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疫情嚴重的2月份，有段求救視頻在網上熱傳。一女子站在家中陽台上，一邊敲打着鑼鼓一邊哭訴着：「誰能救救我媽媽？誰能救救我媽媽！」如今這視頻中的女子再度成為輿論焦點。（網絡截圖）
最近，武漢的一位敲鑼女因為怒懟方方而被輿論推至風口浪尖。熟悉伊索寓言的網友都形象的將這二人比作「農夫與蛇」。在寓言中，農夫救了蛇，蛇卻咬死了農夫。在現實中，方方把敲鑼女寫進閱讀量達上千萬的「方方日記」里，讓她的得救成為了可能；但敲鑼女在母親得到救治後，卻忘恩負義，「把憤怒的矛頭指向了方方」，甚至還「要與方方劃清界限、永遠決裂」。
然而，現實卻總是比寓言要複雜的多，正如人性也遠比獸性要複雜。維基百科在揭示《農夫與蛇》的寓意時指出，「對有毒有害的東西，需要警惕並遠離，而不應憐憫它，否則會引火燒身、自取滅亡」。從這個角度來說，農夫明知道蛇會毒害他，還將其摟在懷裏，這就不是善良了，而是愚蠢。
不同的是，方方把敲鑼女寫進日記，只是本着「記錄」的原則。這種記錄是建立在敢於揭露社會陰暗面的勇氣以及對受難民眾抱有同情、關切的仁心之上的。很多人都覺得，方方就是一位有良知、敢說真話的作家。這些人決不會認為方方的勇敢跟「愚蠢」有任何關係。何況，敲鑼女的母親是否真能得救，方方也是無法預知的。畢竟，還有很多呼救的人都沒有敲鑼女般的幸運。
此外，不能忽視的是，幫敲鑼女一起呼救的，不只方方一人。有文章寫道，「如果沒有方方呼籲，沒有公眾的齊心合力聲援，沒有全國各大媒體都派人前往採訪……」。有網友也說起，「當初敲鑼求救……，曾經讓千百萬網友都為之揪心，方方的轉發和日記中的提及，是否直接帶給了她幫助，無從查證。但人在危難時，任何一個人伸出的一次援手，那都是彌足珍貴的」。
換言之，敲鑼女能成為這個時代極少數的幸運兒之一，其實是整個社會的效應，而不僅僅是方方效應。當社會大群的良知被喚醒，底層個別人的悲劇才有可能被關注，這在只「報喜不報憂」的中國早已成慣例和常態。沒有公眾的注視、民間輿論的譴責，官方是決不會拿這種有辱「盛世」的故事來吸睛的。
敲鑼女在怒懟方方時，其實也未曾忘說「真心感謝那些發自內心幫助我的人」。此後，她在輿論壓力下，刪掉所有貼文之後，仍不忘說「感謝所有真心幫助我的人」。即便只是這兩句簡單的感謝，是否也能讓我們看到，敲鑼女不是天生的「忘恩」之人，她對方方「負義」，不應該完全歸咎於個體人性的惡。
還有文章揭批，「敲鑼女昨天鳴金，發文指責一大堆人，說她能治好病靠的政府和醫生護士」。病治好了，就立即表示感謝政府；與其說，這是源於人性的惡，倒不如說，是被內心的強烈恐懼所驅使。
今天的敲鑼女，不再是當初被視而不見的可憐人，而是被整個社會、甚至國際所關注的敏感人物。她的高調發文、刻意感謝，不過是中國當下，每個處在政治高壓下想要自保的個體的本能反應。
記得多年前，央視搞街采，問中國的路人「你幸福嗎？」。其中，大量的回答都是在「感謝政府」，說「政府好」的。在長期的紅色恐怖之下，極度恐懼的中國人一被鏡頭聚焦，就會本能的向手握大刀的極權暴政認慫、服軟、表忠誠。
如今，「極左」對方方的態度，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街采。此外，今天的方方，也不再是一個普通的閒職作家，而是讓中共當局感到無地自容的《方方日記》的作者。被視為跟政府過不去的方方再次在微博中提到「敲鑼女」，哪怕毫無實質內容，只是寫了個名字，都足以讓中國當下任何一個被嚇破了膽的、貪生怕死的大俗人心驚膽寒。
敲鑼女怕死嗎？她不怕死，能想盡一切辦法向外界求救嗎？這跟她在當下敏感時期，急於跟方方劃清界限的迫切心情一樣，都是出於同一種本能，那就是怕死。
不站好隊，就會死。這對於從「文革」走過來的中國人來說，或許並不稀罕。對於敲鑼女的行為，已有文章談到，「1980年代之前，國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的基本公共生活訓練之一，就是『站隊』」；「每個人都無法逃避『站隊』考驗」。
那時，中國人「為了表忠心，顯積極，求進步，避不利，兄弟鬩牆、夫妻反目、父子告訐、師生對立，諸如此類的現象層出不窮」。這不僅是「白眼狼」現象，而是「顛覆人倫的選擇」。為了自己活命，中國人連人倫都可顛覆，連六親都能不認，又何況是「犧牲」一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幾十年來，在中共「大棒」的淫威下，敲鑼女這種本能的恐懼，早已注入到大量的普通中國人的骨髓里了。
為了活下去，不惜拉低自己的道德底線。中國人對死抱有如此深深的恐懼，不過是因為死於非命離他們並不遙遠。《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一書早已揭示，「共產黨把『殺』當作了一門『學問』，一種『藝術』，把『殺』做到了極致」；「為了殺而去找敵人，沒有敵人也要製造出敵人來殺」；「共產黨怎麼殺？用刀把子殺，用飯碗殺，用輿論殺」。
「殺，有幾重目的。一是消滅被製造出來的敵人；二是讓殺人者手上沾滿鮮血，與黨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不和共產黨一條心，變成共產黨的殺人工具；三是打造紅色恐怖的環境，震懾所有人。這一切的『殺』，都是為其破壞文化、敗壞道德開路的」。
為了不被刀把子、飯碗、輿論殺，敲鑼女甘願成為中共當局打算「消滅」敵人方方的工具，即使方方曾為她發聲；在「恐怖的環境」中，在洗腦教育下，她為了自保，只能「和共產黨一條心」，即使這樣的選擇有違良知、道德。
從這個角度來說，敲鑼女只是中共實施恐怖政治後的戰利品之一。但中國社會還有多少這樣的敲鑼女呢？假如敲鑼女比比皆是，那麼今天更應該被聲討的，就不只是這巨大暗溝中的一個小水滴了。
在中共的極權暴政下，中國人從一早就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恐懼已成為中國人的普遍、正常心態，只是嚴重程度和爆發時機不同。中國人就算再厭惡中共，也很難徹底的消除這種本能的恐懼。或許，這也是中共毫無公信力，卻仍未被推翻、倒台的一個關鍵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