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張芳自己也覺得，發圖片的行為難以界定是玩笑還是性騷擾：「在那方面，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一種騷擾，也可以大方一點，理解為他開玩笑，說嚴重一點的話，就可以說是一種性騷擾。」
此類訊息是性騷擾還是「開玩笑」，在此前的司法實踐中，也曾有相關案例。據北京朝陽法院的消息，在2004年一宗性騷擾短訊民事訴訟中，被告向原告發送帶有淫穢性和威脅性內容的短訊，並在事後辯稱兩人很熟，這是開玩笑；而法院則認定這是性騷擾。在判決書中，法官將性騷擾定義為「違背對方意願，故意侵擾對方性權利的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同時法官指出，要判斷性騷擾，可以從被騷擾者和騷擾者的主觀狀態、騷擾的客觀行為，以及侵犯的權利客體這四方面作分析。如果騷擾者客觀上有騷擾行為，主觀上存在有性意識的故意，而且在明知違背被騷擾者的主觀意願的情況下進行騷擾，侵犯了被騷擾者的性權利，那麼即可認定為性騷擾。
審理上述案件的法官董立強在回顧案件時，更有此評價：「被告不能以熟人之間『開玩笑過火』作為耍流氓的遮羞布。」北京朝陽法院稱，此案的審理推動了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第四十條「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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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之後
7月27日，一個尋常的工作日，黃微騎着單車上街掃地。立案後，她心裏輕鬆多了，再也不用守着這個秘密。除此之外，生活和工作的一切，都沒有任何改變。
得知此事後，林東曾問過妻子，為什麼不早點告訴他。黃微的回答是，自己怕夫妻倆會因此吵架。現在，林東很支持妻子起訴的決定，「這（周的行為）已經到了女人的底線了。」
環衛站內部則發生着微妙的變化。工友都儘量不去和黃微接觸。陳小霞透露，有老鄉提示她不要跟黃微來往。兩人在路上遇見，陳小霞還是保持着朋友的熱情，牽了一下手，但她的下一句話是：別讓人見到我跟你在一起。
黃微對此也心照不宣，「到處都是他的人。」他，指的就是周恆良。走在路上時，她總會留心身邊是否有同事，有時正說着話，會突然停下來，過一會才再開口：「剛經過那人是他老鄉。」
在環衛站的管理架構中，有一個巡檢的崗位，主要在車上巡視工作，監督一線工人，以及處理機動任務。如今面對巡檢，黃微總有種被盯梢的感覺。她發現，在立案後，檢查人員上班的時間明顯更早了。她懷疑是刻意想抓她遲到。另外還有老鄉提醒她，有人在工作崗位上拍她的照片。
性騷擾案件原本只是原告黃微和被告周恆良、環衛站三方的事，但在關係複雜的環衛站，一旦要更換領導，勢必觸及普通工人的利益。周恆良的老鄉曾對黃微說，你怎麼這麼狠，舉報了他，讓我們「一鍋熟」（大家一起完蛋）。
據全現在了解到的信息，在廣州環衛系統內，白雲街環衛站的待遇算是最好的一批。且由於周恆良在管理上不愛罰款，所以即便不是「關係戶」的工人，待遇也屬不錯。環衛工人蔣軍直言，這個案件對他們普通工人也有影響，「如果來一個好一點的（新領導），就差不多，但如果來一個差一點的，那就肯定有影響」。
也因此，據黃微透露，在同站工友中，比較支持她的人只有三、四個，而且也只敢暗地裏支持。黃微也把案情跟商場裏的同事說過——她晚上會在商場做兼職。不同於站內的工友，商場的同事都在為她加油。
鍾文濤一直不喜歡周恆良的管理模式，覺得他愛搞老鄉關係，工作上不透明。他說，如果這件事能把他搞下來也好，為女人除了一個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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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職站長已回來工作
立案後輕鬆的日子只過了半個月，出乎黃微意料的是，比調查結果更早到來的，是周恆良的復工。
7月6日是黃微立案以來最難熬的一天。她見到周恆良在辦公室里像以往一樣上班，她難受得邊掃地邊掉眼淚。
黃微把周恆良復工的情況告知給街道紀工委。對方的答覆是，周現在是停職不是開除，他還是環衛站的工作人員，但不能坐辦公室了，他現在的崗位是擺單車。這一工作安排，也得到了另一名工人的確認。
