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在鄧小平手下的十年達到了權勢的頂峰，不但擴建了他的中共偽史學派的龐大隊伍，而且專為鄧小平、陳雲尋找「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獵殺對象。胡喬木的戰略，是全面、徹底、乾淨的殲滅戰，年老的不放過，年少的也不放過。不但他自稱的「老戰友」，如陸定一、周揚、于光遠，一個個被他以鄧小平的名義，掃進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垃圾堆；從胡績偉、秦川、王若水、蘇紹智的新聞與理論，到劉曉慶的電影，李谷一的歌聲，我都在大大小小各種會議上聽到過他那激昂慷慨、聲色俱厲的討伐，甚至宣佈要同準備出版《胡適文存》的某出版社「決鬥」。真是所向披靡，偉哉一世之英雄。
三、信史、偽史與憤史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着《史通》，指出中國有良史傳統，也有偽史傳統。
劉知幾認為良史應具備三個條件：史學、史識、史才。後來章學誠加了一條史德。史學指史料的掌握和辨別真偽。史識指駕馭與分析歷史事實的洞察力。史才指寫作才能。史德，就是為寫出信史、拒絕作偽而無所畏懼的道德力量。
今天中共難以產生信史的人為因素是，史料被偽史學派壟斷。敢於寫信史的得不到史料，壟斷史料的只有胡喬木的偽史學派。甚至一些流行的「回憶錄」，根本不是作者自己回憶的記錄，而是偽史學派強加於死者的偽作。如何方指出：楊尚昆生前與劉英談黨史《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提到「遵義會議由洛甫（張聞天）代替博古（秦邦憲）任總書記，得到大家的擁護。」這篇談話經楊尚昆本人審定以《楊尚昆晚年談黨史》為題刊登於《百年潮》。一九九八年九月楊尚昆去世，三年後（二○○一年九月）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這段歷史變成：「會上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願意，所以決議上寫了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偽史學派壟斷封閉史料
何方指出：遵義會議決議中根本沒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楊尚昆也無此「回憶」，這是偽史學派從陳雲的所謂《傳達提綱》抄來的。我還要指出，「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這是眾望所歸」這些話，是從《鄧小平年譜》變造的。《鄧小平年譜》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擴大會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許多同志提議鄧小平擔任……這是眾望所歸」。時隔四十五年，用語竟一模一樣，這叫「今為古用」。
何方《黨史筆記》提到，一九八七年人大常委會曾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規定開放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前檔案，但有保留。後來一九九○年十月的《實施方法》和一九九一年的《二十八號文件》，作出詳細限制，如：「檔案形成之日已滿五十年，但仍可能對國家利益造成損害的，延期開放」；「開放會影響各級領導人個人形象、聲譽的檔案」；「涉及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重大問題，重大政治事件，還未做出結論的」；「開放會影響黨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檔案」；等數十項。
誰來決定這些禁令適用的範圍呢？唯有壟斷歷史文獻資料的胡喬木偽史學派。凡不利於兩個歷史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等偽史製造的神話的，均禁止對民間開放。
求真之難，就在偽史學派對史料的壟斷封閉，致使有志修信史者無法接觸史料，壟斷史料者蓄意製作偽史。於是在史料被壟斷封閉的黨史研究領域，出現了一種非信史亦非偽史的憤史。
「憤怒出詩人」，未必能出良史。海外有些揭露毛澤東的黨史著作，屬於這一類。憑一些人物訪問和零星歷史檔案作出的分析判斷，難以符合複雜的歷史事實。
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時寫過一本《鄧小平帝國》，只是寫出個人親歷的一段歷史和自己當時筆錄的史實。原來我還想寫一本《毛澤東帝國》，已寫了部份章節的草稿，後來放棄了。因為在毛澤東時期，自己離帝國的核心太遠，視野所及之內，缺乏對完整的第一手史料的掌握；因此在開放當年歷史檔案之前，要寫出「歷史的實錄」幾乎是不可能的。
讓我們共同努力，爭取中共歷史檔案解禁之日來臨，那也將是偽史學派隱退，信史誕生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