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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港式戒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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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有餐館食客正觀看人大閉幕會議的報道。圖片來源:Billy H.C. Kwok/Getty Images

2020年5月29日 BY陶傑

蓬佩奧聲明,只向國會說無法再「證明」(Certify)香港是一個自治城市。

然後,國會就「香港關係法」責令杜林普做事。杜林普將會簽署總統行政令。美國對香港的總體「優惠」,完全建基於對鄧小平魯平等,生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保證。美國認為「保證」已經不復存在,當然可以改變對香港的態度。

坊間有提議以在港的八萬五美國人為人質。美國相信應該有最壞的打算,包括當機場因病毒理由尚未完全開放、航班稀少,會因應威嚇,準備調動幾艘戰艦緊急撤僑。

那時如何進入中國香港海域,可能出現一番衝突。

香港的「高度自治」狀態,固然「不由美國定義」,但美國如何看待香港,則完全由美國定義。本來大量總部或分公司設在香港的美國企業,若對中國十四億市場仍然依戀,則林鄭與邱騰華可以向美國在香港的商會繼續誘之以利,借力打力,叫他們遊說美國。

但現在蓬佩奧、國會、白宮、總統的行政命令,機制已經啟動,香港的美商即使收受林鄭政府私下好處,恐怕回美國也遊說無門。

加上中國近年來對市場經濟根本態度的改變,如下令在外資企業也要加插黨委書記。中國絕對不會向美國開放銀行與保險市場,而在香港長期觀望的美國企業,許多是金融與銀行機構。所謂「十四億人每人買一瓶可樂,美國就會發達」的80年代夢幻早已破滅,加上病毒擴散、空氣污染,「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令美國商會自己也陷於險境。

因為許多在港的美國商人,也同時隸屬本國家鄉的共和黨民主黨,更可能是共濟會員。

「國安辦」在香港開設,人員會不斷增加。加派的國安辦員工,不可能天天在香港「懶政」沒事做,他們可能來自內陸省份,不熟悉香港狀況,為了「工作效率」,一定倚賴並歡迎香港人自己主動投訴告密,指出哪一個香港人與哪一個「外國組織」來往。

一名主管迪士尼香港玩具部的美國商人可以是共和黨黨員、共濟會會員。當他在香港的西餐廳與一名香港玩具商 A先生午膳,談未來美國和中國的玩具市場貿易問題,但同一間餐廳,有另一個香港玩具商 B,以前因爭奪迪士尼某品牌的獨家分銷權,B輸給了 A,一直懷恨在心,碰巧在餐廳見到 A,也見到 A與美國商人表情曖昧,好像談甚麼秘密,偷用手機拍了一張照片,盡一個愛國愛港的香港中國公民責任,主動上報。

經駐港「國安辦」用電腦一查證,這個美國商人多年前曾去北京,被當地國安懷疑或是「中情局」人員。於是 A會被香港的國安辦人員邀請密談。

台灣在戒嚴時代,到處都有「舉報匪諜,人人有責」的標語。對於警備總部的「約談」,許多台北市民聞風色變。「約談」不一定造成拘捕與軍法審判,但會造成心理壓力,以及業界和朋友圈中的互相猜疑。這樣的環境,是否還叫一個自由貿易港?

何況香港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會,與外國宗教組織的聯繫一向天經地義。但在中國眼中,耶教在美國或歐洲的機構,永遠有顛覆中國之嫌。

曾經與外國商人、西方學者喝過一杯咖啡的香港人,若被他的「行家」發現而報私怨,台灣戒嚴時代與康雍干三朝的文人之間,出於人性的陰暗面,時時發生。香港九家大學的學生會,將來必會成為監控對象。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而言,偵察敵情也是「國家情報法」的公民責任要求。那時香港大學校園的氣氛如何?

在一個革命政權的眼中,「一小撮」被清洗之後,「一大片」也難避免。例如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被捕之後,肅清「孫政才餘毒」及「餘黨」,長期未停止過。「餘黨」和「殘餘勢力」可以是三數人,也可以是三數百。

權力一旦行使,只會擴張,不會收縮。香港向來有各種所謂的國際勢力,他們對於香港有沒有普選,或者全無興趣,但一定會衡量:通過香港賺到的錢,是否足以抵消在一個現代東西廠的中國城市,所付出的精神成本。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CUP新聞回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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