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中共肺炎）疫情致眾多民眾死亡，引發全球公憤。失去親人的大陸民眾開始發出追責的聲音，要求起訴中共政府。隨着疫情的發展，中共成立各種小組加碼佈防，試圖應對民眾涉疫追責要求。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中共在北京社區佈防「維穩」
大紀元獲得的獨家中共內部文件顯示，在武漢肺炎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中共已經在北京社區內布下防線，對民眾「維穩」。
這份文件是2月3日由中共北京市朝陽區衛生健康委員會、北京市朝陽區委政法委員會及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共同下發的「關於印發《朝陽區提升醫療機構安全保障能力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通知稱，該工作方案依據原中共國家衛生計生委等11部門聯合下發的《關於深入開展創建「平安醫院」活動依法維護醫療秩序的意見》下制訂的。
該工作方案稱，成立朝陽區提升醫療機構安全保障能力工作組，組長為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維剛等。工作組主要負責建立醫患矛盾台賬、指導、協調化解矛盾糾紛；負責指導、協調轄區內醫療機構提升安全管理能力等。
值得注意的是，成員單位包括區委政法委、區委宣傳部、區衛健委、公安朝陽分局、區應急局、區委網信辦、區信訪辦、區城管監督中心、區財政局、區司法局、區民政局、區城管委、朝陽交通支隊、區檢查院、區法院、各街道（地區）辦事處，轄區各醫療機構。
其工作內容包括對民眾的監控和「維穩」：全面排查矛盾糾紛；完善醫療機構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建立警務工作室；加強輿情監測等等。文件還提到，着力排查調處影響社會穩定的各類矛盾糾紛，對有重點風險隱患的患者及家屬、重點醫務人員、重點醫療機構、重點科室要梳理名單，進行重點預防等。
大紀元獲得的獨家中共內部文件顯示，在武漢肺炎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中共已經在北京社區內布下防線，「維穩」民眾。（大紀元）
大紀元獲得的獨家中共內部文件顯示，在武漢肺炎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中共已經在北京社區內布下防線，對民眾「維穩」。（大紀元）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表示，在這個方案中，可以看到地方政法委、公安和醫療機構開始聯動，準備應對因為武漢肺炎而出現的各類涉疫矛盾。而且公、檢、法、文宣、網信、衛健委都囊括在這個小組中，實際是一個中共綜合維穩的體系。
李林一認為，反過來也可以說，中共已經預料到這次肺炎疫情可能會給政權帶來不穩定因素，而急於將這些消滅在萌芽狀態。除了北京之外，各地都可能暗中成立了這樣的小組。
中共加碼佈防成立中央層面小組
到了4月，中共針對民眾的「涉疫矛盾」，開始加碼佈防。
4月初，中共中央成立了「平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4月21日，該小組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會議由中共政法委書記、「平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組長郭聲琨主持，公安部長趙克志、最高法院長周強、最高檢檢察長張軍、唐一軍（後任司法部長）等出席。
據報導，該小組首要任務就是「深入開展涉疫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報導提到，這個小組今年要深入清查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的行業、各群體中因疫情存在的矛盾糾紛，密切掌握復工復產、民生就業等出現的問題隱患等。
對比北京社區的「提升醫療機構安全保障能力工作組」，與中央層面的「平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可見，兩類小組的主要任務都是要壓制「涉疫矛盾」。
涉疫矛盾升級當事人遭中共警方打壓
由於中共隱瞞疫情真相，及武漢政府抗疫不力，導致不少大陸家庭家破人亡，痛失親人，武漢成為了重災區。根據中共官方數據，因中共病毒武漢的死亡人數近4000人。一些武漢居民認為真正數字要高得多。
而民眾的涉疫追責要求，也從醫院升級成了中共當局本身。
據《紐約時報》5月4日報導，普通武漢居民向維權人士發來短訊，要求幫助他們起訴中國（共）政府。一位普通居民說，他的母親被多家醫院拒之門外，最終死於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另一人說她的公公在中共病毒隔離期間死亡。
但是，經過數周來來回回的計劃後，與住在美國的健康權利活動人士楊占青聯繫的7名武漢居民在4月末突然改變想法，或停止回應相關問題。楊占青表示，他們中至少有兩人受到警察的威脅，並放棄了起訴政府的決定。
一名武漢居民開了一個聊天群組，該群組包括一百多名因染疫失去親人的成員。該群組中的兩名成員說，今年3月，警方找上了這名創建群組的武漢居民。這個群組被要求解散。
律師們已經被警告不要幫助這些悲痛的人起訴政府。即使原告願意繼續向前推進，他們可能也很難找到律師。在楊占青和中國的一批人權律師今年3月向那些希望起訴政府的人士發出公開呼籲後，幾位律師已經收到了司法官員的口頭警告，讓他們不要寫公開信或者通過要求政府給予賠償「製造騷亂」。
武漢市張先生的父親在武漢市中部戰區總醫院感染了中共病毒，於2月1日不幸去世。他表示，武漢市政府早期隱瞞病毒人傳人的事實。3個多月以來，他進行包括在微博、微信和媒體發聲、公開籌款設立遇難者紀念碑、撥打武漢市長熱線等行動。
然而，張先生卻遭到中共嚴密監控及警告。
輿論場聯動中國人宣洩對中共的不滿
在海外，已經有多個國家的地方政府或者社會團隊正式起訴中共，要求就疫情造成的損失索賠，如美國、印度、意大利等等。
這些消息傳入中國大陸後，在民間傳播熱烈。隨着中國經濟大幅下滑、各類涉疫矛盾加劇，這些言論已經成為中國人宣洩不滿的主要話題。
針對這波國際社會索賠潮，中國網民「挪威小林翠子」在推特撰文表示，「決定了，如果外國向中國（共）索償，我們廣東願意犧牲自己，真的，徹底的犧牲。我們願意首先把自己割給美國。」
更出人意表的是，這篇「漢奸文」一出，各省網民竟爭先恐後「賣國」，紛紛要求割山東、割上海、割華中、割東三省，也有香港網民求情：「先割香港好嗎？」
傅政華兩年前內部講話就泄露中共早在社區佈防
其實，中共司法部長傅政華在2018年5月10日的內部講話中，就泄露了中共司法系統早在社區針對民眾步步設防。
傅政華在其講話中透露，目前醫療糾紛調解組織已經覆蓋了全國80%的縣級行政區域，每年超過60%的醫療糾紛通過人民調解方式得以「有效化解」，調解已經成為化解醫療糾紛的主渠道。
傅政華還透露，2018年全國共有此類調解員366.9萬人，其中兼職調解員317.2萬人，專職調解員49.7萬人。全國共有調解委員會76.6萬個，其中村（社區）調委會65.7萬個，鄉鎮（街道）調委會4.2萬個，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4.3萬個，派駐有關部門調解工作室1.6萬個。
傅在講話中還提到「楓橋經驗」。
所謂「楓橋經驗」，是1960年代浙江楓橋區發明的，一種發動群眾來「監控、改造」「階級敵人」的做法，宣稱「十個人包夾改造一個人，矛盾不上交、社會改造，就地解決」。毛澤東在1963年下令推廣。
1990年代，中共由「楓橋經驗」發展出維穩體制中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系統」。
李林一認為，在疫情之下，民眾與中共間的矛盾升級，過去的單一由司法部門展開調解的方式已經宣告失敗。不然，中共也不需要成立有公安系統介入的地方小組，以及在中央層面成立解決「涉疫矛盾」的協調小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