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也許想知道我為什麼寫這樣一部《大典》，其中沒有希望，沒有出路，沒有英雄，似乎實現了民主，卻與民主運動無關，甚至沒有一個真求民主的人，一切出於私利算計，轉型結果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和說法，本質照舊。總之，《大典》寫的是小人物、平庸輩、謀利者的世界，由他們的欲望和野心驅使並決定。我以前寫故事不是這樣，即使在《黃禍》的大毀滅中，也是遍地英雄，可歌可泣，結局慘烈，希望仍然萌芽。
我的寫作計劃原本沒有《大典》。從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四年，我在寫另一部長篇小說《轉世》，完成了五十萬字初稿，網上連載了十六萬字，但是在二〇一四年中停止連載，出版進程也擱置。原因是我希望政治幻想小說應該起步於社會現實，如同現實主義小說，然後按邏輯推演一步步走向未來，讓讀者不是當做幻想，而如從今日現實走入未來現實，不被聳人聽聞所刺激，而是留下對社會的思考。我希望如此將我的小說與無中生有的幻想區分。
然而在《轉世》接近完成時，四年的寫作時間中現實發生很大變化，原有的小說開端與四年後的現實出現了較大差距。這對我便如房子蓋好後發現房基有錯位一樣不能交件。想按現實的變化修改小說是困難的，因為開端是小說結構和脈絡的基礎，牽一髮動全身，因此擱置下來。
當時我只是想等一等，不清楚該如何解決，是等現實發展再回到原本小說的開端？還是利用小說與現實的脫節引起讀者更豐富的思考？然而現實與小說的差距繼續擴大。到二〇一五年底，我決定另寫一部小說作為《轉世》的補充或修正，即《大典》。
《大典》以今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開端，從這種現實推演的邏輯是悲觀的。但是表達悲觀不是我的目的，不如說相反。若從另一角度反觀——當極權統治日益嚴密，挑戰力量不斷式微，專制似乎日久天長，看不到任何變化可能時，《大典》中的當權者卻那麼不堪一擊，紅色帝國可以被幾個自我盤算的小角色輕易掀翻。《大典》描寫的這種狀況到底是悲觀還是樂觀？很可能又會被認為過於樂觀了。然而凡是符合邏輯推演的，內容可以不同，故事遲早發生，後果也不會相差太遠。只是那種政權變色、統治者換位不意味着就是變好，更可能是從一種不好換到了另一種不好，《大典》表現的這一層才是更深的悲觀。
本質上我不是一個悲觀者，至少不甘於悲觀。我把《大典》寫成無希望的反烏托邦，是因為有《轉世》在先。《大典》所缺的樂觀《轉世》都有。寫《大典》是對《轉世》的平衡，可以避免《轉世》被視為過於樂觀。從這個角度來說，擱置《轉世》寫出《大典》可算壞事變好事。有了《大典》，《轉世》開端與現實的脫節便可以不再視為障礙而是互補，讓我能解除顧慮儘快完成《轉世》並出版。
二
鞋聯網、夢造儀、電子蜂、神經阻斷劑、攝像頭、大數據、算法、網格化……當專制統治有了這些現代科技手段，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會發生一個根本變化。以往的專制依靠軍隊警察和對武器的壟斷，雖然強大，卻始終有一個軟肋——無法以少制多。統治機器無論怎麼擴大，人數上也比被統治者少很多，因此總有眼看不見、手伸不到之處，百密一疏，或是生長出反叛力量，或是出現導致潰壩的蟻穴，或是生出不穩定的萌芽，最終導致專制垮台。如西方諺語所說，斷了馬蹄釘摔了馬，傷了將軍輸了戰爭，最終亡了國。以往專制的難題在於，它不可能給每個馬蹄釘派上看守的兵，因此便杜絕不了從馬蹄釘導向滅亡的鏈條。
然而若有鞋聯網，給每個馬蹄釘加上SID，提前發現任何斷裂的前兆，或更換，或停跑，或讓將軍換座騎，那麼從馬蹄釘到亡國的鏈條便不會再出現。《大典》中的鞋聯網眼下尚屬幻想，現實中的技術卻無困難。電腦和互聯網時代把人類納入數位狀態，專制者便能利用數位技術實現以少制多。大數據可以捕捉全部痕跡，算法可以發現所有可疑。專制權力人數雖少，電腦的能力卻比人強萬倍。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科技不但提供專制手段，也給專制提供物質基礎——現代科技確保不再發生飢餓，且能讓民眾維持小康，歷史上最大的革命動力便會退出舞台。
