性：有人動員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人來反習。赫魯曉夫下台方式對習具有正反雙重含義。
習當局稱：「《條例》對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領導體制、領導職權、領導方式、決策部署、自身建設等作出全面規定，為加強中央委員會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冠冕堂皇的語句背後，一片憂心、苦心。
《條例》雖然制訂出來了，通過應不是問題；但是，在空前的亡黨危機中，習的接班人問題和對習追責問題這兩座火山隨時可能爆發，這又豈能是一紙文件所能消弭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