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日，中國網信辦發佈的《網絡信息生態治理規定》正式生效，這項行政規定對中國網路的規制將與2017年6月1日施行的《網絡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相若，二者均屬《網絡安全法》的配套行政立法，也是對過往清網操作經驗的合法化追認。
中國以「網路亂象」為由整頓網路空間的做法由來已久，專項行動和訂立法條交替使用，已成為一道獨特景觀
新規不是為了肺炎疫情或李文亮事件而生的，因為徵求意見稿於去年9月10日發佈，定稿於12月15日，3月1日生效，本次當局應對新冠肺炎的輿論戰，倒像是生態治理生效前的大規模可見的預演，防民之口甚於防疫，採取審查與擴大宣傳兩手策略，官民組合下大舉屏蔽「有害信息」，讓公共健康連帶陪葬。
從發佈時間推導，新規更可能是防範類似香港反送中的大規模抗議在中國大陸重演。去年是阿拉伯之春後的又一抗議之年，從香港到智利、從阿爾及利亞到法國，街頭示威一浪高過一浪，示威浪潮中社群對抗議風潮起到了放大作用，智能手機和社群媒體的疊代使「話語比從前任何時候傳遞的速度都快，一切都會在瞬間爆發」，香港示威者通過連登、Telegram等平台傳遞行動信號，甚至專門創造了透過密碼下載的應用程式，網路傳訊取代傳統社會的街談巷議，為動員遊行建立建立基礎。
據皮尤研究中心數據，2018年中國智能手機普及率達到60％，網路普及率達58％，這為資訊發佈，議題動員和互相連接提供了技術土壤，而中國每年群體性事件高達數萬起，在當局眼裏，對於網路的管控不單純是一般的社會管理，更反應了涉及到政權興亡的擔憂和焦慮。
2000年3月，柯林頓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演講中談及網絡對世界的影響，他用「將果凍釘在牆上」形容中國管制網絡徒勞無功，如今廿載過去，世界經歷了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與2019年抗議浪潮的震盪，網路對社會的改變越拉越大，中國政制卻紋絲不動反而更加保守頑固，證偽了柯林頓樂觀主義的想像，中國以法令、技術和龐大的審查團隊將網路密封起來以既遏制其自由化勢頭。本次的新規無疑是「網禁」又一節點，當局試圖從網路平台、網民和自媒體的相互關係入手，強化真理壟斷，防範集體抗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國以「網路亂象」為由整頓網路空間的做法由來已久，專項行動和訂立法條交替使用，已成為一道獨特景觀，從2000年《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到2004年打擊淫穢色情網站專項行動，從2005年《網路新聞資訊服務管理規定》到2009年整治網路低俗之風專項行動，莫不體現出意識形態規制向網路版圖延申的用意，由於監控手腕往往滯後於網路技術的疊代，從九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網路還是歷經了有限寬鬆、隱匿的野蠻長的狀態。
網路形勢的分水嶺出現在2013年中國權力交接之際，當局對待網路的方式從被動審查轉向主動引導，治網目標從維持系社會穩定上升至維繫國家安全的層次，這一統治技術的變奏，埋下了今日慘澹狀況的伏筆。
2013年，最高法和最高檢出台了網路誹謗的司法解釋，規定誹謗資訊被瀏覽5000次以上，或被轉發次數500次以上的認定為「情節嚴重」，構成誹謗罪；共青團中央進駐微博，各級地方團組織也紛紛響應，政務新媒體數量日益擴充；公安部統一部署打擊整治網路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全國多地批捕「網路造謠大V」；網信辦和多位網路名人座談，時任網信辦主任魯煒與在場的網路名人們達成了堅守七條底線的「共識」；魯煒面向兩百萬餘宣傳工作人員，說明在網路上如何傳達「正能量」，以符合領袖期待。
2014年，中國成立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網路安全與資訊政策的體制格局從政出多門(工信部、公安部、密碼管理局、保密局、安全局、中宣部)到集於一人之手；職能部門方面，網信辦也在同年重組升級，集結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工信部、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局、文化部、工商總局、公安部等單位的網路管理權限，機構調整也預示了網路規制對內對外的強化與擴大。
同年，宣傳部門劍指微信，《人民曰報》2014年4月發文稱，「微信上充斥着的錯誤言論和謠言，使得網民難以辨別是非」，5月，中央電視台《國內焦點》節目形容微信公眾帳號是「謠言和虛假廣告的溫床」，8月，網信辦《即時通信工具公眾資訊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又稱微信十條），《規定》強化了實名制並設立了時政類新聞發佈和傳播的牌照門檻，管理對象範圍極廣，「包括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社會公共事務的報道、評論，以及有關社會突發事件的報道、評論」，幾乎所有的硬新聞都算規定中的「時政類新聞」。
2015年《國家安全法》發佈；2016年《網路安全法》發佈，雖然二者法律位階相同，從立法內容（第二十五條）來看更像是源與流的配合關係，透過對國家安全的擴充側面顯示出當局將網路視作國家主權的延伸，網路安全被視作國家安全的特殊要件。作為網路領域的法律原則，《網路安全法》也「自我授權」行政機關制定實施規定和細則的權限，
《網路安全法》實施三年來，網信辦、工信部等單位先後密集出台了包括《網路群組資訊服務管理規定》、《個人資訊出境辦法》、《關鍵資訊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在內的十餘條配套的行政立法，配合與落實《網路安全法》關於「數據安全」、「設施安全」、「運行安全」和「內容安全」四個層面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