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二年(1943)夏，我從重慶南岸海棠溪儲才小學畢業，報名投考重慶市求精中學和沙坪垻南開中學。求精中學先考，考前傍晚，父親帶我過江到上清寺美專校街上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他的宿舍居住。侍從室是蔣委員長的幕僚機構，抗戰期間的軍政機要中樞。
我們到達宿舍時已經很晚，收拾一下便在父親房內臨時架設的行軍床上睡下，一夜無話。第二天一早起床，漱洗完畢，一位穿藍色中山裝、操浙江口音的工作人員，用托盤端來一碗湯麵和一個糯米粢飯，放在客廳飯桌上，那是廚房為我準備的早點。粢飯裡面包的什麼餡，如今已無印象，只記得它是半甜半鹹的；那碗面的美味，卻讓我終生難忘，每想起它便滿口生津，饞涎欲滴。面是高湯煮的掛麵，上面蓋着一片煎得金黃的、約半公分厚、較碗口略小的圓形蛋餅，餅上灑着一撮青綠蔥花。湯鮮面滑，蛋香撲鼻，在生活條件貧乏的戰時後方，能夠吃到這種精緻的江浙美點，一時真捨不得下箸。後來聽父親說，這是蔣委員長愛吃的早餐，更令我回味無窮，五十多年來再也沒有吃過比這更好吃的湯麵。
第一天考完，父親帶我到隔壁飯廳與眾多叔叔伯伯們同桌共享晚飯，年齡不到十二歲的我，感覺十分戒懼拘束。一會兒，布雷先生從樓上下來，他中等身材，清瘦白皙，舉止溫文謙和，看來有些許弱不禁風，坐定後，大家才舉箸開動。布雷先生不吃米飯，僅就着菜餚吃幾片烤麵包，他的話不多，浙江口音很濃。飯桌上除了父親的北大學生曾騫之外我全不認識，後來才知道有陳夫人、陳訓慈（四先生）、陳訓悆（六先生）、翁祖望、葉實之等人。飯後在客廳小憩不久，忽聞警報聲響，大家乃習慣性地一人拿起一個小板凳，魚貫進入屋後山坡上不遠處的防空洞。
自從民國二十八年5月3日、4日兩天，日本飛機狂炸重慶市，造成死傷逾萬的「大隧道慘案」以來，重慶市民對轟炸似乎已經麻木。警報來了，人們機械式地鑽進防空洞，警報解除，又若無其事地回到原處繼續工作，已經完全沒有驚慌的感覺。我們在燈光昏暗的洞中坐定，大家相對無言，冷靜地等待日機掃射投彈。那晚日機被我英勇空軍中途攔截，沒有進入重慶上空；約一小時後警報解除，防空洞中才聽到一些如釋重荷的輕微說話聲。在我們提着小板凳魚貫回屋途中，布雷先生忽然低頭問我報考哪幾間中學，我恭敬地回答：「今天上午剛考完求精中學，明天還要考半天，下星期要去沙坪垻考南開中學。」布雷先生輕輕摸摸我的頭，說：「求精、南開都是好學校。」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到蔣委員長的智囊——陳布雷先生。
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顯赫有名的人物。他早年從事新聞工作，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浙江省教育廳長、教育部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要職，始終追隨蔣公，是蔣最信任的機要幕僚。布雷先生的一生行狀，自有史家記敘，筆者忝為後輩，不敢也不能置喙一詞。僅就所知，先父陶希聖與布雷先生從相識到共事的十數年間的一些事跡，略記一二。
上海商務印書館
民國十一年(1922)，父親自北大畢業，前往安徽安慶法政專門學校任法學教員。十三年，進上海商務印書館，任法制經濟部編輯。布雷先生早在民國九年即應商務印書館之聘，擔任《韋氏大學字典》編輯，不久又出任上海《商報》主筆，每日撰寫時事評論。民國十四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布雷先生連續為文抨擊英租界巡捕開槍濫殺群眾，違反國際公法。父親也在《公理報》上發表法律意見，他非常仰慕大他九歲的布雷先生，惟沒有機緣見面。
復旦大學
