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兄馬勝利最近自費出了一本書，書名叫《無悔人生》。此書460頁，洋洋灑灑30萬字，圖文並茂。書中用了大半的篇幅詳細描寫了他在文革中的革命造反經歷，讀來令人驚詫萬分。
馬兄文革中屬於造反派，1967年，保守派受到打擊，造反派受到偉大領袖的支持，一時風生水起，波瀾壯闊。然而，好景不長，共苦可以、同甘從來都不行，造反派很快又分成了勢不兩立的兩派，雖然都聲言誓死保衛毛主席，但又水火不容。
那時包頭的革命造反派也分成了兩派，一派叫包頭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另一派叫包頭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工總司」的主要力量是工人；「工三司」的主要力量是學生，馬兄是「工三司」作戰部部長。記得「工三司」的司令部設在包頭青山區機械工業學校的主樓內，那時全國各地的武鬥非常熾烈，幾近白熱化，不過波及到包頭已經是強弩之末。
我是屬於「工三司」這一派的，他們司令部的那幢大樓我進去過，進那個大樓需要通行證。那幢大樓佔地宏大、巍峨壯觀，為了武鬥的需要，所有的樓梯口都用磚封死，中間只留一個瘦人側身才能擠進去的小縫。小縫內的兩側分別有學生手持紅纓槍把守，如果沒有路條，妄圖侵入，紅纓槍的槍頭立即就會被插入體內，我是由此才理解了什麼叫「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
不才已有文敘述，「工三司」的一個女頭目被「工總司」的人綁架，毆打致死後從包頭醫學專科學校的樓上扔下。「工三司」為了「鼓舞革命士氣」「以血還血，以牙還牙」，沉痛悼念遇害的「革命烈士」楊玉蓮，欲在包頭市三區舉行聲勢浩大的葬禮。馬兄知道我是電建公司「四大文人」之一，因此拜託我寫一首朗誦詩在出殯時使用。那天，我把寫好的詩親自送到他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就在機械工業學校的五樓，那是一間很闊大的房間，估計是前校長或黨委書記的辦公室。馬兄身穿軍裝、頭戴軍帽，軍帽上的紅五星熠熠發光。他坐在椅背上，下身是短褲，光腳蹬在扶手上，一臉威嚴的氣勢，猶如威虎廳里的侯三爺。他的寫字枱的兩側分別站着兩個手持梭鏢的女紅衛兵。
我被帶進去時，他喝退了隨從，讓我坐下，然後逐字逐句地朗誦我寫的詩句。我的那首143行詩，他讀了有十幾分鐘，讀到過半，就淚如雨下，讀完後連聲說好。他要留我吃午飯，我說有事。告辭時，他緊緊地握住我的雙手，遂即派人護送我出樓。
那年夏天，包頭市的武鬥很熾烈，我也參加過一次。那天深夜，「工三司」總部緊急通知電建公司的基層組織，立即派人派車趕赴二道沙河，準備迎接戰鬥。那晚，406工地一共開出了10輛大卡車，我們都頭戴安全帽，手持鍬把、鎬把、白臘杆，加工廠有的弟兄們還在腰間別上了三棱刮刀。我們趕到二道沙河時已是凌晨時分，前面抵達的人說，戰鬥已經順利結束，「工總司」的人都已落荒而逃。那天，「工總司」橫屍一人，被打傷打殘者若干。那個死者的名字叫王小元，是來自石拐煤礦的工人。後來不久，「工總司」為王小元舉行了規模浩大的葬禮，那次葬禮也聲震包頭市三區。
說來寒酸，包頭市兩派的武鬥僅死了兩個人，如果和新疆、浙江、廣東、山西、雲南、四川相比，簡直是九牛一毛，人家那裏才是真槍真炮地對着幹。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兩千餘人，另有八千多人殘廢。革命旗手江青說：「四川武鬥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包頭市的武鬥水平真讓網友們聽來見笑。
馬兄是電建公司的一名架子工，現在看來純屬苦力。但是在那個年代，混到「工三司」作戰部部長的高位，也算草莽英雄了。那時，他走到哪裏都前呼後擁，風光過好一陣子。
