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疫，台灣成績驕人，贏得舉世尊敬。日本駐台灣的「交流協會」主任（亦即實質的大使）公開讚揚，並宣稱日本政府應多加借鑑。
日本讚揚台灣的防疫衛生政策，相當聰明，因為台灣曾經日本五十年殖民地領導，台灣今日的衛生防疫思想政策，是一百年前日本人教的。
日本誇獎台灣，亦即誇獎自己，當然也有禮失求諸野的一份自疚。沒有辦法，太平洋戰爭犯下的重大錯誤，禍延至今。
日本當年一接管台灣，就遇到遍地的瘴厲。攻克澎湖和台南，日軍染疫甚眾，稱之為「台灣熱」。總督後藤新平管治台灣之後，發現台灣全無衛生檢疫政策，無地下水道，無港口檢疫，於是禮聘英國專家鮑爾頓（William Burton）來台灣考察。
鮑爾頓來自蘇格蘭愛丁堡，專責衛生工程，是福爾摩斯偵探小說作家柯南道爾的好朋友。他先受聘於明治維新政府，為日本講解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醫療衛生系統。其時東京霍亂流行，鮑爾頓出任帝國大學講師。但是此人並無正式大學學歷，在英國學技藝，於地下水道系統尤為專家。鮑爾頓還是一位攝影家，拍下了當時日本大量城市和風景圖片，介紹到英國，為英日不久之後的結盟，貢獻尤多。
後藤新平請此英國專家去台灣，出任總督府衛生工程顧問。鮑爾頓不辱使命，環島考察，並轉往香港和上海比較此兩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城市的衛生管理，提出台北市的地下水道系統計劃。可惜工作太過投入，不幸染上瘧疾，緊急轉回日本，病逝於東京。
後藤又轉聘德國的細菌學專家來台灣研治風土病。繼而設立公共醫療制度，在台灣大學開醫學系，訓練本土人才。此一重大文明改革，與殖民地香港同步。雖然同期的香港，已經有歐亞裔富商何東和夫人麥秀英捐獻蓋建醫院，因為英國殖民香港，比日本殖民台灣早五十年，早已形成買辦階級，買辦成功如何東者，又懂得政治左右逢源之道。
今日台灣防疫衛生的意識，一來自殖民地的初心；二來自百年來與「對岸」那個政黨打交道，有多次上當經驗；三來沒有參與世界衛生組織這條賊船，不受世衛組織的謊言擺佈。
如此台灣防武肺，即獨樹一幟。當然，也有三分運氣：之前若選出了國民黨，今日武肺感染數字，當在十倍左右。但這也不算是運氣，而是台灣的選民有眼光和常識：他們不一味快貪錢錢錢，只珍惜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