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評周最難
評周最難。評周之難，不僅在於我們對其行為難有全面的了解；評周之難，尤其在於我們對其處境難有準確的把握。
相比之下，評毛要容易一些。毛晚年享有絕對權力，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在當年的中國，唯有毛一人可以淋漓盡致地展現其意志、思想和個性。所以，晚年毛澤東的形象是清楚的，明確的。我們對之既不難解讀，也不難評判。
晚年周恩來的情況就不同了。在文革中，周始終是前台人物，表現很充分。但是，人們有理由推測周在後台還有另一套不同的表現。因為我們對周在後台的表現不甚了了，所以我們心目中周的形象就是殘缺不全，甚至不乏扭曲變形的成分，此其一。
第二，鄧小平也說，周在文革中「經常要說一些他不願意說的話，做些不願意做的事」。問題是，周的言行哪些是違心，哪些是本意呢？我們總不能說，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壞的都是違心是無奈。針對着中共在講述文革時揚周貶毛的傾向，毛的後人就發過「好事都是他們家（指周）乾的，壞事都是我們家（毛，江）乾的」的牢騷。
第三，再說周在文革中的違心的表現，違心，為什麼要違心？都是出於必要的自我保護嗎，抑或有的僅僅是反映出性格的懦弱或奸猾？
第四，畢竟，周在中共黨內樹大根深，頗有實力，照理說是可以在某些問題上對毛的意志加以抵制的，周為什麼要一味順從毛呢？所謂「相忍為黨」，「照顧大局」，在什麼時候是一種自覺遵守的更高原則，在什麼時候是一種韜光養晦之術，在什麼時候只是一種屈服的藉口？
第五，關鍵在於，周在中共體制中究竟處於何種境地？周順從毛，有幾分是主動，幾分是被動？主動意味着什麼，被動意味着什麼？考慮到周本人正是該體制的締造者之一，上述問題就變得更複雜了。凡此種種均可表明，評周確實相當困難。儘管說人們對毛的評價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評毛的分歧多半源於不同的價值標準；而在評周的問題上，即便是持有相同價值標準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結論。
感謝高文謙先生寫出這本《晚年周恩來》，為我們解讀與評判周恩來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好的文本。
高文謙先生曾經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由於工作職務之便，高文謙得以披閱大量中共內部的歷史文獻以及對若干當事人進行採訪談話。八九期間，高文謙帶領同事上街遊行，熱情支持學生運動，還起草公開信，大力鼓吹政治改革。「六四」後遭當局整肅，雖然被單位領導保護過關，但高文謙從此下定決心和中共專制體制徹底決裂，再不充當御用文人，再不滿足於在夾縫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真相告訴國人，以史為鑑，從中吸取真正的教訓。後來，高文謙來到美國，耗時五載，歷經艱難，終於完成了這部五十萬言的《晚年周恩來》。
二、「要搞這樣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這樣的黨。」
《晚年周恩來》主要寫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寫到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係，和劉少奇的關係，和江青等「四人幫」的關係，和林彪的關係，和鄧小平的關係；寫到中共上層權力鬥爭。其中，毛澤東的專橫霸道，奸詐殘忍，固然令人憤慨；而包括周本人在內的所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投機怯懦，苟且偷生，更令人搖頭嘆息。正如索贊尼辛在談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時講過的那樣：要搞這樣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這樣的黨：大部分掌權的黨員，直到自己被捕入獄的前一刻，還在毫無憐憫地把別人關進去，遵照同樣的指示消滅自己的同類。
把任何一個昨日的朋友或戰友交出去送懲辦。而且今天頭頂上帶上了受難者光環的所有布爾什維克，都已經充當過殺害其他布爾什維克的劊子手（在此以前他們都曾是殺害非黨人士的劊子手，這就不用說了）。也許正是需要一個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們神氣活現地標榜的世界觀原來是多麼不值錢。他們依仗這種世界觀把俄國搞得底朝天，摧毀它的基石，踐踏它的聖物，而在他們所搞亂的俄國，他們自己卻從未受到過這種懲辦的威脅。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間布爾什維克手下的犧牲品，從來沒有像那些布爾什維克領導幹部自己挨整時表現得那麼渺小。如果詳細考察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抓捕的歷史，那麼令人厭惡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幫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醜惡的受審人－－他們在喪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堅決性後所表現出的那種精神卑賤實在令人作嘔。
如高文謙所言，在中共黨內鬥爭史上，「周是唯一能夠和毛共始終，一直屹立不倒，並且最後總算善終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啊？對自己同類的不斷的出賣——從彭德懷、彭羅陸楊，到劉鄧、陶鑄、賀龍、楊余傅。毛要打倒誰，周就出賣誰（有的人還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賣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和親兄弟周恩壽，可以出賣自己的衛士長成元功。