全現在於8月3日及4日，致電環衛站辦公室及白雲街街道辦，詢問周恆良目前的工作狀態。環衛站辦公室表示，對於周是否已復工並不清楚。街道辦工作人員則表示，此事主要由紀委、監察在跟進，具體情況不算特別清楚。但據街道辦所知，周恆良並沒有復工。而白雲街黨工委書記楊海濤則拒絕回應周恆良是否已復工，僅表示周已經停職。
從黃微收集到的周恆良的7月工作照可見，他並沒有像其他普通工人一樣穿工裝，而是像做站長時一樣穿着便服。鍾文濤則稱，7月28日上午，他見到周恆良在工作場地指揮工作，跟以前做站長時沒有差別。
全現在取得的一份白雲街環衛站7月至9月的排班表顯示，周恆良的名字排列在左上角的第一位，並且享有雙休——這是管理層才有的待遇，一般工人都只是單休。對比周恆良尚未停職時的排班表，新一期排班表與舊的無明顯差別，只是新一期排班表將有「管理人員」字眼的表頭全部去掉。
環衛站2020年7月至9月排班表
這起性騷擾訴訟將在8月中旬開庭審理。同列被告席的，還有作為用人單位的環衛站。黃微坦言，自己對法律並不熟悉，在立案時是聽取律師意見，將環衛站一併起訴的。律師提醒她，環衛站是工作單位，有保護女工的責任。她也認同這一觀點，覺得這樣做能保護到更多女工。
白雲街環衛站辦公室告訴全現在，站內一直有聯合工會、婦聯做防治性騷擾的措施，但具體措施的細節不方便透露。
2012年國務院頒佈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十一條明確規定：在勞動場所，用人單位應當預防和制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北京振邦律師事務所副主任、長期關注性騷擾議題的律師李瑩對全現在分析，基於這一規定，用人單位負有設立性騷擾防治機制的法律義務，而這套防治機制應該包含有單位明確規定禁止性騷擾、預防培訓、接受投訴及處理的制度、懲罰措施等。
「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司法實踐中，是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李瑩告訴全現在，根據他們對司法大數據的研究，在涉及性騷擾的民事訴訟中，還沒有發現判決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判例。這一司法現狀，與有關法律法規未明確單位的法律責任有關，雖然單位有防治性騷擾的義務，但如果單位沒有履行此義務，並沒有直接對應的法律責任。
今年5月通過的《民法典》，在第1010條中規定了「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應當採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係等實施性騷擾」。李瑩表示，《民法典》使單位責任的內容更具體了，但也並未明確單位的法律責任，如果想追究單位法律責任，根據《民法典》的相關規定，可能需要從性騷擾行為違反職務行為、或是單位違反勞動安全義務的角度來進行訴訟，其操作難度依然較大。
目前，黃微提出了三點訴求：周恆良賠禮道歉；環衛站開除周恆良，並禁止其在越秀區環衛系統內任職；環衛站承諾不會對黃微一家打擊報復。
三點訴求中，黃微夫婦最在意的，還是第二點。林東擔心，「要是（周恆良）調去別的站，過兩年又會回來，到時候一定整死我們，我們一家人都沒好日子過。」
對於當事人希望環衛站開除周恆良，並禁止其在區環衛系統內任職的訴求——能否通過此次民事訴訟實現，李瑩直言「不好判斷」。李瑩舉例，自己代理的一起職場性騷擾案件，在法院判決生效，已認定被告人構成性騷擾後，這名騷擾者依然在原單位工作。當律師向這一單位去函要求解僱騷擾者後，單位也沒有作任何回復。
李瑩認為，總體來講，從法律規定到現實執行，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目前的案例來看，在現實中的執行還是非常不夠的。」
截至發稿，監察組針對周恆良性騷擾問題的調查尚未公佈結果。白雲街紀工委辦公室人員表示，調查尚在走流程，有結果後將會統一向公眾公佈。問到一般情況下，如果查實有性騷擾問題，將受到何種處理，該工作人員稱，因為在紀律處分條例上，未有直接寫明「性騷擾」這一違紀行為，此前他們也從未處理過性騷擾的調查案件，因此無法回應這一問題。
據了解，立案後，黃微也一直試圖通過三方協商調解，來實現她的訴求。在環衛站工人之間，近期流傳出周恆良要拿20萬和黃微私了此事。但黃微表示，完全沒有這件事，而且她很怕大家以為自己是為了錢，才去起訴的。
黃微特意叮囑律師，在協商時不要主動談賠償金額——她怕會成為話柄。
問到多少錢，她會願意和解。黃微脫口而出：「給我200萬也不要。」
文內除周恆良、陸春生、李瑩、楊海濤、董立強外，其餘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