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等國譴責港府拘捕十多位民主派人士。圖中為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拘捕時情形。
4月18日，香港警方大肆抓捕民主派中堅人士，包括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陳皓桓，以及何俊仁等14人。對這一事件普遍的反應是「秋後算賬」，是中共對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報復。
但是時政分析評論家、自媒體人士江峰先生則認為，問題還不僅僅是「秋後算賬」那麼簡單。他提出，對大抓捕一事，要放在中共的「底線思維」和危機處理的大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在自己的網絡視頻節目中，更深刻細緻地分析了中共突然實施大抓捕的更隱秘意圖。
中共的底線就是沒有底線，它是一種危機思維
習近平2018年提「底線思維」，王滬寧在中央黨校搞「底線思維」開班授課，可是中共的底線到底在哪裏呢？江峰說，中共的底線可以說就是沒有底線，它是一種危機思維，只要觸及中共執政安全的事件，都視為可以引發危機的事件，都可以看作是碰觸了底線。要算起來，中共這70年都在危機中渡過，風雨飄搖，拆東牆補西牆，甚至通過製造一個當下不那麼重、不會馬上爆炸的危機，來解決當下迫在眉睫的危機。
為了表達選邊站的立場，向蘇共表達自己的忠誠。中共建政第一年，就不顧自己極度貧困落後便參加了朝鮮戰爭，對抗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當時中共黨內反對聲音很大，明擺着送死的戰爭，但是這又怎麼樣？一場明明死得很慘的戰爭，彭德懷在對政協的報告會上稱志願軍死了50萬，蘇聯檔案解密實際死了100萬。美軍呢？陣亡52426人，每一個人都有姓名，都刻在了首都華盛頓的韓戰紀念碑上了。百萬陣亡沒關係，數字可以隱瞞，中共軍隊的每個集團軍、每個師的戰史從來不把犧牲的戰友的名字刻錄下來；從官場到民間，都沒有人把每一個鮮活的生命當作一條命。
調查汶川大地震的譚作人還有更多的人為什麼被捕？就是因為他們在調查真實的死亡數字，被抓的罪名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只要把死去人的名字一個個真實的記錄下來戳穿中共的謊言，就是「顛覆國家政權」。跟現在疫情一樣，它這個死亡數字說變就變，不管給出哪個數字，都不會有哪個地區的、哪個小區的、姓氏名誰，一這樣統計就會有出入，名字一說出來，馬上就會有人說：「不對，我們家誰誰不在名單上」，所以死亡數字就是中共的底線。
中共處理危機的辦法：用危機解決危機，不斷超越底線，保住執政安全
江峰繼續分析了中共處理危機的辦法。他說，當年打韓戰，黨內很多反對，民間會有多少人不服呀。於是中共開展「三反五反」大肆在國內殺人，屠殺毀滅數以百萬計的家庭。韓戰結束，把錢打光了，一發砲彈幾千元，一頭毛驢300元，當時農村一個中農家庭有一頭牲口，一發砲彈的錢就毀掉了十個農村家庭，國民經濟崩潰成了最大的危機，怎麼辦？中共馬上搞「公私合營」，拋棄建政的時對民族資本家的承諾。陳毅在上海看着資本家一個個跳樓，還開玩笑說：「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呀」。更有個資本家跳樓讓人痛心的原因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在家吃安眠藥或晚上去跳黃浦江，外面的人不知道你死了，還會有革命群眾說你帶罪潛逃到台灣了，家裏人還要跟着受牽連挨批鬥，所以必須摔死在大街上，想死得體面都不行。
文革後也是一樣，用紅衛兵制服老幹部，全國搞武鬥，最後怎麼處理滿城不上學沒工作的紅衛兵呢？上山下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一個動聽的口號掩蓋了險惡的用意，年輕人被忽悠的興高采烈，自覺去窮山惡水之地。中共就是用危機解決危機，用不斷超越底線的邪惡，保住中共執政安全的底線。
「418香港大抓捕」決不僅僅是「秋後算賬」那麼簡單
