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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暴跌 留不下的城市 回不去的故鄉

辰默3月底回到北京後發現,自己租住的村子裏,平房空了四分之一。他在北京當裝卸工,住在東五環外雙橋附近。這是鄰近市中心少有的還未拆遷的城中村,聚集着像辰默這樣在北京打零工的異鄉人,往常房子非常緊俏。但今年,疫情之下,他很多朋友至今還未返京,他自己的收入也較往常降了一半。不止北京,變化在很多地方發生。位於深圳龍崗區鬧市區的一個城中村,也是打工者們青睞的居住場所。這裡緊鄰繁華商圈,巷子里是鱗次櫛比的自建房,往日熱鬧非凡,常常一房難求。但現在,掛在窗口的招租廣告消失了,很多房東抱怨今年房子租不出去。經常光顧的小店也關門了,留下的人不得不改變一些習慣。丁當所創辦的深圳綠色薔薇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主要服務於城市打工者,辦公地也位於這個城中村。復工後,工友們陸陸續續從老家返回,可是煩惱並沒有消失。不少工廠開始實行輪休制度,上三天休兩天;有的工廠五天只上班8小時,工人們只能拿到不到2000元的最低工資;有的工廠倒閉了,工人們直接丟了工作。疫情的後續影響,在一點點蔓延開來。這些幾乎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城市底層勞動者,多數從事着計時計件工作,首當其衝暴露在衝擊波下。

無法復工的焦心

受工傷的怕工廠倒閉

趙利琴已經近四個月沒有工作了,她所供職的北京一家專門服務於離休幹部的家政服務公司,至今還未有復工的跡象。3月份,有公司工作人員給她發來微信消息,統計她目前的情況,當時她竊喜,以為要復工了。但是等了一個多月,也沒什麼動靜。她小心翼翼地詢問,得到的答覆是,還不清楚。趙利琴雖然很珍惜因為疫情留在家中陪著兒子的日子,但她更着急復工,兒子還在讀大學,家裡缺錢。她在北京從事家政服務10年,錯過了兒子的童年和青春期,想到自己不能陪著兒子長大,心裏滿是愧疚。有時,深夜裡望着懷裡睡熟的僱主家的小孩,她會偷偷抹淚。疫情期間賦閑在家,她變着花樣給兒子做飯,想要彌補這些年的缺失。但是,想着未來的日子,她更焦心,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啊。在廣東佛山一家小工廠工作的英姐,之前工作中被機器軋傷了手,現在雙手變形,因為燙傷植皮,隆起的紅色傷疤幾乎佔據了整個手背。

英姐受工傷的手原本生活中那些特別容易的事情開始變得困難。手指不靈活,沒辦法為八歲的女兒扎辮子,她帶女兒去剪了短髮。在家做飯,切菜剁不動骨頭,連玉米也掰不動了。她既憂慮自己接下來的生計,也擔心老闆生意不景氣,拿不到工傷賠償。她原本在一家家庭作坊式小工廠工作,為紙板印花。經濟不景氣,廠子快倒閉了,工人們陸續被辭退,只剩下老闆苦苦維持。英姐回到老家重慶,找工作並不順利,每天照顧兩個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陪女兒在家上網課。疫情之後,工作更難找,她還擔心佛山的老闆要是工廠倒閉了,她的賠償怎麼落實。4月3日,她和老闆已經完成了調解,本來說好的賠償款,老闆一次次拖欠,直到5月15日,老闆再一次爽約。已經回到老家的英姐決定一周後再去一趟佛山,申請法院對老闆強制執行。

好不容易復工的,收入也大降

復工的工人們,日子過得也不容易。林林在綠色薔薇所服務的社區內生活,今年是她來深圳的第10年。她在一家服裝廠做質檢工作。從4月底開始,工廠上三天休兩天,身邊有幾個朋友也因為工作不飽和被裁員。這家服裝廠,已經建廠20多年,這些年陸陸續續在各大城市鋪設了不少實體店,算是國內發展還不錯的中檔服裝品牌廠商。但現在,公司的直營店正陸續從各大城市撤離,一位公司領導透露,因為生意冷清,可能要把原本的40多家店面撤到十幾家。訂單量減少了,林林的工作量也少了,而工資自然也就減了不少。這是林林在深圳工作的第10年了,也是在這個工廠工作的第10年。她對這份工作一直還算滿意,雖然這幾年廠里經濟效益不如從前,但林林也沒打算過換工作。「這份工作有雙休,現在有雙休的工作不好找。」

河北人辰默老早就想回北京工作了,不上班就沒有經濟來源。孩子還小,需要妻子照顧,一家三口就指着他在北京打零工掙錢。他到北京闖蕩5年了,成為了一名裝卸工熟手,這份工作不需要掌握什麼技術,只要力氣足夠就能勝任。疫情期間辰默被困在老家時,偶爾會有經常合作的老闆打來電話,詢問他能不能去工作。他給房東打電話詢問,得知村子裏管得嚴,只有那些有正式單位,公司開了復工證明的人,才能進入村裡居住。而像他這種沒有固定單位的人,想回去幾乎是不可能的。到了3月底,村子裏的政策鬆動了,他終於回到了北京,活慢慢找上門來,但閑暇時間相對年前多了許多。有時一整天都沒事做,到了月底一核算,收入直接攔腰砍斷,每個月到手只有3000元左右。去倉庫里裝卸貨物的時候,老闆們也會抱怨,貨賣不出去,不敢進貨,好些倉庫里還積壓着2019年進的貨物。辰默也焦慮,家人等着他匯錢回去生活,而每月除去房租、餐飲、交通費,所剩無幾。

