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初，我就讀的成都工農師範學校，舉校師生奉命去成都近郊支農。說實話，後來才知道，那次支農就是幫助當地山區農民把地里的小麥收起來，再把紅苕、洋芋（土豆）或玉米種下去，以免山區農民大批被餓死。
全校師生，以毛月之校長帶隊，打着旗幟、背着行李，步行了約25公里；清晨從成都小稅巷出發，經過由城裏到山上，全是上坡的碎石路，還有5公里崎嶇不平的鄉間小路，直到傍晚才到達龍泉山腳下的龍泉公社八一大隊。我們班被分在八一小隊的倉庫里居住，直到半夜才安頓下來。
小隊的倉庫是一座大四合院，正房由班主任吳慶月老師和女同學們居住，男同學不到十人，就住在正房右邊的耳房內，床用木頭和竹子搭建。小隊的單身會計（黨員、兼民兵隊長）住在右側的廂房裏，小隊長一家住在左側的廂房裏，正房左邊的耳房內住着「跳神」的觀仙婆母子倆。院子中間有一個寬大的曬垻，院子前門外有幾級石階梯。院子從不關門，正房也沒有門，估計這些門已被小隊公共食堂劈柴燒了。院子側門通往長着松樹和荒草的墳坡，正房的後邊幾乎就搭在墳坡上。
網絡圖片：大饑荒
同學們每天下地勞動，那時地里的野草長的比麥子高。社員們幾乎都患一種因飢餓脫水而引起全身浮腫的水腫病，特別是小孩，肚皮像個氣球。他們下地就手捧不太成熟的麥穗不斷地搓，搓出麥粒就送進嘴裏。我們下地種紅苕塊用來育苗，社員們就去挖來生吃。當時，我不懂事，不理解社員們的這種舉動，常去勸阻他們說：「你們這樣，秋天吃什麼？」有一次還差點與社員動起手來，好在被老師和同學們拉開。當天傍晚，毛月之校長知道此事後，把我帶到小隊公共食堂去看社員們吃什麼。他說，你去看看社員們現在吃什麼，就會明白他們的舉動。當時，社員們擔着木桶，在一口大鐵鍋前排隊，小隊的單身會計正用一隻帶把的大木瓢，把稀飯分到每家的桶里。我湊近一看，稀飯里幾乎不見米粒，上面漂着幾片蓮花白老葉子。我終於明白了社員們的舉動就是為了活下去，這就是後來史家評論的「大鍋清水湯」。
1961年4月3日蔡天一（右）與劉元知同學拉車於大面鋪合影
沒過幾天，班主任吳慶月老師通知我和劉元知同學回成都小稅巷，拉本班的糧食、蔬菜和副食品到八一小隊。那時缺吃少穿，城市中的糧食﹑食用油、蔬菜﹑副食品，甚至鹽都是限量憑票證購買的。生活中的工業用品也憑票購買，如，布票、煤票、肥皂票、自行車票等。民眾辛酸地調侃道：「除了自來水不要票，其它都要票。」雖然，早在1959年大躍進高潮中，政治老師在課堂上就教育我們說：「中國將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到1962年，人民的生活將極大豐富，我們除了吃穿住行由政府包幹外，還每人每天有半斤白糖及飯後水果……」但到了1961年我們不僅見不到白糖，卻還憑票限量購買進口的紅黃色的古巴糖；而且，城市中還餓死人。
當時，我們學生每人每月定量供應大米或麵粉30斤（強制性「節約」2.5斤，故只剩下27.5斤）、肉類半斤﹑菜油3兩，加上每人每天配給半斤蔬菜。既然由糧店菜店配給了，就需要由城裏往鄉下拉。送食品的工具是板板車，每周送2-3次，每次重量幾百斤不等。由於都是上坡的山路，道路崎嶇不平，由16歲左右的學生來承擔這樣的任務，其艱巨的程度可想而知。一次，早上我倆在學校只吃了點厚皮菜稀飯就出發了。下大面鋪的長坡，由於我倆力弱，剎不住板板車，造成車翻，車上食品滾滿公路。好心的當地農民幫助我倆翻轉板板車，撿起食品並捆綁好，我倆才再次上路。好在人沒有受傷，食品沒有損失。到了隊上，毛校長聞訊後，首先關心食品有沒有損失，使我和劉元知同學很失望，認為毛校長不重視我倆的生命安全。
