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自《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3月29日的報道。致力於人權的加拿大華裔紀錄片製片人Leon Lee認為他在中國的那些朋友比普通中國人思維更為開闊，但是他們對武漢病毒大流行的看法使他想起了北京的宣傳力量。
Lee說：「他們說，'你需要一個像共產黨這樣的體系來對抗這種病毒。'」他補充說，他的那些朋友稱讚武漢的封城，武漢有超過1000萬人口，是這個病原體首次傳播的城市。但是Lee確信，如果當局沒有在早期扼殺有關該病毒的信息，那麼「就無需封鎖整個武漢市。」
「這是重點」，Lee最近在東京接受《日經亞洲評論》採訪時表示，他正在宣傳他製作的關於中國勞教所的最新影片。
他認為並非是他的那些朋友變得更容易受騙了。相反，他將他們的觀點歸結為是中共的「宣傳機器」變得「更加精緻」。
他說，過去，當局「會避而不談，但是現在，他們會以某種方式來敘述，恰好足以讓你得出自己的結論。」他認為，北京把一個他們對疫情處理不當的故事，變成了由黨領導的成功抗疫的事跡。
中國駐日本大使孔玄佑周五強調，北京以「開放、透明和負責任的方式」應對了本次疫情。孔在東京的國家新聞俱樂部對記者說，中國的措施「為世界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受到了國際社會的讚揚。
在中國北方港口城市大連長大的Leon Lee以前會接受這種說法。
他說，他一直與在中國的朋友有類似的思維模式，直到2006年他移居加拿大，當時他25歲。當他看到1989年6月天安門鎮壓的鏡頭時，他回憶道，他的第一反應是「對向我展示該視頻的朋友感到憤怒。」
他一直認為這起事件是「美國中情局捏造、誹謗我們國家的宣傳」——這種想法類似於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最近暗示武漢冠狀病毒可能是美軍帶到中國的。
通過他自己的研究以及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和後來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學習，Lee逐漸意識到他在中國學到的許多歷史教訓「是假的」。
在這段「痛苦的經歷」中，Lee說，他改變了對中國政府視為「五毒」人員的看法：維族和西藏「分離主義者」、法輪功修煉者、民運人士和提倡台灣獨立的人。
現在他認為像電影《馬三家來信》中的人物一樣，他們是「中國最好的人」。
在該紀錄片於日本發行之前Lee上周六來到日本。這部影片於2018年在加拿大首映，它講述了一名工程師、法輪功修煉者孫毅在遼寧省馬三家勞教所的故事。
在馬三家勞教所，孫毅把20封求救信塞入了他和其他囚犯製作的萬聖節裝飾品中。美國俄勒岡州一名婦女在連鎖店Kmart以29.99美元的價格買回了其中一盒，發現了裏面的求救信。這個絕好的運氣最終讓中國廢除了勞教制度，儘管其他形式的任意拘留仍在繼續。
Lee說，中共當局對「講真話」的人「感到害怕」。
這部影片大部分是Lee在加拿大遠程指導，由孫毅自己在中國拍攝的。後來，逃離中國的孫毅在印尼雅加達死於急性腎衰竭，儘管他沒有腎臟疾病的記錄——他的同伴們認為他的死很可疑。孫毅的屍體在沒有屍檢的情況下被火化。
Lee認為，宣傳和暴力是中共維持權力的兩大支柱。他說：「就是這樣。如果拿掉其中一個，他們就會崩潰。」
另一個支柱或許是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不斷擴大的監控網絡。武漢病毒大流行似乎在推動這項技術的傳播。
但Lee也表示樂觀：「（只要人們）有了足夠的認識，宣傳就不會奏效，而那些實施暴力的人，例如士兵和警察，就不會再那麼做。」他認為，武漢病毒最終會對北京起反作用。
他說：「有一天它會達到一個臨界點，或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與此同時，Lee認為：「對於許多似乎在捍衛中共的人來說，他們真正在做的是捍衛他們的自尊心。由於（共產黨的）宣傳和洗腦，他們無法把中共與中華文化和中國人民區分開來。」
現在，他感到有責任「告訴人們真正發生了什麼」。
「沒有比這更有效的了。這是中共政權最害怕的。」
Lee確信北京政府不希望全世界看到《馬三家來信》這部影片，但他認為北京當局「已經知道他們做的任何舉動只會有助於我，為這部電影做更多的宣傳。」
他說，他的第一部影片，2014年推出的《活摘》（Human Harvest）就是這種情況。該影片探討了在中國的公立醫院裏當局系統性摘取法輪功修煉者器官的指控。當時，媒體上出現了各種聲音詆毀他和該影片，聲稱活摘器官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這些爭議當然引起了關注。
「我希望（北京當局）他們能做點什麼來幫我」，他說。「但是他們顯然已經從過去的弄巧成拙中學到了教訓。」
原文連結：Coronavirus sheds light on China's'propaganda machine'：film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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