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天，新冠病毒在世界多個國家爆發式擴散，如何防控疫情成為當下各國的一大考驗，誰能做的更好？是民主國家還是像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
中國官員說，「只有在中國，只有在習近平領導下，才能有效管控疫情」。
中國動用舉國體制，封城封路，建立醫院，輸送人員物資，效率確實驚人。但是政治力量超過醫療專業，言論不自由，信息不公開也導致疫情對外快速擴散。
相比之下，民主國家面對疫情來襲，有哪些優勢和劣勢？能比中國更好的控制疫情嗎？
中國新任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天說，「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疫』中，我們用中國速度為世界防疫爭取寶貴時間，用中國力量築牢控制疫情蔓延的防線，用中國實踐為世界防疫樹立了新的標杆」。
在談到中國的速度、效率是不是中國體制優勢的問題時，香港榮休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質疑，如果講速度，為什麼信息公開沒有速度？
劉夢熊說：「我覺得那個外交部發言人他的講話是文過飾非，拒絕反思。因為講速度講效率，按理第一個新冠病毒的肺炎它的確診個案是12月1號。也就是說，從這個12月1號到1月20號鍾南山院士出面確認肯定人傳人，中間整整耽誤了50天。這個時候疫情已經是一發不可收拾，距離武漢封城只有三天。到了1月23號武漢封城的時候，武漢外流的人員從1月10號『春運』開始已經整整跑出來五百多萬人，流向全中國，甚至是流向海外。如果講速度，講這個效率，為什麼這個訊息的公開沒有速度，沒有效率？相反還在這個過程當中隱瞞疫情，封鎖消息，打壓那些『吹哨人』，動用中央電視台，省級的電視台造輿論，說他們是造謠者，還粉飾太平。我們看到這個體制就是把政權的安全，政治安全凌駕（於）民生，凌駕（於）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劉夢熊認為，政策制定者應當從武漢疫情中反思，必須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事實勝於雄辯。從1978年到2018年，中國的GDP增長了240倍。但是同期，從1978年開始到2018年為止，中國醫院的數量只增加了3.55倍。在2018年，中國的GDP已經達到90萬億。但是對公共衛生的投入，只佔GDP的百分之1.7。在全世界排名是145以外。所以對公共衛生系統的基礎建設從這裏就看得到，一個政權它究竟是（否）把政權的安全，政治安全凌駕於人民的生命安全，從這個數字裏頭我們看得到這個體制的弊端。同樣來講，我們如果（有）一個民主的體制，官吏是由人民民主選舉出來的，他當然是要對人民負責，以人民為中心。但是中國的官吏的委任是上級說你行，不行也行。上級說你不行，行也不行。這個體製造成的。
劉夢熊表示，政策制定者需要切實落實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實現憲法所規定的中國一切權力歸於人民。
劉夢熊還強調，如果政府缺乏公信力，這將成為致命的問題。
紐約職業律師李進進表示冠狀病毒的疫情是中國共產黨防治不利造成的，這個責任他們是逃不掉的。西方社會在處理這類事情，至少在早期防控，在向公眾透露情況，也就是公開化、透明化這個方面一定會比中國做得好。在這種情況下，這次的武漢肺炎新冠病毒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在全世界爆發。
特別是在武漢這樣地爆發，情況是令人難以想像的。這次的疫情先發生在武漢才傳到世界，那先看到中國你才能知道它的差別。病毒雖然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政府給創造出來的，但是冠狀病毒的疫情可是中國共產黨防治不利造成的，這個責任他們是逃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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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進認為習近平講『我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這其實是違法的。因為國家主席在憲法上並沒有賦予他這麼多權力。
第一個來講，在社會治理，包括面對這樣疫情的情況下，會出現三種權威。第一種是職業的，就是這個疫情發生過程中，醫學的、防疫方面的這種權威，叫職業方面的權威，專業權威。就是衛建委這個系統所能掌握的，下面醫生、疾病控制中心CDC的反應如何，他們應該怎麼做，這是一個專業權威的問題。
第二，遇到情況以後，根據中國的法律規定，行政部門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第三個就是在行政部門之後的政治力量在發揮什麼作用。行政背後的政治力量，這點我們也比較一下西方和中國的不一樣。
行政部門背後的力量在西方是投票權。民眾通過投票和言論自由來表達他們的觀點，來影響行政，這是西方的政治學問。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高於政府的直接指揮機構和權力機構。那麼現在的情況，這個政治學問就是表現在習近平頭上。習近平講『我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他講這兩句話出來的時候其實是違法的。因為國家主席在憲法上並沒有賦予他這麼多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