有了對中共這樣的基本認知，就會容易理解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共干出的許多超乎想像的邪惡，甚至猖狂。
他指出，現在中共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它已經無法面對全世界從民間到政府和國會向中共追索的大潮。製造病毒的真相漸漸浮出水面，美軍一旦動用軍隊層面的情報收集能力，並由軍隊整合全美國強大的科研團隊，那是非常非常強大的。結果不到兩天，川普總統就已經開始透露口風，說中共的實驗室脫逃不了跟病毒的干係。
巨量的索賠，中共承受不了，尤其是伴隨經濟索賠的還有對中共執政理念、道德低下等政治責任的追討。習近平當局的形勢甚至比慈禧當年都嚴峻，慈禧當年還只是跟十一國宣戰，而現在，病毒所到之處都是潛在的追討來源。所以不難想像，中共的拼死反撲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超乎想像的邪惡。
4月18日，香港警方大肆抓捕民主派中堅人士，包括：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陳皓桓，以及何俊仁等14人。對這一事件普遍的反應是「秋後算賬」，認為是中共對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報復。
但是江峰認為，問題還不那麼簡單。他提出，對大抓捕一事，要放在中共的「底線思維」和危機處理的大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
香港民主運動和台灣總統大選結果，令中共自2008年後的港台策略整體失敗
江峰說，香港問題自駱惠寧接管中聯辦之後，按照當時的政治脈絡、駱惠寧個人背景和中央用人的意圖，中共是低姿態屈服於美歐《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的巨大打擊力，對香港區議會選舉的反轉結果也準備採取長期應戰的姿態。在台灣2020總統大選之後，中共自2008年以後的港台策略整體失敗。整個中共的關於港台戰略佈局，是一個重新定位的過程，因為它原來覺得自己都能征服世界了，對港台變化根本沒有預案，陷入被動。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進行政治上的妥協，先應對來自美國貿易戰的壓力，在香港問題上出讓部分訴求，因為民主進程本身就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中共可以在這裏尋找新的出口，開始新的人事佈局，包括對於建制派的鞏固和對民主派的分裂。當然，它過去也一直是這麼走過來的。
所以我們看到，無論是駱惠寧的中聯辦，還是「反送中」的民主派，今年初都沒有大的政治動作。然而疫情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切。這裏要強調的是，不是瘟疫病毒導致了香港街頭運動戛然而止，而是北京和香港方面進入了議會鬥爭的準備期，街頭運動自然緩和。
大抓捕為的是強力壓制民主體制和公民社會對中共統治的反作用
江峰指出，病毒蔓延開來之後，中港之間、中國與世界格局之間，發生了重大變化。中港間的局部衝突突然演變成了中共與全世界的矛盾。美國和西方國家都意識到了，就連普通的醫護產品都可以被中共用來作為戰略物資進行要脅和打擊世界安全；一個連自己國民的生命都完全不顧地去撒謊的政權，還能指望和它有怎樣的合作呢？中共因此面臨的，將不僅僅是價值觀的脫鈎，而是實實在在的製造鏈、金融投資、科技合作等全方位的脫鈎了。中共已經到了韓戰以後的全面閉關鎖國的同樣歷史背景下。
中共需要香港，是因為香港的經濟作用；需要台灣，是因為台灣有政治和軍事作用。為什麼毛澤東1949年不願意接受香港？因為香港人民主意識強烈，公民社會結構完善，而在中共閉關鎖國的時候，是不需要香港的經濟作用的，留下一個窗口方便獲得中共高官及其家屬們需要的特效藥和對西方有個說說話的地方。鄧小平「改革開放」，必須要香港建立經濟金融通道，讓香港承擔巨大的國際金融資本的代理作用，於是中共才強力表態收回香港。
那麼同樣邏輯，今天習近平當局面臨同樣的閉關鎖國的必然趨勢，香港的金融地位就完全不同於以往了。處處以毛澤東為師的習近平，自然就會審視香港現在對中共金融都市的作用大，還是作為民主體制、公民社會對中共統治的反面示範作用大。這就是中共敢於下重手，一天之內史無前例的大肆抓捕民主派人士的關鍵原因。
