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楚大地布陰霾，
首都賀春築高台。
八方恭祝一尊笑，
無人告之瘟神來。
柏拉圖有句名言：拒絕參與政治的懲罰，就是被糟糕的人統治。
當中國多數民眾採取鴕鳥戰術拒絕參與政治，扮作歲月靜好狀態，糟糕的統治者應聲而出。倘若在封建皇權社會，一個糟糕的統治者或許僅僅是一代人的噩夢。但是當下中國糟糕的統治者是一個糟糕制度一手建立起來的，那麼噩夢就不會是一代人兩代人，而是在這個制度被徹底推翻之前所有人的噩夢。
不知從何時起，中國政府不斷向自己的民眾鼓吹着「中國速度」，以及迎合着傳統小聰明文化的「彎道超車」，造成自信心莫名膨脹的民眾已經忽視掉這個糟糕制度的隱患，不斷試圖用各種可笑的方式去闡述專制制度的「優越性」。然而，落後就是落後，在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面前，共產專制制度的遮羞布被無情抽去，其醜陋粗鄙的原始和落後一覽無餘，被丟在世界聚光燈下的舞台上，羞赧難當。
眾所周知，專制制度的權力，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下放模式。首先由當權者透過暴力方式掠奪公民權利，繼而以任命方式完成權力的鋪墊，管理模式是非常原始的扁平化，被任命的官員只對賦予其權力的上級負責。而民主制度是通過選舉，完成民眾對政府的權力讓渡，各級政府對民眾負責。兩者間的差異導致，在處理極端事件和緊急狀況的非常時刻，政府反應速度截然不同。
在詳細閱讀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後可以發現，對於非典型性肺炎這種急性惡性瘟疫，依然有着一套官僚主義作風的管理申報模式，區縣一級衛生部門在發現疫情需要向上一級衛生部門申報，而上一級衛生部門需要向同級政府申報，再由政府向省一級政府申報，繼而向國務院所屬衛生部門申報，由國務院批准後實施防疫工作，整個流程無比繁縟。對於一個爆發性傳染病來說，這種遲誤是致命的，當然致的是對政府不聞不問且無比堅定迎合專制的老百姓的命。
再對比美國CDC關於Quarantine（隔離）的相關法律規定，明確寫出「States have police power functions to protect the health, safety, and welfare of persons within their borders.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disease within their borders, states have laws to enforce the use of isolation and quarantine.」（各州具有警察權力職能，以保護其境內人員的健康，安全和福祉。為了控制疾病在其境內的傳播，各州制定了法律來強制使用隔離和檢疫。）民主社會中的高度自治權，源於最基層民眾對當地市,鎮政府的權力讓渡，因此在發生例如瘟疫事件，不需要聯邦政府最高首腦的批准，就可以行使隔離權，防止瘟疫的蔓延。
深層的分析，專制體制對於權力的下放，特別是重大事件中對於地方政府的授權，往往是及其謹慎，因為在當權者優先考慮的不是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而是權力的回收。所以經常會看到明明是地方政府的職責範圍，卻總是被一群來自中央政府的工作組接管。
這是當權者再既不願下放權力的同時又被迫去解決問題的折中方案，但是這種折中考慮和工作部署不僅浪費寶貴的時間，地方政府職能部門的指揮權歸屬也是一塌糊塗，就像一個人如果有兩個頭一樣可笑，職能部門既要對直屬上級地方政府負責，同時也要對中央派去的工作組負責，如果兩者命令出現相悖，就需要更多時間去協調。
因此無論如何，專制體制下政府的一言一行，優先考慮的都是政府自身，或者說是當權者的利益，以維護當權者最大利益為出發點，至於普通民眾，就成為他們「不惜一切代價」中可憐的「代價」了。
因此，原本發生在武漢一個農貿市場中的感染事件，衍變成肆虐全世界的瘟疫，這其中不僅僅是天災，更多的是由於專制低效體製造成的人禍。
回歸到一個普通民眾的視角，或許這場災難會被全世界齊心協力的撲殺，但是只要這種落後體制存在一天，對於中國人來說，就永遠活在一個未知的隱患當中。下次面臨的各種突發事件，都有可能在低效反應體制下無限擴大，不去關心政治的歲月靜好也只能是一種假象。
我們去關心政治的同時，更多的是關心自己，這種意圖的最佳表現方式就是民主制度的選舉，拒絕糟糕統治者統治自己的捷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