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場舉白紙，被警員指違反國安法；區議員去銅鑼灣維景酒店查問此地是否國安公署臨時基地，被保安質問「系唔系想踩國安法」？區議員辦事處開幕，警員無手令下闖入，指室內掛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警告或觸犯國安法；有市民藏有美國或英國旗，被指違國安法，甚至被捕。國安法的凌駕性，早已不言自明。
事實上，警員到一間食肆作出「有違國安法」警告後，絕大部份黃店已自行清走文宣，網民也刪除社交媒體上撐抗爭運動的留言，如此恐慌情緒是前所未見的。而且，無論警員還是藍絲，想阻止議員或市民的抗爭抗議，多以國安法作出恐嚇，他們就像化身國安法，有無限權力對任何人頤指氣使，而他們也深信國安法有此巨大威力！為什麼？因為在他們的眼裏及潛意識中，國安法自外於香港法律體系，不僅刑罰極重，當事人的人權也不受保障，很像毛澤東時期的反革命罪。
中共建政後，於1951年2月頒佈《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1979年7月修訂為：「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都是反革命罪。」
或現文革式舉報潮
維基百科說：「反革命罪是處治最嚴厲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頂最隨意、最泛濫、最令人恐懼的政治污名。1950年代初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共捕了262萬餘人，其中殺害反革命分子71.2萬餘人。根據《爭鳴》雜誌引述『內部調查』結果，文革期間『13.5萬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為死刑』。」正因為此罪威力大且不受原有法制約束，才能成為當權者最稱手的專政工具，令人恐懼。那個年代，以反革命之名鎮壓黨內外異己，無往而不利！
更甚者，革命與反革命的定義含混不清，出現隨意或泛濫舉報的情況。很多反革命個案舉報都是親人所為，動機是真心相信親友犯了反革命罪，從而要為政權掃除顛覆隱患，也要顯示自己的革命覺悟極高，甚至是為了自保。
今天的香港，似乎在重複這條剷除異己之路，只不過反革命變成反國安而已。港版國安法列明，就任公職時應簽署文件確認或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政府因此建議今年7月1日或之後入職的公務員，決策中擔當「重要角色」或首長級公務員，以及紀律部隊、政務主任、新聞主任、律政人員等職務較「敏感」或日後獲推薦晉升、轉任另一職系的公務員等，都要簽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正因為國安法規定「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楊潤雄才忽然表明，學校內要禁止演唱或演奏《願榮光歸香港》。
像反革命罪那樣，反國安罪也可發動愛國群眾，屆時舉報潮就會洶湧而至，且人人自危之下，利用舉報親友去自保的，大有人在。另方面，反革命罪從調查到定罪，簡單快捷方便，更可隨政治需要而調整嚴寬，簡直就是對付異己、控制社會的神兵利器。同樣，國安法實施細則表明，從入屋搜查、限制離境、凍結資產到截取通訊等，警方權力極大，又不受法庭約束，而檢控、庭審都有特殊安排，要將異見者治罪，易如反掌。如此客觀環境，簡直就是反革命罪的翻版！
中共建政後以建設、專政、革命之名，發動政治運動去清剿敵人、鞏固政權，如今把這些手法搬來香港，並以國安之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