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紀念他的誕辰，每一次榮耀他的忌日，我們都會發現，喬治·奧威爾的預言歷久彌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聲，從遙遠的地平線滾滾而來，在我們的窗外轟鳴：「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報局的前外包員工29歲的愛德華·斯諾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國政府大規模監視公民通信的稜鏡計劃，之後他高度戲劇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無盡爭論，《一九八四》再一次喚起了老讀者與新青年的共鳴。
奧威爾的大名遂在媒體評論中（尤其美國媒體）不斷出現，催生了美國讀者對《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該書在亞馬遜網上書店的銷量因此暴漲百分之七千，成為第二暢銷的經典小說，僅次於有當紅同名電影支撐的《了不起的蓋茨比》。
而中國知識分子與奧威爾結識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在中國傳播近30年，不論現代或者當代隨時代更替經歷了不同的理解階段。
他鄉遭遇奧威爾
作為左翼知識分子，喬治·歐威爾沒有到過中國也不曾去過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裏映射的蘇聯（現已是前蘇聯），他到過離中國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緬甸，但不影響中國知識分子對他的認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同英美蘇等國組成同盟國，作家蕭乾以《大公報》海外版的特派記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國倫敦，當時的喬治·歐威爾恰巧也在英國，擔任英國廣播公司BBC遠東部長，負責印度等東亞國家的廣播任務。英國的出版社邀請蕭乾寫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蝕刻》。
蕭乾在後來回憶中說：「《蝕刻》的出版，為我帶來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別應提一下的是《畜牧場》（即《動物莊園》）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喬治·奧維爾。他讀後給我寫了一封十分熱情的信。當時他正負責對印度廣播，並在組織一批關於英國及蘇聯文學的廣播。那是1941年納粹開始侵蘇，英國由反蘇突然轉為一片蘇聯熱時。他約我也做了有關中國文學近況的廣播。他在信中說：「我要使他們知道現代中國文學是多麼生氣勃勃。」
這之後，可考的在報紙上第一個公開介紹奧威爾的中國知識分子，應是錢鍾書。他發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報》上的一篇書評，評價的就是奧威爾一本名為《英國人民》的書。在二戰期間，錢鍾書曾攜妻子楊絳留學英國，而且40年代的中國，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傳於市，而奧威爾的英文書，在當時的中國大陸，並不難買到。
在這篇書評中，錢鍾書寫道：「作者渥惠爾即奧威爾的政論、文評和諷刺小說久負當代盛名。至於其文筆，有光芒，又有鋒芒，舉得例子都極巧妙，令人讀之唯恐易盡。」
那個時候，那本讓他之後成為不朽、出版於1949年的《一九八四》還沒有寫出來。而蕭乾和錢鍾書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說《畜牧場》（即《動物莊園》）——他的另一部反極權主義的小說，小說通過豬的起義與革命，以及後來在豬領導下各種動物的命運，昭示了革命在其實現之後的變異過程，革命並不能一勞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問題恰恰在於革命本身。錢鍾書也曾說過一句異曲同工的話：「革命在實踐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論上的失敗。」
在中國初識《一九八四》
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國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廣泛的讚譽與反響。這一年，新中國成立。曾在英美留學的知識分子，隨着新中國的建立，開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國。
1950年，奧威爾告別人世，《一九八四》卻在這個世界上慢慢地傳播，留學生巫寧坤正在籌劃回到已經建立新政權的中國，他也是奧威爾作品的讀者。
左圖/由奧威爾的小說改編的電影《1984》劇照。右圖/7月4日，美國波特蘭市，反對者舉着「老大哥已經知道得夠多了」的標語抗議政府的監控計劃。美國「復興第四修正案」團體選擇在獨立日這天發起全美示威活動，抗議國安局（NSA）藐視憲法搜集情資。美國法律第四修正案規定，民眾及其財產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權利」
多年以後，巫寧坤在回憶錄《一滴淚》中談到了當年這本書對他們的影響。巫寧坤寫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伯頓夫婦和政道前來話別。」而彼時，巫寧坤不僅讀過《一九八四》，而且隨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為科學家的李政道想的顯然比他更多。
《一九八四》出版後，奧威爾在給朋友的信中曾經提到過他撰寫這本書的初衷：「我並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還相信，極權主義思想已經在每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心中紮下了根，我試圖從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巫寧坤的感受，讓這句話感覺不到矯情。
那時候，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奧威爾，少數知道的知識分子也不能讀奧威爾。巫寧坤在課堂上讓學生了解奧威爾，討論《一九八四》。
在回憶錄中，巫寧坤曾這樣回憶學生們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臨時抱佛腳，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機上寫講稿，用生吞活剝的階級鬥爭之類的新概念新名詞裝扮英國文學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驢唇不對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幾個男女學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於談戀愛，有的忙於搞進步政治活動，也有幾個真正熱愛文學的男生找上門來談論《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類的作品，或是借閱我帶回來的美國小說。」
學者劉紹銘在《生命·愛情·自由——重證《1984》的價值》一文中說：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時候（1958年底）。那個時候掌握的英文單詞有限，悟力不高，看過了也就看過了，沒有什麼特別感想。後來在美國教書，有一門涉及「預言、諷刺、政治小說」，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兩遍。
唯一一部「極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譯成中文的是翻譯家董樂山。
上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大陸開始陸續出版了許多灰皮書等內部讀物，在這些書中，並沒有奧威爾的作品。隨着政治空氣逐漸寬鬆，開始有人接觸到奧威爾，這其中，就有董樂山。
