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秦暉老師，請問中美衝突最本質的原因是什麼？之前有人說修昔底德陷阱，有人說文明衝突，應該說這些說法都有局限性，您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答：好像我專門談過，任何國際關係的原因都不可能是單一的，但是它總有一個主要的。像以前的冷戰時代，毫無疑問，所謂冷戰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制度之爭，但是那個時候也有些別的原因，比如說那時中國和蘇聯是敵人，但是中國和蘇聯顯然不是制度之爭，其中就包括了其他的一些因素。
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可以以後想辦法專門講一下，其實我以前也講過。我覺得格雷厄姆·艾利森是一個很蠢的人，甚至我也懷疑他是不是讀過修昔底德的書，因為他引的那段修昔底德的話說，「斯巴達不能容忍雅典的崛起」。講得簡單點，就像一般老大容不下老二一樣，人性中肯定有這一點。
說中國強大會令美國高興，那是沒有的事，我從來不認為美國人有多高尚，他會為別人超過自己而高興，不會的。但是不高興和我不惜一切代價要打死你完全是兩回事。這個世界上不高興的事太多了，為了任何不高興的事都有理由要魚死網破滅掉對手嗎？除非是瘋子。所以用不高興是不能解釋這種現象的。
而且修昔底德講得很清楚，有一句話我覺得是他的觀點，他把伯羅奔尼撒戰爭看成了貴族制和民主制的衝突。他有一句名言：任何一個希臘城邦都分成兩種人，主張民主制的都寄希望於雅典，主張貴族制的都寄希望於斯巴達。我覺得這是他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這個觀點實際上講的是制度之爭。
伯羅奔尼撒戰爭
至於文化之爭，你看看艾利森寫的那本書舉的16個例子，絕大部分都是西方文化內部的。他講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也不是文化的。他們不都是希臘人嗎？而且什麼奧林匹斯、德爾菲都是斯巴達和雅典共同認同的。但是艾利森又是亨廷頓的學生，所以他的那本書中又有一章是講文明的衝突的，我覺得這個人連基本的邏輯都沒有。
但這個人在中國很受歡迎，因為他的講法符合了一些人的願望，現在我們就是想把中美關係理解為老大容不下老二。我覺得這個說法不能說全錯，因為老大肯定不希望老二超過自己，但是把它作為主要的因素用來解釋中美關係肯定是不對的，扯什麼文明的衝突當然就更不行。
美國人現在開始經常講新冷戰了，新冷戰這一說法我覺得是對的，因為顯然就是制度的衝突，而且這個制度的衝突又是不以打仗的方式來表現的。所謂冷戰就是這個意思，第一是冷，還沒有真的打起來；第二是戰，兩方衝突得很厲害。我甚至認為可能相比以前的冷戰，新冷戰更像冷戰，也就是說它比以前更冷，也更有衝突性。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假如說它是制度衝突，那是哪兩種制度的衝突？我覺得這個問題至今為止世界上沒有誰講得很清楚。（聽眾：自由與專制？）似乎不能這樣講，在政治上毫無疑問就是這樣，但是你要注意到最近這10年來的一些變化。他們以前講人權外交，講價值觀外交，他們自己都講得很煩了，而且覺得也沒什麼用，所以他們現在都願意只講經濟，只講美國利益，不講政治。
特朗普說，我也不講什麼人-權了，我就跟你講逆差。歐洲也不講人-權了，我只跟你講傾銷。但是如果只把話題限於經濟，那麼的確要分析一下中國的經濟制度和他們的經濟制度到底有什麼不同，因為傳統以來都說冷戰以後，全球化以後，雙方的制度發生趨同，他們也搞福利國家，我們也搞市場經濟，你以前可以說姓社姓資，現在搞不清楚到底誰是社誰是資，但在這種情況下，兩種經濟制度有沒有本質的區別，這種區別會不會造成衝突呢？
我覺得這是的確是需要講清楚的一件事，但是不是我們這次的主題，簡要地三言兩語也說不清楚。我覺得這是最關鍵的，而且這也是真的是需要戰的。所謂的戰，不是打仗，我也不是戰狼。我是說這兩種制度在這種全球貿易結構中互相影響的程度是非常大的，遠遠超過了舊冷戰。因為舊冷戰兩邊的經濟不交流，兩個平行市場各搞各的，所謂的冷戰無非就是宣傳戰。當初西方發生大蕭條，蘇聯照樣可以有工業的高增長，儘管它餓死了很多人。反過來講，就算蘇聯人餓死了上千萬人，西方的人日子也還是可以過得很好。但是現在的冷戰，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會影響我們，我們也會影響他們。
以上文稿選段，選自2020年6月秦暉教授在「大家談講壇」做的大講座《奇蹟與危機：中國經濟兩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