僅僅出賣別人還不夠，周還不斷地自污自辱，不斷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來》一書里，高文謙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寫給毛的一封信。當時，周被已經擴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來，在醫院中瘦得體重只有61斤，自知來日無多，在病榻上用顫抖的手給毛澤東寫下這樣一封信：
主席：
問候主席，您好！
（以下兩段匯報病況，略）
為人民為世界人的為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懇請主席在接見布特同志之後，早治眼病，必能影響好聲音，走路，游泳，寫字，看文件等。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資料研究後提出來的。只是麻醉手術，經過研究，不管它是有效無效，我不敢斷定對主席是否適宜。這段話，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自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象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75.6.16.22時
為了讓毛能領會自己的一番苦心，周還以央求的口吻，給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附了張便條：
玉鳳同志：
您好！
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搬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搬，拜託拜託。
周恩來1975.6.16.22時半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韜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對。因為所謂韜晦，所謂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種時間特性。現在韜晦是為了將來展現，今天屈是為了明天伸，可是周寫這封信的時候已經病重不起，已經沒有將來沒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沒有韜晦和能屈能伸的意義。韓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台拜帥在後，所以留下千古佳話。要是順序顛倒過來了，要是一個堂堂大元帥，後來竟然願意從別人胯下鑽過去，那就不成佳話成笑話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飽受酷刑，因為怕被斯大林處死，所以才不顧體統向斯大林搖尾乞憐，雖然可悲可恥，總還情有可原。周恩來卻是身患絕症而不起，即將壽終正寢，「死去原知萬事空」，何必對毛還如此低首下心，奴顏婢膝？在讀過這封信後，誰還能說周是頂天立地，威武不屈？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裏寫道：「1966年12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開會。江青來了，要找周。從延安時期就給周任衛士和衛士長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請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說：『你成元功是總理的一條狗，對我是一條狼。馬上給我抓起來。』這事給汪東興處理。汪堅決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說可以調動成的工作。鄧穎超代表周告訴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後來汪同我說：『成元功跟他們一輩子了。他們為了保自己，可以將成元功拋出去。』」
三、明哲保身豈是愚，違道順上更非忠
《晚年周恩來》裏寫道：76年元旦過後，周的病情繼續惡化，已近彌留階段，偶爾從昏迷中醒來，還要身邊的工作人員給他念毛澤東詩詞，「當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甚至露出笑容，還喃喃自語道：『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啊。」
怎樣解釋周的臨終表現呢？太做作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緊鑼密鼓中，毛對周的猜忌嫌惡幾乎不加掩飾，「據身邊的醫護人員說，周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日子裏，一直讓播放越劇《紅樓夢》中的『黛玉葬花』和『寶玉哭靈』這兩支曲子」。如此形勢，如此心情，周怎麼還能聞毛詩詞而露出笑容，怎麼還能念念不忘歌頌毛？當然是演戲。這齣戲越演到後來越走調，演員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沒辦法，只有硬着頭皮演下去，演到底。這就叫「保持晚節」。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