董樂山1924年出生在一個開始沒落的寧波中產商人家庭，排行老三，從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說《家》中叛逆的覺慧，讀中學時就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1950年考上新華社外交部。在翻譯國際新聞電訊稿時，他就接觸到了奧威爾這個名字，但無法讀到他的作品，「不過從上下文來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極權主義的」。
直到70年代後期。一個偶然機會，董樂山讀到那本傳世名著《一九八四》，他這樣回憶當時的感覺：「我這一生讀到的書可謂不少，但是感到極度震撼的，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譯出來，供國人共賞。」1978年，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陳適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國外作品選譯》，專門刊登「某些有參考價值而篇幅過長或性質不合的材料，供領導及其他同志參考」，陳適向董樂山約稿，他選擇了《一九八四》。
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國外作品選譯》分三期刊登，這是《一九八四》與中國讀者的第一次見面。印數5000份，內部發行。董樂山得到的稿費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時，董樂山特意在《關於本書及其作者》的說明中解釋：《一九八四》同札米亞金的《我們》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稱為「反面烏托邦三部曲」，這是與資本主義萌芽期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安德里亞的《基督大都會》的「烏托邦三部曲」相對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連載時，《關於本書及其作者》改成了「編者按」。此「按」比董樂山的說明簡短得多，內容與說明大抵一樣，不同之處是加了一句：奧威爾「是一個從『左翼』轉到極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後一句話強調：「為了知己知彼，本刊從上期起全文刊載」。
在中國的第一個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讀中國人民大學商品學專業的學生從《國外作品選譯》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後他回憶說，「我在大學裏讀到了喬治·歐威爾的《1984》，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歷。……但是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歷史了。不管怎麼說，烏托邦和歷史還有一點區別。前者未曾發生，後者我們已經身歷。前者和實際相比只是形似，後者則不斷重演，萬變不離其宗。」
這個學生叫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樂山約稿，他再次推薦此書。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內部發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為《反面烏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開發行版。
奧威爾在中國的傳播迎來一個高潮。奧威爾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過不錯的總結：「是因為有些人以為生活就該是無智無性無趣。他們推己及人，覺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該把理想付諸實現，構造一個更加徹底的無趣世界。」王小波反對這樣無趣的世界，因此以奧威爾為師，進行小說創作，進行散文寫作，他的作品從寫作手法還是從細節描述上，都「很奧威爾」，甚至《動物莊園》中那隻叫做拿破崙的豬，也會超越時空，成為《一隻特立獨行的豬》；《黑鐵時代》裏，所描寫的「黑鐵公寓」也類似於《一九八四》裏監獄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這條路了
出生於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歲時第一次閱讀到了《一九八四》。何懷宏、劉蘇里等人也是在這個時期讀到這本書的。止庵記得，他讀《動物莊園》更晚一點兒，他回憶說，「讀《動物莊園》時，每每聯想到早年讀過的《聯共（布）黨史》。當下很感懊喪：假若起先到手的是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許能明白得早一點兒吧」。
之後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讀。而且只要有機會，他就向友人推薦這本書。有人問起對其影響最大的書，止庵想了半天還是舉出這本《一九八四》。
新華社記者唐師曾比止庵小兩歲，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於1988年首次在國內公開發行的《一九八四》。因為向朋友「顯擺」，還弄丟了。直到6年後，他才從一個書商朋友手中弄到兩本新的，還給當初借他書的朋友。
止庵仍記得，在最初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書的內容帶給他的極大震撼。「尤其是那個開頭。寫打算去掉一個人，不能只從現實中去掉他，因為他在歷史中存在，還要在歷史上去掉這個人。溫斯頓（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幹這事。誰不行了，就奉命從過去的報紙、雜誌、書籍，各種影像中刪除這個人。我自己對歷史一向很感興趣，後來我發現，我們的歷史竟然就是被溫斯頓刪改過的，真是一塌糊塗。舉個例子，蘇聯文學我原來看了不少，但是讀了一部《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之後，看到這書上寫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這本書上大多一筆帶過，甚至連提都不提。這給我很大打擊，我發現，我原來的整個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實際上這個背景後面藏着一個真的東西，而我以假的為背景了……
自1988年後至今，《一九八四》在廣州、上海、遼寧等地經不同出版社不同譯者，已出了近10個中文版本。
止庵認為，這本書真正的歷史意義並不是預言的多麼一針見血，而是在於：有個東西，當時大家虛幻地認為它是人類可能應該走的一條路，奧威爾告訴大家，這是一條危險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這條路了。
每多一個人讀奧威爾，自由就多一分保障。
在《動物莊園》中，喬治·歐威爾深刻地寫道：「所有動物生來都一律平等，而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四條腿好，兩條腿壞。」」所有動物都是同志。」……
奧威爾的這些深刻的語言就像一把把沒有劍柄的利劍，深刻地刺穿着極權的統治，也深刻地刺穿着一顆又一顆在這種統治下懂得思考的心臟。
這樣直擊人心的思考，不只是出現在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中，1984中，奧威爾更加深刻地形容：
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
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
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他們不到覺悟的時候，就不會起來反對，他們不起來反對，就不會覺悟。
歷史在此時就像是一張白紙，被不斷地擦乾淨並寫上新內容……
這些看似矛盾的語言，恰恰是折射出荒誕的社會問題。蘇聯和東歐曾經嚴禁他的作品，作為英國人的他生前也曾被英國的軍情六處監禁二十年之久，直至1950年一月，因患肺病去世。他不受權力的喜愛，因為他的刀筆刺痛了那個時代。但是這個時代，人們就不需要他了嗎？
在他去世後，單《1984》暢銷全世界5000萬冊，1993年，英國正式開始頒佈「奧威爾獎」，就是以這位著名記者、作家命名的政治寫作獎,現有圖書獎、個人獎和博客獎等三個類別,此獎項是英國最重要的政治新聞和寫作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