民國十八年，父親任教上海復旦大學，此時布雷先生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復旦校慶那天，布雷先生以董事身份上台致辭，父親也應邀隨後演講。大會完畢後，布雷先生與父親談話，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身任廳長的布雷先生，那時已經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的重要文稿執筆者。
中大及北大
民國二十年上半年，父親任教南京中央大學，因為講課時言論過於尖刻煽動，上海市黨部向黨中央檢舉他是反動分子，中大校長朱家驊不勝壓力，乃向黨政高層徵詢意見。布雷先生當時是教育部代理部務的次長（部長由行政院長蔣中正兼），他說：「我見過此人，他沒有別的，只是鋒芒太露。」這件事後來由陳果夫先生出面協調，終得消弭。同年夏天，父親應北大之聘回母校授課，此後六年，每到南京，必往拜訪布雷先生。民國二十四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成立，布雷先生擔任第二處主任，開始長達十餘年的委員長機要幕僚工作。
廬山茶話會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蔣委員長在牯嶺召開茶話會，受邀出席者，除了黨政軍各方人士之外，尚有北平方面的大學校長及自由派教授如胡適、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等多人，父親也在與會之列，曾與布雷先生晤談數次。7月16日，蔣委員長在廬山會中發表重要談話，強調：「中國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全國應戰以後的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絕無僥倖求免之理。……戰爭一起，則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老幼，均應抱定為國奮鬥之決心，與敵作殊死戰。……軍人守土有責，雖戰至一兵一槍，亦必與敵抗戰到底。」第二天，蔣公提出解決事變的四個最低條件，他說：「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這些代表中國抗戰基本立場的談話，都出自布雷先生的手筆。會後蔣公回南京宴請平津各大學校長、教授，蔣夫人及布雷先生均在座作陪。8月，父親加入侍從室第五組從事宣傳工作。
國際通訊社
民國二十七年1月14日，中央宣傳部成立「藝文研究會」於漢口英租界，9月，藝文研究會遷往重慶，簡陋的辦公室設在菜園垻。12月，國府遷重慶辦公。12月19日，父親隨汪精衛一行人飛赴安南河內，十天後，父親轉往香港居住。次年8月26日赴上海，11月1日起參加對日談判。在離港赴滬之前的那段日子裏，父親與布雷先生保持着書信聯繫。
民國二十九年1月5日，父親和高宗武脫離汪組織從上海抵達香港，立即發電報給重慶布雷先生，並托杜月笙把「汪日密約」文件帶至重慶。蔣閱後即指示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飛香港，親自指揮發稿事宜，稿件公佈時的標題都由重慶決定。1月18日布雷先生密電蕭社長：「發表件可加標題為日『汪密約協議全文』。」次日又再電：「發表件標題請改為『日汪協議全文』。」
同年6月，父親在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創辦「國際通訊社」，編印《國際通訊周刊》，刊載國際時事評論及選譯國外報章雜誌的論文（執筆者包括連士升、戴杜衡、林一新、李毓田、唐錫如、洪力生、黃薔薇等人）。這段期間，父親與布雷先生討論時政，信札往還頻繁，同時和香港新聞界保持聯繫。父親回憶：
日本南進雖成定局，而三十年四月十三日的蘇日中立協議，更對日本軍閥「馬上加鞭」。但是六月二十二日，納粹德軍突然侵入蘇俄，這一事件使日本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香港報界對於日本是仍然南進，還是轉向北進，頗存疑問，且有爭議。希聖此時，常與大公報的徐鑄成，立報的成舍我，國民日報的陳訓悆，星島日報的程滄波諸人，每星期一次在華人行八樓大華酒樓聚餐，就國內外時局交換意見。
