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斯大林逝世時，天安門城樓正中掛着斯大林半身像，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着橫條幅「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肖像兩側各有5面旗幟。這也是天安門城樓上唯一一次懸掛外國人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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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對3月5日，人們通常在意的，主要是兩件事，一是全國「兩會」的人大會議在這一天開幕，一是毛澤東為雷鋒題詞的周年紀念日。另外，還有一事，即斯大林逝世的周年紀念日，只是人們關注比較少。
■「山中無老虎」
斯大林去世，其實對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有特別的意義。俄國學者亞歷山大·潘佐夫所著的大陸版《毛澤東傳》，與其與人合著的另外的版本相比，不知有何差別，而書里對斯大林逝世的影響的記述，國內讀者讀來，還是很有益處的。
其一，結束朝鮮戰爭。
戰爭打了幾年，朝鮮和中國都很困難，但是，據說「斯大林似乎壓根就不願考慮這些困難」。他認為，「這場戰爭正在折磨美國繞神經」，「暴露了美國人的弱點」，人。們「需要有耐心，需要忍耐、再忍耐」。於是，戰事與談判就持續地折磨着人們。「結果，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死去之後，毛才能'體面地'擺脫困境，把自己的軍隊撤出朝鮮」。
人們知道的是，1951年7月開始停戰談判，到1953年7月，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
其二，加快「社會主義"的「革命」與建設。
斯大林建議中國不要急於建立農業合作社和開展集體化。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的農業集體農莊化，以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時間不長，用了大約二十年的時間，而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明顯地有後來居上的趨勢。斯大林無法以馬克思學說的理論約束中國人，但是中國的發展變化，對蘇聯、蘇共以及斯大林本人的權威，構成潛在的威脅，老謀深算的斯大林，對此當然心中有數。
斯大林與共產國際干預中國黨的動作，插手其派別鬥爭，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先前，他們曾抑制王明而支持了毛澤東。中共奪取政權後，劉少奇遵循得到斯大林與共產國際同意的「新民主主義」，但毛澤東另有他自己的看法，不滿意劉少奇的所謂"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直到後來「文革」，這都是劉少奇的一大罪狀，而當時高崗追隨毛澤東，指責劉少奇「右傾」。斯大林認為，劉少奇的傾向非常有益，符合他本人的政策，有助於「抑制」毛澤東的激進傾向。
本來，無論有沒有高崗的支持，毛澤東要擊敗劉少奇並不難，然而，劉少奇的背後有斯大林，事情就比較複雜。人們知道的是，毛澤東聯手劉少奇、周恩來，打倒了高崗及饒漱石。這一事變，看上去似乎是毛澤東自斷臂膀，而更為微妙的是，它發生在斯大林逝世差不多一年後的1954年2月，而幾乎同時，農業合作化也在加速推進，並且在初級社普及的同時，從互助合作躍進到改變所有制的高級社也迅速普及。顯然，斯大林去世了，再沒有人能夠阻擋激進的毛澤東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推進他的社會「改造」，但毛澤東此時鬧他的「」革命"，似乎仍須先付出犧牲高崗的代價，這很有意思。
而斯大林抑制毛澤東的激進，儘管在理論上很合乎馬克思學說的理論邏輯，因為中共的軍事與政治勝利，並不意味着中國社會中資本主義已經高度發展或發達，或已孕育出更高級社會的「胎兒」，但毛澤東的跨越歷史階段的「激進」的錯誤，斯大林其實並不在乎。
當年，斯大林自己也曾在經濟政治形勢壓迫下，為了控制局勢而強行推進集體農莊化，為蘇聯一躍而進入「社會主義」開闢了道路。這時，毛澤東也是同樣，他急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激進」主張背後，控制中國社會發展實乃第一要務。蘇聯與中國，兩個大國，都急匆匆地向「社會主義」奔去，看似有理論指引，其實有現實的政治需求在其中。相對而言，中國的「過渡」時間更短，不到十年，而它與俄國相比，其資本主義發展更遠為落後，「過渡」時間本應更長。
斯大林抑制毛澤東的「激進」，實際出於現實的考慮。據說，他嫉妒中國的發展速度，由此，他可能也對中共與毛澤東潛在地對蘇共與他本人的權威地位構成威脅，心懷現實的擔憂。斯大林有這種擔憂不奇怪。他死後不久，毛澤東還真是咄咄逼人，「山中無老虎」的局面，他不可能放過，而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稱雄，建立他的「社會主義」就更為急迫。
說起來，「山中無老虎」，或「山中有老虎」，後來都出現過。
先是，毛澤東以他的「虎氣」與「猴氣」，反覆折騰中國，弄得萬馬齊喑，普遍貧窮，遠離文明世界，而他撒手人寰以後，江青集團低估「山中無老虎」的局勢之變，面對黨政官僚集團仍然強硬，少有收斂，終於釀成傾覆之禍。
後來，鄧小平悍然發動政變，自斷改革開放之臂膀，中共保守勢力全面復辟，乃至得意忘形，以為「山中無老虎」而可以放肆，不僅要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退回到「有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甚至上海報刊發表基於鄧小平講話的文章，也被北京揪住不放。翌年，鄧小平乾脆一不作二不休，到南方走了一趟，講了一路，依恃他在軍中的勢力，形成強大壓力，虎氣畢露。於是，江澤民、李鵬只好退卻，領導中共向市場經濟低頭。
■「無知者無畏」
斯大林去世，出現「山中無老虎」的局面，毛澤東與中共，似乎都輕快了許多。
在這個意義上，再來審視斯大林與毛澤東，此二人之對比，過去的傳統看法，看來也有不甚貼切之處。
