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復聽賣菱角聲，不吃西瓜矣」＊阿波羅新聞網

梁濟殉道處，左二為梁漱溟，該碑在「文革」中被毀。

20世紀以來，北京曾有三次投水自殺事件，震驚全國，影響深遠。由近而遠分別是：1966年，「人民作家」老舍自沉於太平湖；1927年，「國學大師」王國維投昆明湖而亡；1918年，日後被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尊翁梁濟選擇積水潭為「殉清」之處。前兩者因遺言寥寥，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至今還常被人提起。後者則隨着洋洋灑灑數萬言的《梁巨川先生遺筆》刊行問世，以及政治的曲折變遷，竟漸漸為人所淡忘了。

梁濟，字巨川，是清末的一名窮京官。二十多歲考上舉人後，科途蹭蹬，始終未能更上一層樓，直到四十歲才當了個內閣中書的四品官。民國之後，改調民政部供職。梁濟是個誠篤君子，典型的儒生，一輩子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民國初年，政風敗壞，社會風氣也窳陋不堪，讓他很不能適應。除了縷寫條陳，準備上書，抄錄心得，匯聚成冊之外，平日愛看戲的他，還親自編寫了《暗室青天》、《女子愛國》這樣的道德劇，「以戲曲為社會教育，指望人民從聽戲得些益處」。

然而，個人畢竟無法挽回，而只能表現時代的失落。1918年農曆十月初十是梁濟六十大壽，兒女為了替他慶生，想把積水潭旁的家裏粉刷一新，乃讓他借住到附近友人家中。誰曉得在初七清晨，他卻披戴整齊，投湖自盡了。這一死，四方騷動，紛紛猜測死因。隨着「遺書」的披露，「梁濟之死，系殉清而死也」云云，世人多數把他的死簡單歸納為「遺老殉國」，末代皇帝溥儀後來在其自傳《我的前半生》中也不無鄙夷地回憶說：

為了一件黃馬褂，為了將來續寫家譜時寫上清朝的官銜，為了死後一個諡法，那時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來奏摺。綽號叫「梁瘋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積水潭的水坑裏，用一條性命和泡過水的「遺折」，換了一個「貞端」的諡法。

不無諷刺的是，當時的新派人物，包括陳獨秀、徐志摩、胡適等人，反而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場悲劇。陳獨秀認為，梁濟是為了個人信念和原則而不惜犧牲自己，具有宏大的精神力量。徐志摩則說，梁濟的自殺是一種特殊價值，是為了自己的理想――「隨你叫它什麼吧：天理、義、理想或康德的範疇――也就是孟子所說『甚於生』的那一點」――而奉獻出自己的生命。二十七歲的胡適則寫下了《不老》一文評論此事，他說年輕人，「應該問自己道：『我們到了六七十歲時，還能保存那創造精神，作那時代的新人物嗎？』」

這些評論的根據，主要是根據「遺書」中的一段話：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初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

由此可知，所謂「清朝」，只是一種「主義」的象徵，而這主義，按照梁濟的話來說，就是「國性」：「保存國性，大約仁義廉恥誠敬忠信等等皆是，勿呆看作殉節一事。」「今自偉人政客提倡詭謀，賤棄正義，不但彼自身不愛國性，並將導國人滅絕國性，將來人人全失其中心點，國家焉能成為國家。」――其操慮之深危，環視斯世政壇風雲與社會風氣，竟讓人仿佛聲氣相通，感慨一同了。

梁濟自殺後不久，友人便將其遺書以「梁巨川先生遺筆」為名，石印刊行。此書流傳甚廣，內容刪增注批，畫了又寫，寫了又畫，絮叨不停，交代這個，掛念那個，連後事「放大照像連鏡四元五」、「一回焰口頭七經百日經一從俗而已不必多念」、棺木幾年漆幾遍等都要說清楚，講明白。老人家雖然決志一死，但其面臨死亡的不安與矛盾，大約都可看得出來。「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果然一點都沒錯。遺書中花了極大篇幅，再三強調「國性不存，國將不國」，「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然而，八十年後重讀，義理滿目，節氣凜然，最看得到人性，也最讓人震撼噓唏的，卻要屬「去年已決心，今年不復聽賣菱角聲，不吃西瓜矣」這一句了。

1924年，梁濟的兒子北大哲學教授梁漱溟和哥哥編印乃父遺著問世，名為《桂林梁先生遺書》六種，包括：《遺筆匯存》一卷、《感劬山房日記節鈔》一卷、《侍疾日記》一卷、《辛壬類稿》上下卷、《伏卵錄》一卷、《別竹辭花記》一卷。書出之後，梁漱溟特別寄贈一部給梁啓超梁任公，並說明父親在世時，傾慕任公卻不得一見的經過。原來，梁濟仰慕梁啓超數十年，一直想跟他見一面。1911年梁啓超歸國後，梁濟曾五次踵門往謁，並請其為寫扇聯，然事皆未成。後來偶然見到梁為名伶譚鑫培（即「小叫天」）繡像漁翁圖題詩，有「四海一人譚鑫培」句，乃大失所望，以為「任公有暇為叫天題詩，無暇為我寫字」。此事詳見梁濟《伏卵錄》，語頗失望，卻談不上怨恨。梁漱溟把這事告知梁啓超之後，梁非常慚愧自責，復書自言「無狀」，並謂梁濟死後，於報上讀其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悔，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並請漱溟「於春秋絜祀時，得閒為我昭告，為言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梁任公服善認錯之勇，胸襟氣魄之偉，於此亦可見一斑。

事實上，梁濟投水自盡，震驚社會，也讓原本打算茹素不婚終生研究佛學的兒子梁漱溟悲傷欲絕，放聲痛呼：「嗚呼！痛已！兒子之罪，罪彌天地已！」而從原本一意追索的「人生問題」，轉而全心關注「中國問題」。前一年底所寫的《吾曹不出如天下何》一文仿佛竟成了某種預告，此後他戮力儒學研究，獻身鄉村建設。解放後，甚至當着毛澤東的面，「要求毛主席的雅量」。他既反對把「林彪為接班人寫上了憲法草案」，也反對「批孔」：「我不能說屈心的話……我堂堂正正是個人！」1988年，梁漱溟以九十五歲高齡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中國最後一位大儒」自此「休息」、「安靜」了。靈堂上有人送來一副輓聯：「百年滄桑，救國為民；千秋功罪，後人評說。」橫批為「中國的脊樑」――卻不知當時，會否有人也想起，這一「脊樑」的堅決挺起，竟是他的父親梁濟用自己的生命所喚醒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