港九淪陷難民還鄉
民國三十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九龍及港島相繼淪陷。三十一年1月28日，父親化裝隨惠陽還鄉隊步行離開香港，水陸跋涉十幾天抵達廣東河源脫險，身上只剩下藏在破開水壺夾層中的幾百元港幣和母親蒸的干饅頭裏面的兩個金戒指。父親把港幣兌換法幣，電匯一筆錢給在昆明的女兒——我的姐姐琴薰，同時打電報給重慶的杜月笙先生，請轉報陳布雷先生他的行止。布雷先生立刻打電報給西南聯大蔣夢麟校長，蔣校長馬上通知琴薰姐：「你父親出來了。」
母親帶着我們兄弟六人於1月31日離開香港，搭日本疏散船到廣州灣上岸，然後徒步走到廣西鬱林，再搭木炭汽車於2月19日抵達桂林。22日，父親從韶關去衡陽搭湘桂鐵路火車來到桂林，一家人在此團聚。新任我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將軍此時亦在桂林，他把他夫人的飛機票讓給父親，隨他同飛重慶。我們在桂林住了五個月，上了一學期的學，於8月16日到達重慶南岸海棠溪。
重慶美專校街
民國三十一年2月25日，父親搭乘的飛機在重慶珊瑚垻降落，結束了為時二十八天的難民旅程。下機坐小艇登上重慶江岸，布雷先生派車相接。布雷先生安排父親至上清寺美專校街一號他的住處暫住。他對父親說：「你由海外到重慶來，為了保持清靜，並且安心做事，最好留在侍從室。我已呈請委員長任命你任第五組組長，稍為休息幾天，就可開始工作。」他把美專校街二號的樓房騰空，撥給父親作居住及辦公之用。我們收到父親2月27日寫到桂林的信：
我當日上午七點半起程，行李兩件都帶，一切手續均由王澤民司令擔保。十時半到重慶，有杜先生派人相接，即致電話於陳布雷先生。當派車接往美專校街一號住下。談話之下，大體此時在重慶休息。即有事，也不過提提頭，自己不必多做。一切尚未定，但出去之事（按：熊式輝將軍曾面邀父親隨軍事代表團赴美），不致於成行……琴薰有電到陳（布雷）先生處，陳先生亦有回電，並托蔣校長照應。
布雷先生陪同父親晉見蔣委員長。父親報告脫險經過後，陳述自己有長期失眠症，希望多休息些時。蔣說：「你休息兩三天，就開始工作。」辭出官邸後，布雷先生說：「委員長從來不病，尤其不知道我們失眠的病痛。」父親的失眠症在長途旅行期間完全消失，到重慶後仍然發作，但較輕微。
「打倒侍從室？」
民國三十四年5月5日至21日，國民黨在重慶復興關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父親曾參與這次大會，他在日記中寫道：
當時大會中有三派一團，即組織部陳果夫立夫派、朱家驊派、吳鐵城派及青年團，激烈的爭奪中央委員的名額。
另有使人傷感的事，即大會宣言與政綱。大會有宣言起草委員會，由陳布雷主稿，然而大會中有人反對，逼得陳布雷先生眼淚都快流出來了。他覺得黨內同志怎麼是這樣的呢？
至於政綱，是委員長交給布雷先生，布雷再交給我。我參考二份文件：一、美國羅斯福總統新政的四大自由；二、英國的Beveri-dge Report提出的Social Security，起草了三份內容類似的政綱，各為十八條、廿四條及卅二條，結果委員長採取了廿四條。我對布雷說：「每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黨部皆成立有聯絡委員會，政綱要想順利通過，似乎應交聯絡委員會先至大會協調、活動，否則恐怕不易成立。」布雷先生說：「現在他們要清君側，你曉不曉得？清君側就是要打倒侍從室，你想我們還敢說話嗎？」
侍從室撤銷
民國三十四年8月10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布雷先生因積勞久病，呈請辭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之職。蔣主席改任他為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侍從室隨即撤銷，父親轉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三十五年1月，父親飛往上海主持琴薰姐婚禮，布雷先生托父親順便轉託南京市馬超俊市長，設法把戰前在頤和路的舊居歸還，馬市長查出這所住宅已被別人佔住，無法取回，這個任務未能達成。
