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前剛與醫管局高層開會數句鍾，馬仲儀顯得有點疲倦。她沒選擇約在寬廣明亮的辦公室，卻匆忙前來即將關門的員工餐廳，在寧靜的一角接受訪問。
身穿便服，左手拿着手袋、右手提着滿滿文件的布袋的她，唯一向記者請求是在正式訪問前簡單補妝。眼前的馬仲儀，外表看似是一名普通文職人員，實質卻是一名老人科專科醫生，更是代表逾6800名醫生的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
馬仲儀今年6月6日上任會長一職，3日後反送中運動正式爆發。此後半年，協會多次為良知、公義、人道發聲，但馬仲儀受訪時再三謙稱自己只是普通醫生，沒做甚麼偉大的事。
「我唔係因為有好高尚嘅情操，冇一個屋企人係醫生，我冇患過大病，唔係識好多醫生朋友，更冇一個特別志向要做醫生。」
但似乎，時代選中了她。
馬仲儀，於8月一次醫護集會發言
社會不公有伏線
馬仲儀出生於小康家庭，從無立志成為名醫，亦無想過一天會擔任協會會長。她只希望當一名普通醫生濟世為懷。
2003年沙士襲港，正是馬仲儀從中大醫學院畢業之年，「懵閉閉入咗8A病房、瑪嘉烈醫院，當時口罩都冇戴，有同學染上沙士，幸好啲菌冇搵到我。其實當年畢業已經有一個好特別的感覺，社會的情況原來同醫生工作好有關係。」
惟沙士後經濟蕭條，公營醫療被削減開支，面對同工不同酬、薪酬多年未有調整，大批新晉醫生紛紛轉投私營市場，馬仲儀亦是其中之一，2007年離開醫管局。公院醫生轉投私營市場大多「搵真銀」，馬的選擇卻是到觀塘區及油尖旺區開設診所，數年間為低下階層懸壺行醫。
她說，自己非家境清貧，以往對貧苦大眾生活沒大認知，直至做私家醫生那幾年，接觸不少老人家，霎時大開眼界。除了為長者診治頭痛、失眠問題，「老友記」更愛與馬仲儀大談生活情況，小至婆媳關係、大至中港融合等議題，「有老人家講生活幾唔掂，只係用醫療券睇醫生，因為老人津貼要供養孫兒。」貧窮長者的困境，令她開始反思如何更好照顧長者，「如果生活好拮据，你同佢講最好嘅嘅醫療、最好嘅營養，佢唔會聽你講，因為佢冇咁嘅能力。」
很少醫生會選擇由私營市場重返公立醫院，馬仲儀卻成了異數。2011年她決定重返公院，接受專科培訓，以進一步服務長者，至今已是老人科及復康科專科醫生。
從長者生活窺看整個社會一點一滴，慢慢令她向社會踏前一步，亦發現世間不公乃環環相扣。「咁多年來香港社會一啲不公情況，當我做醫生去睇院舍、睇安老服務時間，基本上睇到有伏線。」近月的反送中運動，亦如是。「其實社會運動唔係一、兩日，亦唔係一條反送中條例，運動係有一路嘅伏線，伏線就係一個不公的地方，亦都有政治上錯誤的考量，先會有呢場運動出現。」
社會希望我們發聲
除了每日工作十小時，作為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還要額外處理協會事務、與醫管局開會、回應傳媒提問，工作壓力臨近「爆煲」。明明只想做個「普通醫生」，為何願意擔任無糧出的要職？
令她從「普通醫生」中走出來的那個人，是前協會會長、現任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
馬仲儀憶述，雨傘運動期間認識陳沛然，對方鼓勵她參與協會工作，起點是2015年醫學界政改研討會，亦是醫學界首個有關政治的論壇，「當時社會好大迴響，有好多唔同聲音，冇人諗過會有醫生為一個政治議題而舉辦論壇。」其後醫委會改革起爭議，馬仲儀亦與時任醫學界立法會議員梁家騮、陳沛然、醫學會等遊說立法會議員，「陳沛然令協會行前咗，以往只係醫生協會，睇醫生福利事宜……陳沛然令我睇到協會喺業界及社會有一定責任、身份。」
作為公營醫療中最大協會，代表人數超過6800人，包括公院醫生、衞生署醫生、牙醫等，要衝破白色巨塔，走進社區亦絕不簡單，「因為係公共醫療醫生的協會，涉及好多社會議題，例如輸入海外醫生，慢慢社會大眾期望你對公共健康、衞生、民生議題，都應該要有睇法同意見畀到大家。」
然而你不找政治，政治始終會找上你。說的是協會於反送中運動的角色。
6月9日103萬人遊行，反送中運動正式爆發，馬仲儀於6月6日上任會長，稱得上是「被時代選中的會長」。她亦笑言，過去五個月就像做了兩年會長，「有些事情是社會希望我哋發聲，有些是我哋成個內閣、委員會自己覺得應該發聲，有時兩樣嘢係互動。」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在運動以來多次就事件發出聲明，馬仲儀則多次以個人身份出席集會發言。是次訪問，她亦叮囑內容不代表協會立場。
