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的夏天，北京人藝把日本劇作家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學》改編成了《喜劇的憂傷》。
全劇只有兩個演員，一個是不算中戲科班出身的陳道明；另一個，是比陳道明小十三歲的「後浪」何冰。
《喜劇的憂傷》的主題是嘲諷國民黨的文藝審查制度。前浪陳道明演審查官，後浪何冰演編劇。
中戲畢業後一直演話劇的何冰說，在這次合作之前，他和道哥一起演過電視劇。「一起演過」是比較文藝的說法，陳道明都是主角，何冰相當於宋兵乙。
但在北京人藝這個最高檔次的舞台上，「前浪」陳道明才是新人，第一天來排練，就說這裏是自己的煉獄：我是來向何冰老師學習的。
當然，何冰也是蟄伏了很久才在人藝出頭的。他在話劇《李白》裏跑龍套時只有一句台詞：
報！
排練時，何冰和導演抽煙喝茶，陳道明卻一直自己加練。他給來探班的媒體們表演了一段，當時的記者們對前浪一點也不客氣，給他的評價是：用力過猛。
首演當天，首都劇場門前的王府井大街堵得水泄不通，一張黃牛票的價格，夠在我這兒買一年煎餅。
那天晚上，劇場裏有很多人，我被一群呼喊着「陳道明你好帥」的阿姨擠在座位上不能動彈。散場後，觀眾們一邊鼓掌一邊跑步湧向舞台，陳道明和何冰一次次從後台返場。
也不是所有人都在笑。沒趕上首演，半個月後才看這部劇的馮小剛看完後和朋友吃飯，情緒突然失控，他用杯子把玻璃桌面砸得粉碎：
徐帆掩面而泣。
沒過幾年，劇中的審查官和編劇都變了。
2015年兩會現場，一位激動的記者寫了篇手記《陳道明席地而坐，為我親手改稿》，裏面提到了溫柔的審查官幫她刪改稿件，比如親手去掉了：
我所懷念的文藝時代一去不回了。
前幾天，何冰上央視給B站站台，猛夸後浪。這位演技一流的「編劇」有句台詞有點意思：
弱小的人，才習慣嘲諷與否定。
9年前《喜劇的憂傷》最火的時候，何冰通過媒體和青年們說的是，不要被世界表象欺騙。
1
《後浪》是籍着紀念一百零一年前的五四青年節拍的。那是20世紀初，一個自由主義的黃金年代。
西歐有《論自由》和新型自由主義；中國有梁啓超歡呼大同社會要來了，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怎麼和後浪交流，前浪們一直都很焦慮。創辦了《新青年》的陳獨秀告訴年輕人：要自主，要進步，要開眼看世界，也要科學實用。
涓涓細流終成巨浪。青年們在校園裏進進出出，揮舞大旗，要改變潮水的方向，要把一切都拍在沙灘上。23歲就當上北大哲學系講師的梁漱溟寫過一句話，很代表後浪們的精神：
吾輩不出如蒼生何。
後浪們有的拿起了飛刀炸藥；有的一心向佛，希望從宗教中汲取民族復興的力量；也有的熟讀二十四史，雖然在圖書館工作收入微薄，但仍然堅持做鄉野調查，希望從中國鄉村找到前進的力量。
接近50歲的蔡元培帶着一堆20多歲的大師，胡適、梁漱溟、劉文典、劉半農、徐悲鴻。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沒有倒。前浪對後浪的傳幫帶，更多是保護和啟發。
歐洲的青年們則被前浪們引向戰場。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了四年，完成了工業化的列強，把現代武器裝備統統搬上了戰場。最後終結戰爭的，不是飛機、坦克和毒氣彈，而是數千萬年輕人的傷亡。
再打下去，真的要滅種了。
一戰後，「人類燈塔」歐洲在一片烏七八糟的喧鬧中，漸漸暗淡了。
參加了一戰的美國後浪海明威去了巴黎。朋友斯坦因跟他說，在一個修理廠，看到老闆對修理工說，你們這些經歷過一戰的人都是「lost generation」。
這個巴黎修車店老闆可能沒有想到，他這句無心之語，被海明威寫進書里，並成為那代西方後浪們一輩子都摘不掉的標籤：
迷惘的一代。
東方的前後浪們其實更迷惘。
前朝遜位，復辟立憲，西學東漸，五四運動，膠東半島到底是不是中國的，這個問題不但要在巴黎談，還要在華盛頓再談。
100年前的3月，47歲的梁啓超從歐洲回國。在歐洲兩年，他遍訪了政商學界，還參觀了慘烈的一戰凡爾登戰場。
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消亡。回來後，他在文章里說，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如今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國文化尋求救助。
他對青年們說：
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着你來超拔他。
這種前浪，連他的學生蔣百里都看不下去了，他引用亞里士多德的名言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胡適、周作人長篇大論說梁啓超毒害後浪，郭沫若更是直接說梁啓超情商低：
人家歐洲人就是跟你客氣客氣，你還當真了？
2
1999年央視春晚影響最大的小品叫《打氣》。黃宏在小品里喊出了一句：
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
這句話讓很多東北家庭沒有過好年。二十年後，黃宏還會被人指着鼻子罵一戶口本。
何冰也因為《後浪》的演講成了爭議人物。
演講的視頻里，出現了iPad、單反、高達模型、賽車、滑雪、潛水、漂流、跳傘，很多消費不起這些東西的年輕人，跑到何冰許久不更新的微博下面留言，讓他注意晚節。
說什麼前浪後浪。現在看，大家都是同樣一撥人。只是有人老了，有人還年輕而己。
唯一的大贏家就是B站，股價還一夜間漲了34億人民幣。
五四運動一百零一年後，世界又一次走到百年未有之變局，德先生與賽先生成了貶義詞，想來也是很感慨。
1918年，快要過60歲生日的前清遺老梁濟問25歲的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講師的兒子回答說：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三天後，他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
1925年，梁漱溟回到北京清華園整理父親的遺作和日記。他發現梁濟世生前最大的願望是見見梁啓超，但屢次被拒絕。
梁漱溟把整理好的文稿送了一份給梁啓超，還附了一封信，痛斥梁啓超當年擺架子，與舊官僚無異。
那會兒的前浪都很狂狷，喜歡面斥領導。比如胡適，他當面問蔣介石：
為什麼沒人罵你？
蔣介石能做的，也只是在日記里罵罵胡適。
梁漱溟大概是建國後第一個和領導吵架還拒絕道歉的人。50年代的一次大會上，他和領導因為農村問題爭得面紅耳赤。
後來十年浩劫里，梁漱溟家很慘。但他始終昂首挺胸，寫信給自己的侄女，說自己身體倍棒，吃嘛嘛香，心氣很壯。後來，他的孫子問他被抄家生氣嗎？老人反問孫子：
都是十五六歲的孩子，我怎麼會生他們的氣？
是的，他們都是孩子，都是被前浪帶偏的後浪。
梁漱溟一輩子都很喜歡教育後浪，而且金句頻出。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在山東搞鄉村建設運動，每天早上都會和同學們開個晨會，聊聊人生。他告訴同學們：
你們的焦慮，在於把欲望當志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