布雷先生之死
三十七年11月13日上午，父親在南京田吉營家中會客，忽然接到一通電話，立即面色蒼白，匆匆出門。母親輕聲告訴我們：「布雷先生出事了。」父親晚間回家，證實布雷先生服安眠藥過量身亡。關於布雷先生之死，中央社14日發佈的新聞，是「因患失眠症，服安眠藥引起心臟衰弱逝世」云云。後來由於外界傳說紛紜，黨內大老們考慮如不公佈實情，恐有更多可能傷害到領袖及黨國的謠言，乃於17日晚臨時中常會會上，決定公佈逝世詳情和全部遺書。19日消息見報，《中央日報》的標題是：「陳天華先烈之後一人，陳布雷以死報國，治喪會搜集遺書發表。」
報紙公佈的遺書，計有上總裁書二紙，及分致張道藩、洪蘭友、潘公展、程滄波、陳方、李惟果、陶希聖諸友人，及留交陳夫人及公子的書信。上總裁書中有幾句話，說明他的死志：「……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誤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毫無價值之一生。」略可窺見他決定自殺時心情之一斑。父親在日記中寫道：
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半，陳修平兄正在寓談時局，蔣君章電話，請立即往湖南路。余即搭修平車往，過經濟部，易車送往。至湖南路五零八門口，見陳熊兩醫官匆卒進門，叔諒含淚，知不妙，急入上樓，見布雷先生仰臥，面色黃，口張不閉。陶副官查安眠藥瓶，知其已吞百粒以上。醫生注射強心劑無反應，已於三小時前逝世矣。惟果、芷町後來，見遺書致余等三人者，皆哭。遺君章書命注意發表消息，勿為反動派所利用，乃商發一新聞，謂繫心髒衰弱及失眠症，心臟突發致死。正午總裁將遺書，欲發表。余往述遺書云云，乃決仍余等所發新聞。
十六日總裁囑將布公兩書影印，余托博生辦理，守秘密。但流言盛行，謂布公主和，或反對某些政策等。
治喪會定十八移靈，十九到杭州。下午布公大殮，祭者多哭失聲。
十九日布公遺書見報。
陳璉夫婦被捕
布雷先生逝世之前一年，發生了一件令他尷尬萬分、難以處理的事情。民國三十六年9月24日，他的女兒陳璉和女婿袁永熙，以共產黨嫌疑在北平被捕，12月1日解來南京，關在寧海路保密局看守所等待偵訊。布雷先生聞訊，直如五內俱焚。自己是中樞要員，女兒女婿竟是共黨嫌疑分子，如果此事屬實，教他這位蔣公最親信的幕僚如何自處？他的難過可想而知。次年1月底，調查機關以證據不足結案，由布雷先生具保將女兒領出。審結之前，蔣公曾經向布雷先生表示了解他的女兒只是思想過激，並非共黨分子，可以釋放，但須嚴加管教。布雷先生把女兒接回家中後，曾與她作徹夜長談，勸她留在南京。那時陳璉已懷有身孕，乃尊父命回浙江鄉下老家慈谿休養。四個月後，袁永熙由他的姐夫、外交部次長葉公超保釋出獄，前往慈谿與陳璉相會。不幸，胎兒因為母親在獄中的折騰，分娩時窒息夭折。民國三十七年夏天，兩人回到南京，經布雷先生安排，女兒在國立編譯館，女婿在中央信託局工作。
中大宿舍初見陳璉
回想民國三十二年暑假，我隨琴薰姐去沙坪垻南開中學報名，曾在中央大學女生宿舍見過陳璉一面。她是琴薰姐的室友，另外一位室友是蔣和。我只記得陳姐圓圓的臉，穿着藍布長旗袍（似乎是中大女生的制服，中大男生着灰色麻布軍裝），態度文靜而沉着。她跟我說過幾句話，但我很緊張害羞，如今一句也不記得了。琴薰姐和陳璉很要好，常常在家裏提起她。原來她們是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先後期同學，陳璉比姐姐大兩歲。三十年夏，琴薰姐在香港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9月赴昆明入學時，念地質系的陳璉剛好因故休學。姐姐香港培道女中的同學許湘苹，也考上聯大念化學，兩人住同一寢室，一個睡上鋪，一個睡下鋪。
松林坡上的中大同學