先前，人們知道，中共建政以後，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與建設缺乏經驗，毛澤東面對斯大林，儘管有了相當的獨立性，但他學習蘇聯經驗、學習斯大林的有關著作，仍是相當熱情也相當謙虛，在斯大林去世的一段時間裏，也仍然如此。不過，毛澤東的自信心逐漸顯露，而中共的宣傳，則不無驕傲地指出，毛澤東在一些方面，其實比斯大林高明，他的所謂「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似乎比斯大林大得多。
這貢獻，主要體現在相互聯繫着的兩點，一是，毛澤東正視現實社會裏的階級矛盾，強調階級鬥爭，二是，在承認矛盾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提出了他的理論見解。這實際上也就構成了毛澤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基礎，而著名的「十大關係」，是建立在這兩方面的貢獻的基礎之上，是更為具體的論述。
看上去，這就使得毛澤東可以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並列，成為偉人。
不過，斯大林在理論上看似較少「突破」，換個角度看，其實是他在蘇聯的理論和學術環境裏，較為謹慎而已。
依照馬克思學說，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質，即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這一過程中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無階級社會，沒有對抗性的社會矛盾。斯大林領導的「革命」，創造了跨越歷史階段之先河，「社會主義」社會裏，私有制沒有完全消滅，階級、階級矛盾及其對抗性依然存在。對此，斯大林看在眼裏，心中有數，他在理論上相當謹慎。一方面，他在對全黨的講話中，曾對照《共產黨宣言》所列之革命措施，逐一講述了俄國「革命」實踐，證明其「革命」達到了「宣言」要求，另一方面，他沒有忽視馬克思學說對「國家消亡」的判斷，專門作了說明，認為在當時情況下，國家暫時無法消亡，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仍須掌握國家機器對付敵對勢力。
斯大林難以解釋他的「革命」造就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與馬克思學說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之間的巨大鴻溝。他的謹慎表現在，他在沒有把握時，避免觸及面前的鴻溝。他沒有擅自修改理論，而是把跨越歷史階段的「社會主義」怪胎，勉強塞進馬克思學說的理論框架。
毛澤東則不同。他有正視社會現實的勇氣，而在理論上無法自圓其說時，就動手修改理論，而對「國家消亡」，他根本不屑一顧，不置一辭。
馬克思學說對社會矛盾的分析，呈現「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的框架。前者，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後者，是基本矛盾體現於社會之中，在階級社會，即為階級矛盾。例如，對資本主義社會，認為它的基本矛盾為生產力的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私人佔有的矛盾，其主要矛盾，體現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斯大林基本上沒有觸及這個理論領域，蘇共對階級與階級鬥爭，強調得不多，後來乾脆認定蘇聯社會在進入所謂「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在「哲學家」毛澤東，領導下，對這方面的理論建樹，就認真得多。
中共八大對社會矛盾作了自己的論述：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這一論述，維持了斯大林式蘇聯論述的基本框架，即社會主義社會無階級，無對抗性矛盾，然而，它依其邏輯，更進了一步，提出所謂「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違反馬克思學說基本理論的論斷。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無視斯大林的謹慎，依照斯大林式蘇聯論述的邏輯，貿然邁出一步，顯示出共產黨「革命」的歷史性錯誤。
而毛澤東，他當時沒有公開自己的異議，但是他對此不滿意，仍然堅持以階級矛盾，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他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
不過，開始的時候，毛澤東也相當謹慎。他的論述，看上去很傳統──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並且，「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也就是說，它是非對抗性矛盾。但是，毛澤東埋下了伏筆：如果我們對矛盾處理不當，或者資產階級不接受共產黨的政策，這一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這一筆，非同小可。
然後，毛澤東觸及基本矛盾了。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這一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那麼，如何不同呢？很遺憾，毛澤東看來難以作出更為具體而深刻的論述，他只能籠統地說，「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比較舊時代生產關係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
毛澤東似乎也知道，這樣的論述缺乏新意，基本上屬於廢話，但是，他又實在沒有新的論述。於是，他另闢蹊徑，放棄對生產力的具體性質和生產關係的具體狀況作分析，轉而描述它們之間矛盾的「狀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可以說，毛澤東對於社會基本矛盾的論述，就體現在提出這一「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狀態。