馬仲儀於「吸吸可危」集會發言
但其言論仍多次引起爭議，其中10月1日荃灣「健仔」被近距離槍傷左胸後，協會發聲明譴責警方，引來四個警方職方協會去信，質疑公共醫療醫生協會聲明超越本身專業範疇、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立場偏頗、亂扣帽子。
馬仲儀表示，發出聲明翌日她亦收到不少訊息，對協會聲明持反對意見。「中立係重要，但我將中立排在良知後面，良知永遠都係第一。」她解釋，「其實以往好有爭議的議題，我們都係為事情的良知去發聲，儘量避免為政治定性去判斷。但係良知及道德，其實唔存在兩面，呢個基本上有好清晰的分野。」
「作為醫生，將人道良知放喺首位，唔會有錯。」
當政治拖延救援
醫生將良知放在首位看似理所當然，但現實中，這理念並非如教科書式每次都可實踐。
10月1日馬仲儀在示威現場進行救援工作，惟政府當晚出稿將事件定性為「暴動」，令她不得不從現場撤退。到歷時13日的理大圍城，警方更稱校園內所有人均干犯暴動罪，並稱「任何逗留、協助暴徒的人會被視為參與暴動」，做法史無前例。
「無論身處邊度，只要我根據規則、守則去做醫療工作，理論上應該唔係犯罪，醫生、醫護人員理解就係咁，但係理大一事，警方第一次坦蕩蕩話你聽，對唔住我唔係咁諗。」
11月17日，警方在紅磡理工大學拘捕至少16名急救員。（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多名醫護人員於理大外被捕，有關相片引來極大迴響，國際醫學權威期刊《刺針》更刊登一名在場醫生撰寫的文章，批評警方做法在文明國家幾乎是聞所未聞的行為，手法違反人道主義。「好坦白講，我哋醫生當刻冇心理準備，普通市民會知我出來會被人拉，但醫生嗰刻冇心理準備，成個行業都冇心理準備。所以當時呢件事情發生，相片令行業每個同事都有好大的反響。」
「一般人類文明的做法，無論戰爭衝突都好，雙方都應該都理解醫護人員是中立的，儘量唔去拘捕任何醫護人員，亦儘量唔去攻擊任何醫療人員。」
醫護人員其後逐批先後離開理工大學，直至11月20日最後一批7名義務急救員離開，當時校園內仍有人留守，及後身體、精神狀況亦出現負面影響。有人質疑醫護放棄了留守者，馬仲儀不同意：「唔應該將呢個責任放喺義務救護人員。我覺得責任在於政府，因為香港係有健全醫療系統，每個市民都係受醫管局服務去保護。」
政治重於醫療，馬仲儀認為絕不該在香港發生。偏偏因為政治考量，導致醫生不敢再進入校園；因為政治考量，導致醫管局曾拒絕派遣救援隊；因為政治考量，導致有留守傷者無法得到治療。「醫療最嚴重真空期是星期一（17日）凌晨至早上，當時好多受傷嘅人，仲有激烈的衝突，但裏面應該冇醫生，只有義務護士。」
馬仲儀更透露，協會曾與前線醫生聯盟及其他組織達成共識，11月18日早上致電醫管局，要求派遣救援隊照顧校內傷者，惜事與願違。「醫管局高層向我哋講，政府定性係一個暴動地方，定性係唔安全地方，我哋就唔可以去。」她感不解，「地震、風災的救援，都唔係好安全，但我相信大家唔會唔去。理大係咪一個安全地方，同埋入唔入去，應該唔係重點。」
那真正原因是什麽？馬仲儀直言，是政治問題阻延救援，「落後國家因為冇醫療人員、設施設備，呢個阻延通常無話好說；但香港可笑的是，啲人喺曬旁邊，伊利沙伯醫院十分鐘去到理大，點解中間有阻延呢？因為政治問題。」
我不偉大
面對警民雙方武力不斷升級，先後有人在這場運動中傷亡、自殺。作為醫生，面對無數生死，但馬仲儀最着重的，仍是生死。
「如果是仇恨情緒，就好容易行錯咗啲路。生命同身體的損耗，有時冇得返轉頭，哪怕呢個係你自己的生命和身體，還是周遭的人生命和身體……參與呢場運動是因為有理念喺度，呢個理念係有道德的考量，記住每做一件事係為咗個理念。」
正如她和許多醫護人員，之所以在這場運動中發聲以至參與前線救援，亦不過出於一個很簡單的理念：良知。
不過馬仲儀再三強調，千萬別將她寫得太前線，太偉大。「我唔同意我係『企出嚟』，如果你話咁樣叫企出嚟，就實在貶低真係企出來前線抗爭的人，我擔當唔起『企出嚟』呢三個字。」
說到尾，這個醫生只覺得自己是個普通的香港市民。
「我冇做過啲轟烈偉大的事情，不過我政治上有自己的立場，亦都有就我立場作出我認為應該可以做嘅嘢。」
馬仲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