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9位與會者為什麼集體失語，從而使如此重要的會議對如此要命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毫無作為？
有人會說，在中國國情下，這樣的疑問迂腐可笑，2369位與會者有多大權力？能有多大作為？你還當真了？好吧，且撇開他們的初心、使命、擔當，做一次制度運作的復盤。
一、下情上達是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最基本職責。2019年底，武漢疫情已發生。正準備市、省「兩會」的委員和代表，有沒有人到醫院、衛健委、病毒所調查？有的委員無須走遠，自己工作的醫院就正在隔離救治病人。
二、歲末年初，市、省兩級zf的zf工作報告草稿，按慣例，正在徵求各界意見。有人向zf提出過疫情問題嗎？政府考慮過在報告中增加這一內容嗎？最終為什麼沒有？
三、1月1日武漢警方通報，依法處理了在網上散佈有關肺炎不實信息的8人。2日，央視滾動報道這一消息。「兩會」參加者，尤其是醫藥衛生界人士，對此有何反應？此事對他們參會後的言行有什麼影響？
四、兩級人大代表，在會上有沒有依法行使質詢權，向政府的衛生行政部門、應急部門乃至市長、省長，就疫情問題提出質詢（例如人傳人與醫護感染問題）？
五、兩級人大代表，在會上有沒有依法行使審議權，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疫情預警、防控問題？
六、「兩會」召開時，省衛健委已配合國家衛生健康委向世衛組織通報疫情信息。既然能向世衛通報，省政府有沒有向2369位代表、委員通報？
七、包括數十位醫務專家在內的兩級政協委員，有沒有行使珉主監督、參政議政的權利，對防控疫情建言獻策？
八、兩級人大代表，有沒有依法行使提案權，遞交關於設立地方性特別法規、採取防控疫情緊急措施的提案（如比1月23日提前一周對武漢封城）？
九、2020年湖北省「兩會」，首次開啟「委員信道」和「代表信道」，「邀請委員和代表回答提問，講述委員和代表的心聲」。這樣一個溝通平台，有沒有用來回應民眾的最大關切？而媒體，為什麼沒有使用這個通道，就疫情向委員和代表發問？
湖北省人大會議閉幕時，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讚揚「各位代表忠實履責，反映人民意志」。他能不能回答上面的問題？事實是，2020年武漢市和湖北省「兩會」，從預備到召開、到閉幕，面臨最迫切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委員和代表「履責」的每一個環節都發生了不可原諒的嚴重缺失！
「兩會」不是慶功會，不是嘉年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保護社會、保護人民的瞭望塔、防護牆。當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如此大的威脅，就不能不徹查，這個制度中了什麼病毒？罹患了什麼疾病？
僅在疫情發生一個月前，中共19屆4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保證各級人大都由珉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保證各級國家機關都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健全代表聯絡機制，更好發揮人大代表作用」。「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健全相互監督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自覺接受監督、對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情況實施專項監督等機制」，「發揮人民政協作為政治組織和珉主形式的效能，提高政治協商、珉主監督、參政議政水平」。
「庚子大疫」如同CT，無情照出這些宏論與現實的反差，照出人大、政協體制的「虛化」。體制痼疾帶來的巨大災難，千百萬人在扛。
附言：
寫到此，本文應結束，但仍想附錄兩條關於「兩會」的舊聞。2369人中，有不少中青年，沒有經歷過文革，對80年代改革開放缺乏親身感受。他們不知道，鄧、胡、趙他們曾做過努力，試圖讓「兩會」由假變真。這是1980年9月12日人民日報：
圖1980年9月12日，人民日報社論
頭版頭條社論《珉主的大會改革的大會》，說的是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這次會議，被認為充滿珉主精神，領導人「向代表講真話，向人民講真話，既講了我們的成績，也講了我們的缺點和失誤」，「人民代表把人民的意見帶到這次會議上來」，「國務院一些部門的負責人就代表們的質詢作出回答」。
社論說，「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開法，也有很多革新，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央領導同志同其他代表一起入座，不像過去那樣，等代表們和主席團成員都入座以後，才登上主席台，全場起立鼓掌」。
這次人大會議引起各國注意，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的社論說：「中國新的開誠佈公和珉主的做法會實行到什麼程度還不太清楚。但是正在進行的這樣大規模的變動表明，它的領導人正在覺醒」。
另一條史料，關於1988年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的各種表決中，多次出現反對票、棄權票，引起媒體的關注。中國青年報記者，我的好友賀延光，拍下了台灣代表黃順興發表反對意見的一刻：
圖1988年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中國青年報記者賀延光拍下了台灣代表黃順興發表反對意見的一刻
這是中國的20世紀80年代。這幅圖，請2369位先生和女士收藏備忘。
作者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榮譽講師，中國傳媒研究計劃聯席主任。本文原刊香港《傳媒透視》,本文另有英文版。轉載自風傳媒，圖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