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完全歸個人所有」。瑞典國王也是一個科技迷，經常以瑞典皇家科學院科技考察團普通團員的身份在全球學習了解科技發展趨勢。
瑞典相當部分的民眾具備極強的獨立思考能力。作為服務型政府，瑞典強力推行政策的能力非常有限。除了前面談到的政策符合民眾的科學觀念外，我認為瑞典民眾的文化自信是他們願意相信政府抗疫策略的原因之一。瑞典是一個近200年沒有戰亂的國家，科技發展程度和居民生活水平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這造就了瑞典民眾的自信。他們相信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所以大部分民眾會支持政府和科學家的意見。
從人性的角度講，當專家說要犧牲一部分人來實現群體免疫，可能我們會覺得這個事情有些殘酷，但從科學的角度講，要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民眾的科學素養比較高，就會有更多的民眾理解流行病學模型，理解了我們現在的目標是為了讓這個疾病在可控範圍內緩慢地發展，實現整個社會的最低損失。我們知道科學都是應對未知，如果這些得到了民眾的理解，那麼就會有很多人來支持這件事情。
瑞典整個社會比較講究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在專家這個模型還沒有被證偽之前，大多數人是選擇信任專家。一旦你這個事情做的不好，做錯了，就會有人表達不同看法。
當然，承平日久有可能導致在應對重大突發危機的時候有失迅捷，以往為我們所羨慕的北歐式悠閒這時候成為了應對疫情的重要掣肘之一，按部就班、循規蹈矩的行事方式使很多非常措施無法及時實施，也是導致部分旅瑞華人和中國國內民眾對瑞典抗疫策略感到不解的原因。
隨遇而安的瑞典人和獨特的抗疫方式
陳靈景口述
這裏是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我生活在全球唯一一個只使用「鼓勵＋勸誡」方式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國家。
社會沒有停擺，只是蕭條了一些。餐館和購物中心沒有關門，雖然有的因為客流量減少縮短了營業時間。幼兒園、小學和初中生還要背着書包去上學，高中和大學已經在使用遠程教學。公園裏和健身房裏還有鍛煉的人。我周圍並沒有太多佩戴口罩的人，只是零星幾個。官方沒有推薦佩戴口罩，其中很大原因是不能夠浪費有限的醫療資源，因為醫療人員更需要口罩。
圖4月5日的斯德哥爾摩。（來源：美聯社）
全國範圍內疫情比較嚴重的是斯德哥爾摩，但是斯德哥爾摩人口密度較小，所以只要自己在家裏與外界隔離，其實並不會看到太多人。市中心的區域還是有人群聚集的，尤其是最近一段天氣比較好，人們會在外面繼續社交。人們會自覺地保持社交距離，但還是有一些人可能不遵守這些，這些人有老人也有年輕人，他們會覺得沒關係，就是得病也得不到自己身上或者自己抵抗力好，扛兩下就過去了。
這裏使用的政策是鼓勵和勸誡，公共衛生的手法主要是柔和的基調。前幾天和一個本地的高校研究人員閒聊，他主攻的是社會科學，身邊也沒有人受疫情的影響，所以也並太關心這個事情。他說自己只看過一次電視上的每日新聞發佈會，偶爾看一下網絡上的新聞。他很相信、也很願意相信公共衛生局說的話，因為他覺得要是像意大利人那樣被關在一個20平方米的房子裏好幾周會痛不欲生，而自己能在陽光明媚的春天進行戶外散步，幸福生活得益於瑞典的抗疫措施。
其實對於此次疫情，瑞典民眾有支持也有反對。四月第一周出爐的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民眾表示支持瑞典官方舉措，其中有老人也有中青年；只有三分之一不太支持，而這三分之一中的大多數都活躍在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媒體上。這個比例也反映在最近一次的政府民調中：4月9日，瑞典本地報紙瑞典日報（Svenska Dagbladet）的政府民調顯示，基於6886個隨機受訪者，作為執政黨的社會民主黨的支持率從今年3月初的23.8%上升到了30.6%。
危機中，瑞典民眾選擇了相信自己的政府。與很多其它國家比起來，瑞典不僅沒經歷過大小丑聞以及政治局勢不安定，在近200年裏也沒有大的自然災害和戰爭。經年的和平景象使得瑞典的社會相對簡單祥和，人民習得了相信政府的傳統。作為一個長期以來倡導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國家，從政府到民眾都難以在一夜之間接受不能自由地在草地上曬太陽的情景。
瑞典的策略也是基於科學的，其公共衛生局也在建模，最先是建立在中國的數據基礎上，就是預估大概需要多少個 ICU（重症監護）床位。最近的預估模型建立在意大利數據基礎上，並納入了「無症狀患者可以有傳播力」這個因素，發現需要的 ICU數量有所上升。所以從3月就開始第一時間在斯德哥爾摩郊區建立了駐地醫院，並在全國範圍內擴充了 ICU的床位。
除了模型給的數據，瑞典人也知道，新冠病毒的疫苗可能還要一兩年才能出來，而基於流感的經驗，目前遇到的疫情才是第一波，未來會有第二波或者第三波。所以如果此次就用強力的方式把它壓制下來，萬一又出現第二波或者第三波的話，這種強力的措施就不能持久，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會反彈式增多。那麼，國家無論用什麼樣的手段去壓制，兩種手段最後產生的傷亡結果可能是接近的。
今天（4月9日）午飯時候偶遇一個老朋友，他目前在瑞典公共衛生局的流行病團隊工作，他的老闆就是瑞典抗疫領軍人物安德斯·特內爾。朋友說，其實安德斯起到的作用更多是政府和各個國家機構的抗疫代言人，他說的話代表了身後更多人的共同決定，雖然現在每天只有他站在全世界媒體的聚光燈下。
另一方面，在瑞典，「群體免疫」說（官方是否認這種貼標籤說法的）也是有民意基礎的。因為一旦把疫情壓制下來的話，社會經濟必須要停擺，而瑞典本身是依賴進出口的，小到冬天吃的果蔬，大到市政建設的硬件設備，他們都得用高科技產品和別人交換。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像中國一樣把國家管控很長的時間，而是按照群體免疫的理論，在有節奏的政府控制下人們慢慢的發病，這樣的話，醫院也可以救治所有的人。
正常情況下，國家承擔了人們很多需求，從搖籃開始一直到退休、病死，從幼兒園到大學到養育下一代，幾乎都不需要依靠除了政府以為的任何人。包括醫療也是這樣，只要診療費用超過每年1100瑞典克朗的起付線（約780元人民幣），國家就會包攬。所以民眾基本上是可以信任國家的。人們也認可社會範圍內成本和收益的關係，因為醫療是建立在所有人的納稅收益上，收到的錢一起花，所以大家都覺得是自己的錢，也得省着花，計劃着花。比如說救治80歲的人就比救治50歲的人來的不符合經濟最大化原則，所以即使是普通人也會贊同這種思路。
這就是瑞典和瑞典人，以及他們在2020年全世界都焦慮不安地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時候遵循的平靜方式。他們並沒有放棄，但也不像世界上其他國家那麼激進：因為他們相信，等到夏天來的時候，他們還是會背上背包，帶着全家一起去山裏和海邊，享受長達6個禮拜的舒適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