大抓捕為的是污名化香港民主運動正義性，羅織罪名煽動民族情緒
江峰說，2019年11月，美國國會通過、川普總統簽署了《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這是一個打擊力度非常直接的法案。為什麼中共竟然敢於下狠手干出去年都沒敢幹的大動靜、一下抓捕了14位民主人士呢？這就不是簡單的「秋後算賬」了，而是在整個國際環境發生巨大變化，中共病毒散播世界，造成中共目前要急於應對最大的亡黨危機的「底線思維」的結果，它要考慮到底是繼續依賴香港引進外資，幫我出去洗錢的作用大呢，還是香港現有的公民社會對我的執政安全威脅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抓捕過程中，都同時收繳個人手機，這是要蒐集所有「反送中」運動期間，這些主要領導和組織者的聯繫方式，特別是與英美等的聯繫，好羅織香港「反送中」運動「外國勢力顛覆中共政權」的罪名，這一條，不僅可以污名化去年香港民主運動的正義性，還可以與當下中共的「底線戰略」配合，為未來的全面衝突甚至戰爭做輿論準備。
江峰分析說，中共早已老練的知道要怎樣應對中國百姓和中共自己的權貴們，就是必須以「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的藉口來要挾全國人民，就像當年毛澤東杜撰出「美帝打完朝鮮打中國」的謠言來，不然怎麼會有「保家衛國」的一呼百應呢？「哦，原來美國去年就在香港下手顛覆我們偉大祖國了」，中國老百姓要被忽悠起來，十四億人的愛國激情下，中國的國門就容易在群情激憤中緩緩關上了。這就是中共在香港搞大抓捕的實際用意。
中共在加快搭建新金融結算體系，以弱化香港金融地位與《香港法案》的有效制裁
江峰提醒人們，不要輕視中共的戰略準備，去年習近平用深圳替代香港的打算，不是空穴來風。他雖然要全國人民吃草，可是權貴們還要喝奶，哭鬧起來怎麼辦？2016年深圳市政府的金融發展「十三五計劃」，就已經把區塊鏈技術和數字貨幣作為頭等發展要務，2018年開始進行系列具體扶植政策。
前天區塊鏈新聞說，深圳的騰訊去年區塊鏈領域方面的專利申請遙遙領先，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是阿里巴巴。只要依賴美國搭建的世界銀行結算系統一日，中共就無法擺脫金融打擊；只要能夠控制讓中共數字貨幣流通，它就會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用法定數字貨幣取代現金的央行；它這個跟去中心化趨勢相反的中心化貨幣，就可以大幅度加強對於資本外流的控制。
如果中共這個野心實現，那麼香港的金融地位會大大弱化，而中共可以通過掌控的結算體系，不用香港了，資本進出通過深圳就可以完成；新的遊戲規則，可以關上香港這個國際資本進出，其實這裏有大量紅色資本進出的大門，給予一批權貴利益，也可以封殺一批不服的權貴的利益。因為目前國際追逃，美國運用現有銀行結算系統可以有效控制中共的經濟利益，中共也在相應地加快脫逃。
這次香港大肆抓捕民主人士，可以看得出來，中共正在加快並有信心開始提前搭建新的金融結算體系，來弱化香港的存在，弱化《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等有效制裁。
中共在南海諸島建立行政管轄也是其危機冒險的舉動
江峰還提出，在香港抓捕民主人士事件之外，中共在南海諸島建立行政管轄，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動作，這也屬於中共在進行全面戰爭準備的「底線思維」背景下進行的危機冒險。目前為止，美國國務院、國會已經對香港問題進行了快速反應，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已經敦促川普總統，儘快運用香港法案進行制裁。而東南亞與南海諸島利益相關國家，還沒有看到相關反應。
這兩件大事都是剛開始，我們保持觀察，看看中共這批製造出來的危機試水，引發的國際爭端與國際社會的反應能夠走多遠，而中共的末日狂奔究竟還能持續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