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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中共對美外交的步步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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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蓬佩奧講話,彬彬有禮地批評了尼克遜的錯估中共。1967年尼克遜稱"長遠來看,我們根本無法承受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結果中共是一個"怪物弗蘭肯斯坦",我們就來回顧一下,美國是如何步入這個怪物佈下的迷陣。此文寫於1998年,參考了當時剛出版的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那時我還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沒有人相信我們說什麼,在周圍人眼裏,我們才是怪物。】

"六四"後中共的對美外交,從一開始就不純然是被動式的"韜光養晦",而是力圖影響美國的公眾輿論和政府決策,而且有其獨特的做法,不僅僅是無孔不入的活動,包括私下遊說的宣傳、威脅和恐嚇,還包括購買或盜竊技術。美國政府和公眾對中國問題的種種爭論,已經被一個極具影響力的由原美國高級官員組成的集團所支配,而這個集團的人則通過推銷他們所主張的對華政策獲取暴利,中共慣於以發動經濟戰相威脅,企圖這樣來改變美國的國家政策,這種做法在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是罕見的。

分化西方

回頭去看,「六四」後成功地打破西方對華制裁,乃是頗有研究價值的一段中國外交史,足可列為美國對中國政治研究的一個課題。

中共當年"懲罰波音公司"的深遠意義。總理李鵬一九九六年取消了購買波音飛機的承諾,改從歐洲的空中巴士公司購買了價值十五億美元的飛機。他極為露骨地說明了採取這個做法的原因,因為歐洲領導人在"對華合作時不附加政治條件,而美國人卻任意地威脅要制裁我們。"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對美政策之所以能明顯地收效,恰恰就是因為中國政府把經濟和政治拴在一起,用經濟上的利誘和懲罰來向美國索取政治讓步。

卸任的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溫斯頓•洛德十分灰心喪氣地說:"我們在中國問題上最大的一個難題就是,當我們對付中共時,我們在歐洲和日本的盟友們卻拖我們的後腿,把合同搶走。"今天,這種策略已經進一步挑唆法國的反美情緒,最近法國總統希拉克北京之行,不僅簽了十二億合約,還同中共一道譴責"美國霸權"。

中法的這種"合作",無非是冷戰時代戴高樂與毛澤東合作的翻版,但值得思考的是,錢其琛在1990年就提出「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國之間的矛盾和美國統治集體內部的矛盾」的策略,七年後開始"見成效"。

控制西方中國觀察家

通過西方左傾知識分子影響西方輿論,是中共對西方分化的另一個層面,也是中共國際統戰的老把式。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國只准許很少的外國記者和作家進入中國,這些人被中國稱為"中國的朋友",就是願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作宣傳的外國人。其中著名的,一個是瑞士作家韓素音,另一例子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只有極少數美國人能去中國的"文革"年代,他居然能去中南海,進入毛澤東會見外國貴賓的客廳與毛長談。還有一些外國人也屬此類,如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蘭作家倫•艾黎等,澳大利亞共產黨員Wilfred Burchett等。

但是,只要他們向外部世界講了一些真話,比如披露了上層權力鬥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或者毛政策造成的經濟災難等情況,就會被中共認為"不友好",他們的"朋友"身份就會被輕而易舉地撤銷。

自共產主義的全球性崩解以來,西方左傾思潮也一蹶不振。中共控制西方輿論需另求其道,開始運用各種手腕、造就出一小群新的"中國的朋友",辦法是去中國的簽證、到各地旅遊的許可、以及進入中南海會見領導人的特權等。

但是由於效果不彰,西方輿論對中共的基本調子仍是負面居多,因此中共開始採取一套新的做法,被稱為"殺雞儆猴"。最先遭此"待遇"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只因他為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寫的回憶錄作了序,從此中共不准他再進入中國大陸,這對於一個以中國政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者來說,自然是一個損失。

接下來,曾經公開批評中共違反人權的美國學者和作家,或者在申請訪華簽證時被拒簽,或者是被要求參與一場尋求著名美國人支持中共政策的活動、以此換取訪華簽證。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報道對象的著名自由撰稿人夏偉(Orville Schell),曾出版過幾本關於中國的書,自從九十年代初以來就再也拿不到簽證,原因是他參與了"人權觀察"的活動。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六四"以後幾乎年年可以得到有效簽證進入中國,但一九九六年八月卻在北京首都機場海關被拒絕入境,還把他在旅館裏扣留了整整一夜,於次日晨將他送回香港。林培瑞事後說,當他被扣壓在旅館裏時,有四個公安局官員在房間裏通霄值班看守他,他們把房間裏的電話也切斷。

