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警察（圖片來源：網絡）
最早向社會公開武漢疫情的不是專業部門，而是普通民眾。
對於社會重大事件、突發事件，國家從沒規定過，普通民眾對該類消息的發佈傳播，是違法的。實際上，社會普通民眾對重大社會事件的關切，正是一個公民社會責任感的表現。
一月一日，武漢警方公開發布，「經調查核實，已傳喚八名違法人員，並依法進行了處理。」。為此，警方還特別提醒，「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網上發佈信息、言論應遵守法律法規，對於編造、傳播、散佈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警方將依法查處，絕不姑息。」
此時，據傳病源發生地，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已經休市整頓。
警方在處置傳謠事件中，都有個「調查核實」的過程，這也是警方處置謠言的事實依據，也正是有這個依據，警方才能依法處理。那麼武漢警方現在是否可以公佈它當時是怎麼調查，向誰核實的。
如果警方沒有認真調查就對當事人依法處理，那麼警方的處理就是違法；如果警方的調查核實來自權威部門，那麼權威部門就要承擔瀆職責任。
從一號的武漢傳謠者被查處，到二十號全國各地該疫情的發現公佈，這二十天時間的耽誤，正出在武漢警方對傳謠者的處理上。
武漢警方基於錯誤或瞞報的信息對八名普通民眾的「依法」處理，讓社會失去了防控疫情擴散最關鍵的二十天。
對重大疫情瞞報造成的重大社會損失，我們在2003年的ＳＡＲＳ事件中，就有過慘重的教訓，時隔不到二十年，在武漢居然還再次出現。
到底社會和民眾要付出多大代價，才能讓這些職能部門吸取教訓？
在「非典」時期，社會出現了一大批英雄，特別是醫務人員。可最早向社會披露真相的普通民眾，他們的作用一點不亞於甚至更超過這些英雄。
只是，我們的有關部門到今還沒形成一個真正能聽取民意的氛圍，對發自民眾的不同聲音，特別是和有關部門不一致的聲音，往往當作謠言處理。
其實類似武漢警方對此次「謠言」的處理，並沒有平息民眾對疫情的懷疑，反而更加劇了對疫情的恐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警方對所謂「謠言」的處置，已經失去了權威。
在民間對於警方處置的謠言，往往視為「遙遙領先的預言」，這種認知，正是社會對警方權力濫用的反應。
很遺憾的是，本來應該承擔向社會第一時間通報疫情的職能部門，沒有承擔起應負的責任。
而社會民眾的自發傳播，又被當成「謠言」傳播者「依法處理」。
我們難以想像，面對官方和民間兩個渠道都被封閉的社會環境下，這樣的疫情怎麼能做到真正防控？
好在這次的處置還算及時，中央高層及時做出部署，希望被武漢有關部門耽擱的時間能夠奪回來，在春節國人流動量最大的假日，讓民眾的健康有切實的保障。
面對謠言，除了警方的依法，更應該公佈真相。任何謠言都止步於真相，而不止步於智者，更不會止步於權力。
而對於民眾的言論，相關部門是否能用更寬容的態度，而不是苛求他們的精準。
就如那八個被依法處置的所謂謠言傳播者，他們不是專業人士，他們的說法肯定有不精準的地方，如果依此就定義他們是造謠傳謠，勢必會打壓民眾言論自由的權利。
現在疫情已經公佈，那八個被當作謠言製造或傳播者的普通民眾，警方會如何處置目前還無法了解。
但作為個人，我把他們當作英雄，為民眾對疫情的防控，敲響了第一聲警鐘。
致敬，被依法處理的八名「謠言」發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