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起，俘虜倒進約一丈以下的溝凼里，腦袋削去一半，倒栽蔥下來正好像坐太師椅一樣，背靠着岩壁，雙腿搭在坑沿上。武裝人員隨即長揚而去。我聽說此人姓余，系本公社小溪大隊的農民，曾當過兵是民兵排長。原本要押他到前線指揮部接受訊問，不料前來接應人員得知他曾參加了天池觀戰鬥(「秋派」在此初戰失利損失慘重)，當即就毫不猶豫把他「敲」掉了。幾年後，我在此處插隊落戶當知青，每每經過於此都感到一陣陣心悸。
雲陽武鬥聞名四川，據說雙方死了一千二百多人。其中，逐漸升級的武鬥形式加起來總共戰死百餘人，絕大部分是作為俘虜虐殺殞命的。殺俘，雲陽堪稱全國之最!其手段之殘忍、方法之多樣令人膽寒。我以孩童的眼光目睹了歷史的慘劇，其時，我個人朦朧觀點傾向於「秋派」，雖然覺得這樣也有點解氣(親屬曾遭到「拐派」迫害)，但又感到似乎過於殘酷了點。四十餘年歲月拂過，我已過半百之年，二十多年的理論研究生涯，催使我對當年所目睹慘痛景象的深層原因有了些新的認知。
「文革」中興起的群眾造反組織逐漸演化為兩派，肇始於上海「一月風暴」奪權以後。國家機器被砸爛，各級各單位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靠邊站所留下的權力空間迫切需要「新生力量」去填補。對於造反中崛起的群眾組織的潛意識中，誰能成建制地進入各級各單位的「革命委員會」掌權，就意味着誰就是文化革命的勝利者。就好似改朝換代中的論功行賞，賞賜越大越多，享受的榮華富貴就越多，還可蔭妻庇子雞犬升天。
於是，第一步，文爭席位：唇槍舌劍爭誰最先造反，誰最「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誰是真正的造反派，誰的功勞最大。結果「一碗水端平」是不可能的，因為「革命委員會」籌備權實際上都是由軍代表在掌握着，而問題是軍隊本身也分成了兩派。第二步，武力剪除對手：這時的造反派都在「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旗幟下，信奉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一條顛撲不破的革命真理，分別在軍隊的支持下走上了一條民間的武裝奪權政權、戰爭解決問題的「革命」道路。先拳頭、後磚瓦、後鋼釺，再後就是槍炮，「文化革命」演變成為「武化革命」。戰端既開，唯一決定勝負的就是實力的強弱。在刀光劍影之中殺紅了眼的人們的眼中，人類社會的文明規則統統掃蕩殆盡。什麼人權啊、什麼良知啊、什麼法律啊，都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溫情脈脈的面紗。
在復仇的烈焰中、在刺刀的強勢下、在對權力的貪婪欲望驅使下，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以被踐踏的!在政治爭鬥過程中，廣大民眾要麼決大多數充當看客漠然置之，要麼少數介入其中賭一把生死榮辱。什麼政治參與投票選舉，什麼少數服從多數但又要保護少數，什麼司法獨立，人權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未經法定事由不被任何組織和個人剝奪等等，都遠遠沒有在社會中紮下根來。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均可說明對立雙方法治精神之稀微，法治環境之缺乏。長久演變下去，當年黃炎培先生所指的那個「治亂循環周期律」是否還危及我們，值得考量。如果是這樣，三十幾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舉世公認的經濟成就，就存在被這個周期律所毀損之虞，但願這不是無數有識之士的杞人憂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