"殺雞儆猴"的作法其實並非新招,一九七二年早在意大利電影製作家米開郎基羅•安東尼奧尼身上試過,他是意共黨員,獲准到中國攝製一部文獻電影,後來中共發現這部電影(China Is Near)沒有突出中國人的"革命形象",而是如實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情景,就掀起了一場長達數月之久的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宣傳運動。埃德加•斯諾在七十年代訪華期間也製作了一部電影,但他採取了與安東尼奧尼相反的做法,他拍攝的只是建造長江大橋的"英雄事跡",這就保證他下一次還能拿到訪華簽證。

夏威分析,從總體上來看,中共在試圖控制外國的中國觀察家這一點上是相當成功的。中方製造的恐嚇確實使許多外國學者和記者講話時小心翼翼,他們害怕成為中共的"不受歡迎的人"。他說,這其實是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所熟知的,中共對付它自己的知識分子的手法,這種政治上排斥異己的威脅手段不僅在中國國內十分有效,而且對外國記者和學者也產生強烈效果,因為這些人為了保住目前與中國相關的職業,需要去中國,所以對中共有所依賴。

美國有一小群中國問題專家避開"冒犯"中共,依然可以獲得與中共高層官員接觸的機會,所以反而與當年的韓素音、斯諾一樣"走紅",為白宮非正式地提供諮詢,為美國大公司或政治名人的中國之行"護航",也發表關於中國政治的學術分析,在政治上充當中共的辯護士。可是,這些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術精英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僅排斥本國異己、也排斥外國批評者的中國政府,只要這些美國學者在某些問題上冒犯了中國政府,他們去中國作調查研究的路就被堵死了,他們的學術生涯就會因此終結。那些保持與中共官方良好的接觸管道的美國政治學者們,通過這些接觸還能了解中共領導人是如何想問題的,這些知識確實頗為實用;他們發表的關於中國政治的文章就有參考價值。但在一些問題上,比如毛澤東的聲譽、人權、中共對台灣的軍事恐嚇、中國對西藏的控制,北京當局緊緊地盯着,這些學者就只好要麼是說些奉承之詞,要麼乾脆縝口不言。

收買美國政客

同上述中共在西方學術或新聞領域內全面實施軟硬兼施的作法相比,在商務活動中就乾脆是赤裸裸的收買。

中共憑藉操縱外商進入中國市場的許可,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頗為收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利用那些最可能從美國遷就中共的政策里大撈好處的人,在美國政府和公眾當中不遺餘力地推動對中共的遷就政策,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前國務卿基辛格(Herry Kissinger)和黑格(Alexander M. Haig Jr.),還有前副國務卿伊戈伯格(Laurence Eagleburger)和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斯考克羅夫特(Scowcroft)等。

如果這些人想為他的主顧(某家美國大公司的董事長)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中贏得一項合同,那麼根據中方的要求,這場交易的條件是,這個公司要在美國為中國的利益公開辯護,或者安排美國的國會議員或記者團訪華;美國公司主管也可以通過這位"顧問"認識中共的高級官員,美國公司為此付錢給這位"顧問",而這個顧問為了鞏固他與中共官方的私交,則要在美國公開支持取悅北京當局的政策建議。這種安排從來不會明顯地寫在商業合約里,但人人都懂得這種交易。

基辛格為中共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辯護是很著名的。就在屠殺的第二天,他同時在多家報紙上發表專欄文章,稱鄧小平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家之一",說鄧為中國"選擇了一個更為仁慈而較少混亂的過程"。美國國會呼籲制裁行動,布殊當局正準備在一定範圍內採取相應措施,基辛格卻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著名晚間新聞主播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的採訪時說,"我不會主張任何制裁","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容忍示威者佔領首都的主要廣場達八周之久,"這種佔領導致了失序和混亂,因此實行鎮壓是"不可避免的"。八九年十一月,他陪伴一個商務代表團到中國,見到了鄧小平和中國外長錢其琛,錢對他大為誇獎,回美後他在白宮又報告了與中共高層領導人的談話。基辛格一年中會數度訪問中國,而中國的大門對他則永遠是開放的。

基辛格總是迴避一個問題,即他能從他鼓吹的對華政策中圖到多少利潤。基辛格的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代表許多想在中國尋求商機的公司,而這些公司付給基辛格大筆的錢。一九八九年他發表那些為中共辯護的言論時,他組建了一個名為China Ventures的有限合夥公司,與他的老熟人榮毅仁負責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合資在中國投資。美國全國民主政策委員會(National Democratic Policy Committee)的Scott.Thompson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發言中指出,基辛格確實從那些在中國有投資的公司那裏拿到大量酬勞。

顯然,由於基辛格這樣的原美國高級官員又從中幫忙,使美國產生了一個新的強大的為中國遊說的集團,這個集團不願意批評北京當局的人權記錄,反對與中國"對抗"或制裁中國,並藉此撈到了可觀的利潤。此中要害是基辛格、黑格所扮演的雙重角色,他們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響力公開地或私下地推動美國的政策,然後個人也從中國漁利,這個樣式,其實就是後來在中國泛濫成災的腐敗模式。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作者臉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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