堅持拉了3個多月,我與劉元知同學已疲憊不堪，但仍經常承擔這種長途運輸任務。7月1日，是共產黨建黨40周年的生日，我與劉元知同學從早上3點鐘就出發，直到晚上11點才把幾百斤重的食品，在月光下拉到我們班的住地。當晚，由於是節日，食堂給我倆留了兩份粉蒸肉和米飯，我倆吃完飯剛躺在床上，突然，女同學的房間內傳出一聲驚叫，接着聽到房頂上發出一陣揭瓦聲。我和劉元知翻身下床衝出側門，一個瓦片從我右耳邊呼嘯而過，吳老師高叫：「危險！蔡天一回來。」由於松樹遮蓋，看不清楚後面墳坡的小路，我只好返回。這時，院子裏已亂成一團。經過七嘴八舌的議論，吳老師和同學們認定是有人「借糧來了」。原來，近來龍泉山區盛行「借糧」，每個隊到別的隊借糧。所謂借就是搶，有時還發生集體哄搶，把一塊山坡上沒有成熟的玉麥（玉米）「借」的精光。
鬧聲吵醒了小隊的會計，他出側門看了看，回來說，正房的小竹樓上有幾籮筐隊上的糧食種子，他叫我用梯子上去看看是否還在。我上去看有四籮筐洋芋和玉麥，會計說：沒有少，可能這些人今晚上還要來。他回房拿出一枝三八式步槍，在月光下擦拭，吳老師和同學們才安心回房睡覺。
大約半夜4點，女同學的房間內又傳出一陣尖叫聲。模糊中我急忙起來，透過窗欞看到三個男人已穿過前門走到大曬垻上。月光照耀下，他們的大砍刀閃着寒光。說時遲，那時快，小隊會計衝出房門，向空中開了一槍，三個搶糧者聞聲倉皇逃竄。女同學們嚇得放聲大哭，直到天亮才逐漸安靜下來。
第二天早上起床後，我去找觀仙婆借了一把菱形尖刀，用來防搶糧者。小隊會計看到說：沒用，還是步槍管用。他帶我到墳坡去看，見到正房頂後邊的瓦壞了不少。會計說：這是罪娃子（賊）搞的。吳老師見我和劉元知同學都很消瘦，就叫我倆不拉車了，換兩個男同學拉。她注意到我的雙腿發腫，就叫我每天不用出工，留在院子裏看守隊上的糧食種子。由於整天在院子裏，我開始記日記和學寫新詩。吳老師看過我和劉元知同學寫的新詩，評論說：「玩世不恭，少年老成。」在院子裏，我還目睹過一次小隊會計的母親在敲他的房門，但會計始終不開門，他母親哭着叫喊：「老天爺呵，兒子不認親娘啦」。從他母親的哭喊聲中，我斷斷續續聽出，他母親因為挨餓來投靠他，但他不收留。
後來，聽女同學馮媛成擺談，才知道2班的住地也遇到搶糧者，而且有一群人，在大白天高呼着：「借玉麥來了」，把2班看守玉麥地的女同學打倒在地，把沒有成熟的玉麥「借」的精光。好在該女同學只是受到驚嚇，為使同學們不發生意外傷害，毛校長取消了看守玉麥和洋芋地的值班任務。同時，同學間還傳聞公社供銷社的糧食和食油也被「借」的精光，公社糧倉已有荷槍實彈的民兵看守等等。
當時，隊上地里的蔬菜主要種植蓮花白和厚皮菜。由於種下後無人管理，蓮花白不捲心，老葉子居多，還爬滿一種變蝴蝶的青蟲。南瓜不施肥，也不結果，由於沒有食油，小隊公共食堂每次煮飯前，南瓜葉用來擦生鏽的大鐵鍋。一次，傍晚休息時，我用捉來的青蟲在小山溝里釣鲶魚，聽到溝對面的墳場傳來一陣哭泣聲，我抬頭看到幾個人披麻戴孝在埋餓死的親人。由於見慣了當時「新墳疊舊墳」的慘狀，我沒有在意。突然，一聲「打倒共產黨！」的呼聲把我驚呆了。我長大到16歲，從來都是接受的所謂的正面教育，而這樣的呼聲我是第一次聽到。我馬上停止了釣魚，站在溝邊觀看。結果，再沒有聽到呼喊，估計這些人由於飢餓，連呼喊的力氣都沒有了。雖然，他們於慘痛中發出的一聲呼喊，埋沒山中沒有其他人聽到，但對我卻猶如石破天驚，終生難忘。
1961年8月12日與同學謝禮元合影於成都星星照相館（右為蔡楚）
8月初，學校從鄉間撤回。走時，小隊公共食堂已取消。我所在的生產小隊只剩下三戶沒有餓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戶是小隊長家，一戶是單身的會計家，另一戶則是「跳神」的觀仙婆母子倆。回校沒有幾天，奉上級「關停並轉」的命令，8月8日成都工農師範學校宣佈停辦。後來，我沒有回過龍泉公社八一大隊。10年後，聽當地到城裏做泥工的鄉親說：「四清」中那位會計被檢舉揭發有多吃多佔的行為，被作為「民憤很大」的「四不清」幹部逮捕入獄，判刑勞改；那位觀仙婆的兒子，因出身成分好已參軍。
當年江蘇的民謠：「毛主席大胖臉，社員餓死他不管」；四川的民謠：「說大話﹐使小錢﹐賣勾子﹐過大年」；川西的民謠：「媽逼幹部，顯屁兒白，梳光光頭」。
那位會計就是黨的基層的替罪羊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