要命的是，任何一種新的生產關係，都有比舊生產關係更能夠適應生產力的性質，而在這樣適應的同時，它與生產力之間，有其特殊的矛盾。理論家的本事，就在於他們如何分析現實生產力的性質，而生產關係對這時的生產力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是怎樣一種狀況。
可以說，任何一個社會的基本矛盾，都呈現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狀態，此即所謂「對立統一」。毛澤東的論述，只是貌似深奧，實際仍是一堆廢話──相比中共八大的論述，後者在理論內容上大錯特錯，但分析的方法或方向，即具體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卻是正確的。
據說，一張白紙，可以創作最新最美的圖畫，然而，若畫者的水平近似於白紙，那麼，他的大膽創造，往往只是胡亂塗抹而已。這就應了小說家王朔的話，叫作「無知者無畏」。
■「猴子稱大王」
不幸的是，中共的理論水平低得可憐，先天地營養不良。
馬克思學說興盛於歐洲。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後，先是出現伯恩施坦的全面「修正」，考茨基似乎念在黨內同志的份上相對客氣，並且在政治策略方面參考伯恩施坦的論述而做了調整，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則以他的哲學論著尖銳地批評了伯恩施坦的「修正」理論。此後，共產黨另樹一幟，無視馬克思、恩格斯對「不斷革命論」的否定而再度將其復活，受到考茨基、普列漢諾夫以及盧森堡等人的批評和反對。當時，在西方國家，考茨基所謂「社會民主主義反對共產主義」之勢已經形成，但是，俄國出現革命形勢，二月革命成功，而布爾什維克以武裝起義而突然襲擊，擊敗其它社會主義派別，從「十月革命」走向布爾什維克獨裁。
不過，即使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首屈一指的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學識淵博、造詣精深，政治上被邊緣化之後，仍受到列寧尊敬──1921年年初，列寧在著名的「再論工會」小冊子裏要求，布爾什維克黨的年輕黨員要「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全部哲學著作」，否則「就不能成為一個自覺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因為這些著作是整個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優秀作品。」普列漢諾夫、列寧、托洛茨基，以及布哈林，他們的著作，為布爾什維克黨人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思想。斯大林不得不反覆血洗布爾什維克黨，才能夠將該黨改頭換面，脫胎換骨，鑄造為聽命於他個人的斯大林主義黨。
而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德國黨、俄國黨那樣的大理論家，而且，它建黨之初的那些有較高理論與學術素養的知識分子，在殘酷的鬥爭環境裏，只經過二十多年，就迅速凋零。李大釗被捕，後被處決，而陳獨秀身為最高領導人，先是不得不聽從共產國際指揮，繼而不得不為聽從指揮招致失敗而承擔責任。儘管他本人受託洛茨基「第四國際」影響，轉而反對斯大林主義，卻失去了影響力，已難以引導中共走向正確的方向。
中共本身，在挫折與失敗面前以政治、軍事求生存，甚至標榜自身為工人政黨而一度推選工人領袖向忠發，名為總書記，實際權力仍在聽命於共產國際的黨機構領導人手裏，自己對自己開了個大玩笑。繼而，它在城市裏站不住腳，轉移到農村根據地，再次因聽命於共產國際所謂顧問的指揮而遭大敗，從南方敗走，輾轉逃到北方的貧窮之地，艱苦圖存。於是，它逐漸轉向信奉毛澤東式的「山溝馬克思主義」，深受共產國際及蘇共薰陶的「國際派」持續地遭受打擊和排斥，無情壓制和兇狠打擊其它理論思想成為該黨的傳統。
到後來，中共乾脆把它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標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或理論，其突出的特點，是以它的最高領導人作為其思想的印記，「思想」與領導人的權力緊密相連。
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黨的領導人。他們是理論權威，但他們對黨的影響不是靠黨權，而是憑藉他們的思想理論本身的力量。馬克思對1875年的《德國工人黨綱領》（即「哥達綱領」），寫過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寫過《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最後引用《舊約全書·以西結書》中的話，「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那是帶着幾分無奈的建議，批評，規勸，而黨的領導人們，當然不能將其視為「妄議」黨的綱領。與今日中國共產黨的狀況，兩相對比，共產黨人的依恃權力，已經深入骨髓。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共產黨的官方宣傳，把它的這些領導人對理論發展的「貢獻」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亂墜，而其內容，其實質，完全經不起推敲，甚至根本經不起依據常識的比較認真的檢驗。
毛澤東自己知道，「我黨」真懂馬列者不多。既然「山中無老虎」為常態，那麼就不奇怪，「猴子稱大王」也是常態。「猴子」們自詡為「老虎」，神氣得不得了，似乎不是什麼奇怪的事，要緊的只是，須嚴令與猴「王」保持一致，不僅不得妄議，而且以制度化的述職，以及嚴格的紀律檢查，作為保證。
習近平矢志「救黨」，但是，他無力以獨特的思想理論為他的黨指點迷津，其出色的貢獻，卻是把日益嚴密的警察式制度引進黨內，看來真是「黔驢技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