民國三十一年姐姐轉學沙坪垻中央大學後，才與同時轉來借讀的陳璉相識。此時姐姐改念外文，陳璉改念歷史，她們編入同一宿舍，成為好友。我後來的姐夫沈蘇儒也從暨南大學轉來，原來他與陳璉和她的姐姐陳，曾經是浙江省杭州師範學校高中師範班的同學，老同學相見，備感親切。根據蘇哥的回憶，中大外文系女生比男生多，女生除琴薰姐外，有蔣和（蔣方震之女）、豐陳寶（豐子愷之女，我考南開時曾經在他們的「沙坪小屋」住過二晚）、馬仰蘭（馬寅初之女）、榮墨珍、劉景芳、王德華、吳慧、黃孟姞、熊盛淑等；男生除他之外有豐華瞻（豐子愷之子）、吳文津、朱立民、王晉熙、耿連瑞、祁延朗等。據說陳璉在西南聯大時已經加入共產黨，而且是學生地下活動的活躍分子，轉入中大也是中共中央安排以吸收同志的。關於這一點姐姐從未提起，是否陳璉和她接近另有目的，不得而知。陳璉的休學，根據中共官方文獻，是由於民國三十年秋「皖南事變」後，國府大舉搜捕共黨分子，她和其他地下人員奉命分散到鄉下去躲避風聲而採取的措施。她在雲南石屏、宜良等地隱名（化名程國儀）當一名中學英文教員，直到三十一年看到她父親的尋人啟事，才回到重慶。
陳璉的革命道路
民國三十四年中大畢業，姐姐進化龍橋中國農民銀行，陳璉去上海《申報》工作，第二年到北平，在貝滿女中當英文教員，8月，她和北平地下黨負責人袁永熙結婚。袁是資深黨員，曾經是西南聯大地下黨學委負責人。陳璉由於父親的黨政關係，婚禮場面頗大，主婚人是她的六叔陳訓悆，證婚人是北平市長何思源，北方軍政大員紛紛前往六國飯店禮堂道賀。不幸一個月之後，新婚夫婦即遭國民黨逮捕，次年（三十六年）初在南京先後被釋放，留在南京。布雷先生逝世一個月後，陳璉夫婦到了上海，重新加入地下黨的活動。年底，為上海地下黨人護送北上，於次年（三十八年）2月抵達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璉歷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少年兒童工作部秘書主任、副部長、部長、團中央委員、常委等職，是一位優秀的少兒工作者。1956年初，陳璉在全國第二屆政協會議上公開道出，雖然她是陳佈雷的女兒，但是黨把她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使她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社會解放的前途。她又說：「我們沒有辦法選擇自己出生之地，但是我們完全能夠選擇自己要走的道路。」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來帶頭鼓掌。琴薰姐從1953年起在北京全國總工會編譯處工作，此時陳璉已是黨團要員，姐姐覺得彼此地位懸殊，不敢高攀之外，也怕敏感的家庭關係給她添麻煩；相信陳璉也有同樣的顧慮。1957年陳璉去了上海，即不再有音訊。琴薰姐在北京來往最密切的還是許湘苹、梁同武夫婦，許湘苹曾連獲幾年優秀化學教師獎。
與袁永熙劃清界線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在清華大學任黨委書記的袁永熙忽以反黨罪名，被劃為右派並開除黨籍。這時的陳璉，一方面須承受丈夫被批鬥的壓力，一方面又要領導團中央少年部進行反右派鬥爭，內心的矛盾與不安，可想而知。她自己當然知道以她的出身，必須加倍表示對黨的忠誠與對信仰的堅定，絕不可有絲毫差錯。為了服從「黨的利益」，維持政治上的「純潔」，以及保護兒女們將來不受影響，她不得不以離婚和丈夫劃清界線，帶着三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女必泓、男必大及小代，都改姓陳），獨自前往上海。袁永熙則被下放到河北一個縣裏的中學當教員，從此與陳璉再未見面。1959年，陳璉自動向組織請求下鄉鍛煉，離開孩子到農村里和農民過「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生活一年。1960年任林業部教育司副司長。1962年8月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教育處處長，仍為政協委員。