1968年，兩派革命大聯合，握手言和，馬兄被結合進了內蒙電建公司革命委員會，任常委。出入乘坐二戰期間生產的美國別克轎車，且有秘書隨行。後來造反派的地位每況愈下，在「一打三反」及「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中，馬兄受到重創，被關進「牛棚」審查，罪名分別是「國民黨殘渣餘孽」及「階級異己分子」。審查期間被打致殘，傷好後又被攆回工地勞動，繼續當他的架子工。折騰了好幾年，竟然又回到了原地。
如今，許多人願意在夢境中生活，尤其有過一段輝煌經歷的人，馬兄的這段經歷竟成了他終生的精神寄託。馬兄不懂電腦，用手寫三十萬字，批閱三載，增刪五次，實屬不易。他把這段經歷寫成了類似《紅旗飄飄》式的革命回憶錄，我看完後難受了好一陣子。因為「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造反派註定就不會有好的結局，可憐馬兄披肝瀝膽好幾年做的都是無用功。
文革結束後，馬兄遲遲未有成家。一次，人家給他介紹了一個女孩，相貌身段甚好，見面的第二次，他就抑制不住，給人家大講曾經的打打殺殺的輝煌經歷。女孩回家向父母傳達，父母聽罷頓生疑慮，強行勸止。馬兄很晚才成家，與此不無關係。
馬兄的生父現在在台灣，他的生父在歸綏讀完小學及初中後，南下南京上海求學，19歲考入黃埔軍校。畢業後服務於國民黨軍政部，抗戰時期服務於二戰區、八戰區、十二戰區。抗戰勝利後，奉令從十二戰區調走，不知去向。1947年，其父匆匆從南京趕回呼市，想見妻兒一面不遇，原因是其母攜子與人私奔。於是揮淚告別故鄉，奔赴台灣。老人在台服務於聯勤總部，1964年退役。
1988年，馬父終於回到了魂牽夢縈的故鄉呼和浩特。馬兄在書中寫到：「當空姐最後陪我父親走進呼和浩特白塔機場候機樓時，我們一眼就認出了那就是離散了幾十年的親人。父親身材保持着當年的魁梧，滿頭銀髮、步履緩慢，已老態龍鍾。面白而微紅，目光帶着渴望和慈祥罩定在我的身上，我頓時呼吸、血液，一切都在劇烈地運動着……」
令人不解的是，馬兄在書中對文革充滿了懷念，對偉大領袖充滿了熱愛。從頭至尾遍佈久違了的革命詞彙，許多語言，當今的《人民日報》都羞於使用。我看完更慌亂的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想起了宋美齡女士在回復廖承志的信中所言：
「余認為仲愷先生始終是總理之忠實信徒，真如世侄所言，為人應『忠孝兩全』，倘謂仲愷先生乃喬裝為三民主義及總理之信徒，而實際上乃為潛伏國民黨內者，則豈非有虧忠貞？若仲愷先生矢心忠貞，則豈非世侄有虧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為不任事與不足之意），則廖氏父子二代對歷史豈非茫然自失，將如何作交代耶？」
「再者在所謂『文化大革命』鬥臭、鬥垮時期，聞世侄亦被列入鬥爭對象，虎口餘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認為聊可自慰。」
自古忠孝不能兩全。由彼及此，如果排除馬兄的父親屬於我黨混入國民黨的奸細，他就絕非孝子！若系孝子，他必定是潛入造反派內部的國民黨分子。否則，他在文革後期虎口餘生，何以還能聊以自慰呢？
馬兄相貌堂堂，天庭飽滿、地閣方圓，目如閃電、聲若洪鐘。文革中他曾來過我家，走後母親即向我探問他的身世，母親說一看他的相貌氣質即是大戶人家的子弟。我問何以見得？母親說，舊時在鄉間，貧下中農的子女都是歪瓜裂棗，周正的很少。因為貧不擇妻，能湊乎地娶過已屬萬幸；而大戶人家，經過數代的優勝劣汰，自然是強強組合，保留着優良的遺傳基因。
我常常想，當初馬兄若能隨父入台，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人生自然是另一番景象。起碼成年不會淪落為苦力，亦無機會參加惡魔之盛宴，與食人的生番共舞了。然而世事滄桑，哪能由得了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