於是許多人便認為，周恩來是以傳統的君臣之道來處理他和毛澤東的關係，周恩來晚年的行事作為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簡言之，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大忠臣；周的忠誠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謂之愚忠。我對這種觀點不以為然。我認為這是對傳統君臣之道的誤解，也是對傳統觀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誤解。
周恩來愚蠢嗎？不，當然不。周恩來在文革中謹小慎微，拿捏分寸，見風使舵，機敏精巧，明哲保身。這哪裏是愚蠢？
至於說到忠誠，我們必須懂得，忠誠並不等於順從。周恩來對毛澤東堅持順守哲學，這決非中國傳統的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非為臣之道。中國古代是講究身份的。同一個「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義是不同的。奴僕的忠誠和大臣的忠誠，其內涵是不一樣的。李志綏在回憶錄里寫道，毛要去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周跪在鋪在地毯上的地圖給毛指點行車路線。李志綏當時心裏就想：「以堂堂一國的總理，怎麼能舉止象個奴僕一樣呢？」林彪有一次當着汪東興面批評周「象個老當差的，不管誰當了領導，周都會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唯命是從」。周的表現可以算得上忠奴或忠僕，但算不上忠臣。
何謂忠臣？漢代的荀悅說：「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臣意味着堅持「道」即仁義原則，為堅持「道」敢於違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於對君主的過失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所謂「文死諫」，「諫」是指給君主提意見，規勸君主改正錯誤。「死諫」的意思是：寧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殺頭的危險也要堅持仁義原則，也要堅持批評君主的錯誤。古代忠臣的典範，如比干，屈原，魏徵，海瑞等，都是冒着殺頭風險也要直言進諫的。忠臣的意思和現在人們說的「忠誠的反對派」有幾分類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際，也就是承認君主權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堅持給君主提出批評意見。問題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聽不進你的逆耳忠言，反而還要對你打擊迫害，你為什麼還要承認他的權力，還要對他繼續盡心盡力呢？所以，有人把這種忠誠叫做愚忠。
周恩來不是忠臣。因為忠臣的定義是敢於「違上順道」。忠臣是個褒義詞，單單是賣力地為君主效勞未必稱得上忠臣，還要看你的效勞合不合乎道即仁義原則。所以，我們說東林黨人是忠臣，我們不會說魏忠賢是忠臣，我們都說魏忠賢是奸臣，是奸閹。江青自稱是「主席的一條狗」，狗的特性就是忠於主人，但是我們並不說江青是忠臣。當然，說江青是忠臣的也有，不過那只是某些至今仍堅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一派人的立場。可見，人們其實都明白，忠臣的定義是和「道」，和政治正確相聯繫的。周恩來對毛澤東百依百順，明知毛是錯的也一味順從，正所謂「違道順上」，所以周不算忠臣。
孟子曰：「長（助長——引者）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釋：「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岳飛決心收復失地，迎還二帝；高宗卻擔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當不成皇帝了，秦檜知道皇帝的心事，設計害死岳飛。這就是逢君之惡。一般人只是責罵秦檜，明人文徵明一語破的：「笑區區一檜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來在文革中的作為，大多屬於「長君之惡」。但也不盡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組長也是周提名的。這兩件事都是毛沒有說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動提出來的。類似的事情還有一些。正如高文謙分析的那樣：「毛在黨內雖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體事情還是需要有人來辦，特別是象周氏這樣在黨內既有影響又善於排難解紛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於出面的問題上，由周出面斡旋，貫徹毛的意圖，更能收到別人難以起到的效果。」這就不僅僅是長君之惡的問題了。
長君之惡也罷，逢君之惡也罷，周不是忠臣，這一點總是肯定的。高文謙引用權延赤《走下神壇的周恩來》裏的一段話，鄧穎超「曾對中共黨內一批總想『揚周貶毛』的老幹部說過這樣的話：你們不要這麼搞，恩來什麼時候反對過毛主席？他這個人你們不是不了解，路線對了，他就對了，路線錯了，他就錯了。你們那樣說，那樣搞，無法向歷史向後人交代麼」。林彪說的好：「什麼路線，就是毛線。」周是跟毛不論對錯，明知毛錯了也跟。換言之，周從不曾「違上順道」，只有過「違道順上」。這就是說，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標準，周也算不上忠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