被誣叛徒含冤自盡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開始。次年1月，上海從上到下層層奪權，大批幹部橫遭迫害，被逼死於非命的日數十起。上海是「文革」的發難之地，華東局又是風暴的重災區，各級領導人一個個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叛徒……在當時，反革命分子及走資派在認罪後還可能有求生機會，唯獨「叛徒」是無法赦免的「階級敵人」，一旦被扣上這頂帽子，就是生不如死。一個只有二三百人的華東局機關，竟有十餘人因此被逼自殺。
陳璉先是遭批鬥，繼而被北京來的「抓叛徒」紅衛兵抄家，搜出一些足以致她於死命的「剝削階級家庭」證物，包括陳璉生母遺下的幾件首飾（這些東西兩年前陳璉曾主動上繳以表明心跡，可惜未被接受，不料日後竟成為坐實她反動立場的罪證）。這期間，陳璉的繼母（王允默夫人）也被抄家，又有人找出陳佈雷的日記，和報道陳布雷逝世及追悼會的消息和照片。紅衛兵開始嚴格審查她在北平被捕、南京被釋的經過，要她交代蔣介石夫婦接見陳布雷遺屬的照片和她身着喪服的問題，以及她如何向陳布雷「秘密自首」的變節行為。1967年11月17日，華東局宣傳部的造反派專門為陳璉召開全體大會，把她拉到鬥爭會場，勒令她當眾交代和「國特」陳佈雷的關係、如何向敵人屈膝投降、蔣介石給她什麼指令、為何陳布雷一死就急着去上海加入活動、如何混進黨的隊伍……陳璉百口莫辯，遂被粗暴地安上「特務」、「走資派」、「黨的叛徒」等罪名。
一名當年不顧父親處境毅然投入革命陣營，政治立場堅定，對黨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忽然被扣上這幾頂黑帽子，對陳璉而言自是奇恥大辱。然而面對一群無知識、無理性的狂熱造反派，她心中明白，父親在國民黨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身為他親生女兒的原罪，是沒法說得清楚了。她備感屈辱，絕望，無助，生存意志被剝奪得蕩然無存。11月19日，在造反派強迫她交出檢查材料以備加重批鬥的前晚，她從十一樓的窗口一躍而下，以死向這個非人的世道作出最決絕的抗議與控訴。她書桌上留着幾張零碎稿紙，都是只有開頭沒有寫下去的交代材料，其中一張紙上寫着幾個潦草的字：
同志們：
關於我被捕的情況，我一九四九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實的，這一點你們將來總會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卻等不到那一天了……
陳璉絕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陳璉死時只有四十八歲。父女二人，一個為國民黨、為領袖鞠躬盡瘁至油盡燈枯，自知再無報國價值之後，走上自殺的道路；一個為革命理想背父毀家，最後竟至含冤而去。兩人命赴黃泉的時間，相隔十九年零六天。
可嘆的是陳璉的含冤而死，並沒能喚醒迫害者的良知，他們召開聲討大會，說陳璉是畏罪自殺，在一片咒罵聲中宣佈開除了死者的黨籍。然後收回陳璉住了五年的宿舍，沒收家具，凍結她家僅存的微薄積蓄，連她火化的骨灰匣子上，家屬都不敢寫上陳璉的名字。遺下的三個孩子被掃地出門，流離失所，只好隨着人潮去農村插隊，姐姐必泓帶着不到十歲的小弟去了東北，老二必大去了雲南，這個本已殘缺的家，至此徹底解體。
袁永熙曾經一度被摘掉「右派」的帽子，「文革」開始後又被揪出批鬥，成了右派、叛徒、階級異己分子……從一名教員被趕到農村去從事體力勞動工作。他完全沒有能力去照顧已經被打入社會最低層、無家可歸的三個孩子。袁永熙到1978年始得到平反，復出擔任北京經濟學院院長。
陳璉自殺十二年後的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為陳璉舉行追悼會，上海市委恢復了她的黨籍。她的冤屈雖得昭雪，而她付出的慘痛代價卻永遠無法得到彌補。
（選自《溫故》（之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