不穩定的勞務關係

隨時被解聘的風險

疫情之下,實體行業中的體力勞動者不得不面對更多的困境。在服務於城市家政女工的一家公益機構的負責人張倩看來,這些計時計件工作的工友們,必須在線下工作,不能像城市的白領一樣選擇線上工作等可替代的工作方案。在疫情防控之下,如果他們不到達工作地,就沒辦法開展工作獲取收入。而且,在開始全面復工復產之際,他們身處的行業更容易受到衝擊,收入縮減。佛山市順德區樂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在3月份做了一個關於職業復工問題的調研,共收回有效問卷210份。上述調研發現,疫情期間,約有八成職工因為疫情影響延期復工,在延期復工期間工資正常發放的比例不到三成。而在企業復工後,部分職工又面臨著調薪、增負的風險,其中約6%將被解除勞動關係。李楚曉在樂行社工里組織工友們活動,時常會聽到工友們交流身邊朋友被降薪、辭退的遭遇。而在疫情前就因為工廠裁員被辭退的廣西人李廣昌,在節後再返回佛山找工作時發現,工作不僅難找,找到的工作也不好做。朋友推薦的第一家公司,是為手機生產零部件,不僅工資遲發,還被找各種理由剋扣工資,3月份的工資被整整扣掉1000元。4月15日辭職的他,發現工作更難找了,缺人的工廠少,找工作的人扎堆,工資也每月平均降低了1000元。

而類似家政工、裝卸工等用工形式更加零散和隨意的工種,他們沒法和僱主形成長期的、穩定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僱傭關係,則面臨著隨時丟到工作的風險。老闆沒有給英姐購買社保和工傷保險,只有一份意外傷害保險,在這次英姐的工傷賠付中賠付了7萬餘元。辰默,連這份意外傷害保險都沒有,萬幸的是在這些年裝卸貨物的過程中,他並沒有出過什麼「大事」,受過一些小傷,去醫院包紮一下花上一兩百塊錢,他也未曾在意過這些「小事」。趙利琴也沒有簽勞動合同,工資按工作時長計算,在北京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像張倩她們這樣長期服務的家政服務人員群體,因為工種的特殊性,在這次疫情中所受的衝擊巨大。新冠病毒,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傳播,類似家政工這種需要入戶的服務類型,在僱主看來是有一定的疾病傳播風險的。至今,北京家政行業的臨時、小時工,還都被叫停。

看不見出路,退路只有回家

這些底層勞動者對他們所工作的這座城市的感情是複雜的。在北京10年,趙利琴從不去醫院看病,唯一一次去醫院是2015年,她急性闌尾炎發作,僱主把她送去了醫院。趙利琴疼得在医院裏打滾,沒有醫保,估計在北京做手術的花費不菲。她果斷給老公打電話,讓他連夜趕來北京接她回家。忍着劇痛在丈夫攙扶下凌晨坐高鐵回家,準備到老家縣醫院做手術。到了醫院檢查時發現,她闌尾穿孔,不及時治療很危險。做住家保姆的日子,上六休一。工作的六天,趙利琴時刻保持待命。沒有休閑和娛樂,玩手機的時間都極少,最初她甚至連使用手機上的地圖導航和發送微信語音消息都不會。到了周天休息時,她會選擇去公園閑逛。那時沒有朋友,也不捨得花錢去娛樂,能去的地方只有馬路和公園,逛累了才回僱主家,感受到的是深深的孤獨。租住在城中村內,這種異鄉人的感覺從未從他們的心頭消失。來北京23年了,丈夫和兒子也均在北京工作,家政工劉進財也漸漸適應了北京的氣候,喜歡冬日裏的暖氣,過年時回到四川老家,她已經無法再適應氣候的濕冷。但是,她知道自己終將會離開這座城市,在老家蓋了房子,也買了新房。母親老了,生了病,她琢磨着是時候回家照顧老人了。

在這些大城市內,他們掙着辛苦錢,希望能過上更好的生活。林林一家四口都在深圳,雖然經歷了多次搬家,感受着房租的翻倍,物價的上漲,但她依然愛着這座城市,這裡比老家繁華、舒適,生活更加便捷。綠色薔薇的活動中心內,丁當感受着工友們的擔心和憂慮。許多工人在深圳打工已經好些年頭了,對這座城市已經充滿了感情。因為丟失了工作,腦海中也閃過了是否要回老家的念頭。工友們在觀望中向丁當傾訴:「我現在找不到工作,沒有辦法,回家吧,但不想回去,你說我回去了幹什麼呢?」林林和同事們聚在一塊,也會為要是工廠倒閉了,自己該何去何從的未來而迷茫。丁當問父母有離開打算的小朋友願意回老家嗎?小朋友搖搖頭,「我捨不得我的朋友。」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在大城市沒有繳納社保,不能享受醫保,孩子讀書困難,但回到故鄉,更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在大的災難面前,他們幾乎毫無抵禦風險的能力,沒有出路,而退路只有回到家鄉。從14歲到深圳打工,到現在創辦綠色薔薇,服務於工友,丁當對工友們的遭遇感同身受。「國家現在對復工復產的扶持政策都是針對企業的,還沒有針對工人的補貼。而且,針對企業的免稅等扶持政策,是否有回饋到工人身上,也是未知數。如果對城中村裡的工友們有直接的幫扶政策,可以更好地幫助他們渡過這個難關,比如租房補貼、放寬孩子入學門檻,等等。」(文中丁當、辰默、林林、張倩為化名)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鳳凰WEEKL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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