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病毒」還是「中共病毒」之爭把一個隱含的問題推上了風口浪尖。那就是中國和中共是什麼關係？這是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將其說清楚絕非易事。
「中國」這個概念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是個大課題。中國古代的歷史撰寫者最有名的當推司馬遷，其實他的《史記》根本就不是歷史，只是給已經發生的事情化妝後再來妝點皇帝的龍顏。至於說那些被洗腦的所謂歷史學家如范文瀾，蔣伯贊等等就更不沾歷史的邊。當代的歷史學研究在這方面也是欠點火候。而有一個跨越美台中的學者許倬雲的著作《說中國》卻是個例外。他從兩個哲學的範疇入手，把中國說得活靈活現。最早的中國就是居住在黃河流域的華夏民族向周邊的民族氐羌蠻夷放射和吸納過程就構成了中國。這裏存在着地理和文化上的向心力。這其中蘊含的兩個哲學概念就是「存在」（Being）和「生成」（Becoming）。
最初的華夏民族既是存在又是生成。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之內中心沒有變化。在中國的歷史發生的唯一一次最本質的變化就是周秦之變。秦取代了周成為了新的中心，這是個生成。而秦所建立的朝代是人類史上第一個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政治秩序。佛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對此做出了斬釘截鐵的斷言。但是，秦達到目標的手段卻是向動物水準的倒退，就是不擇手段的什麼都行。從管仲的「利出一孔」，經孔子的君父同構，到商鞅的「馭民五術」再到韓非的「法術勢」三位一體，都是在倫理水平上的倒退。說它倒退是因為這種政治秩序是一種社會化的仿生學模型。這就是中國社會組織方式的蜂群理論。全社會只有一個蜂王，它既是平面上的核心，又是立體上的頂尖。全社會只有三種身份確立，蜂王即皇帝是神，雄峰即皇帝的侍奉者就類似於各種各樣的皇帝寵臣，包括知識分子在內，都是皇帝的家奴，再就是工蜂就是那些從事普通勞動和當兵打仗的那些奴隸。從此之後就是這種形式的永恆存在，但是，在場性的核心和頂峰卻是不停的生成過程。所以中國有25次朝代更替。而這個核心和頂峰又和「中國」這個漢語的稱謂在心理上和語義上互滲，一說到中國自然而然指的就是現實中的最高統治者。所以在中國一說愛國就是指愛現在的核心和頂峰。
中共是什麼？中共首先是打着烏托邦旗號的黑社會，它在沒有奪取政權之前是徹底反中的。正如日本學者佐藤譽所揭示的那樣，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一直和日本人勾搭，破壞抗日。它甘當前蘇聯的兒皇帝而取得了政權。這個政權就是典型的奧威爾式極權主義模式。奧威爾在其代表性著作《動物莊園》一書中強烈暗示，一切靠烏托邦謊言上台的權力都是動物造反，都是反人類的。但是，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真正意義上的重大變革。政權合法性當然仍是既成事實，即勝者王侯敗者賊。但是，中共卻多了一條烏托邦的遮羞布。這是它的締造者毛澤東比秦始皇還秦始皇的原因。他當上皇帝之後既唯一又絕對。所以，他比誰都極權都暴政。他能鐵石心腸餓死4000萬人無動於衷，他能整死自己周圍的那些幕僚和同事而泰然自若，他能把中國經濟搞到崩潰而心安理得。就是因為他在歷時上是生成，在共時上是核心和頂峰。於是，他和中國人的語言和心理互滲。人們還是將其當成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
今天的中共已經不是奧威爾式的極權主義了，而是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我們下篇文章專門談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它比奧威爾式極權的危害更大。然而，它仍然是中國的核心和頂峰。所以說到愛國這個概念就無法擺脫漢語語義和漢人心理的互滲。愛中國和愛中共的確不是同義語。但是，任何人都無法擺脫這其中的自然而然的語義互滲和存在生成之間的混淆。關於祖國最有名的論斷則是馬克思所說的：哪裏有自由那裏就是祖國。但是這句話共產黨人只是他們賣國當兒皇帝時的口頭禪。他們成為了統治者自然而然就是高喊愛國。所以，法國思想家盧梭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
我們只有在祖國真正給我們自由的時候，我們才能豪邁地說：我愛我的祖國。今天的中國不可愛就是因為她被共產黨當成了避難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