那麼還有什麼能挑戰專制？甚至隨人工智能發展，專制權力不僅能早早預測危機，發現威脅，還能建立起絕對服從且能力超強的機械人警察和軍隊。當專制達到那一步時，還有什麼變革的可能？當一切威脅和危機都能消滅，不變也能地久天長，被絕對權力絕對腐蝕的專制者便絕對不會變。看當今世界的現實，原本的專制統治更加專制，民主轉型的社會也在退向專制，原因之一便是科技專制能讓當權者以少制多。
科技會不會威脅民主可以另做討論，對我們更有現實意義的是：專制權力能否因為掌握科技而變成萬年鐵桶江山。《大典》正是在這個層面推演的故事。那不是我先有結論後寫的故事，而是在故事自身邏輯展開中導出的結論。科技專制可以比以往任何專制都嚴密，幾乎天衣無縫，看上去毫無破局可能，然而《大典》中沒有梟雄出場，沒有集團謀劃，沒有軍隊倒戈，沒有大廈將崩的跡象，只有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加上一個政治白痴工程師，便讓龐大的專制機器土崩瓦解，連點像樣的反應都沒有。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科技專制有一個自身的死穴——當專制權力必須依賴日新月異的科技時，專制者自己卻一定無法掌握那些科技，也無親自操作的時間精力，只能依賴專家，託付下屬，而那些處於將科技與專制機器結合之節點位置上的人，便具備了對專制機器以少制多的能力。專制自古發明的制約內部人方法對那些人將無效，因為專制者對新科技的懵懂，根本看不到哪些節點可能產生何種威脅，甚至不知節點在何處，因此對發自內部的攻擊無從設防，或即使補牢也是在亡羊之後。而隨着新科技的不斷發展，總會有新的亡羊跑在舊的補牢之前。
以往權力的力量是線性的，如軍隊強弱與士兵和武器數量成正比。要想顛覆權力也需同比的線性力量以及支付線性增加的成本。防範顛覆只需控制顛覆力量及其支付能力的線性增長。然而科技力量卻非線性，尤其從專制機器內部進行的顛覆，有時只需節點的一個指令，便可成本為零地無限複製和擴散；或是一個格式化操作，就把已有一切變成空白，讓系統重新啟動。
理論上，保證內部成員的絕對忠誠可以防止這種危險。問題在於，最可靠的忠誠——信仰是今日專制機器沒有的，只有利益和恐懼的維繫。而專制權力的必然不公除了傷害被統治者，也一定免不了傷害內部成員。那時利益不再維繫，制約只剩恐懼。恐懼源於一旦失敗遭到的懲罰，如果恰好是節點之人，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正是科技的特點），那又何須恐懼？而因為一被發現亡羊就會補牢，決定了只要出手必須一招致命，而不再留有舊式權力鬥爭的周旋和漸進。從這個角度來看，科技專制能使專制者前所未有地強大，亦會使其面臨更難防範的危險。科技既可以讓專制權力固若金湯，也可使其垮塌突如其來。科技專制面對的不確定，一點不比傳統專制少。
歷史上專制機器雖充滿內鬥，至今鮮有如《大典》中的被小人物輕易顛覆的先例，那是因為以往處於科技專制前的時代，以少制多尚未解決。科技專制是隨着數位化時代而來。目前正是兩個時代交替的開始，性質的變化逐步才會顯露出來。
按照上述邏輯，科技專制時代的專制機器一定會發生《大典》式的內部破局，且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和突如其來。只是破局之後，專制性質往往不變，即使打着民主的旗號，當新上台者繼承了科技專制的手段，獲得了以少制多的能力，也會換湯不換藥地重蹈專制。缺少科技要素的傳統民主——普選、多黨競爭、自由言論等，沒有能力對付科技專制，卻很容易被科技專制所操控。
專制從內部破局的另一種可能，是分裂為多個相互爭鬥的專制集團，那往往會同時伴隨暴民四起，造成社會動盪，無法控制的災難接踵而來，最終滑向崩潰。我未在《大典》描寫那種前景，是因為我在《黃禍》中已經寫得夠多。展望《大典》之後會發生什麼，《黃禍》至今仍是我認為最可能成真的前景。
三
《大典》寫了科技專制無法從外部破局，從內部破局又落入新瓶裝舊酒，那麼爭取民主的方向在哪裏？如果從外部不能破局，處於外部的我們還能做什麼？這當然不能簡單回答。我只說一個方面——當專制與科技結合，追求民主也須與科技結合。當專制日新月異地更新，故步自封的民主不可能與之抗衡，只有科技民主才能最終戰勝科技專制。
民主自打超過部落規模就離不開操作的技術。民主的最大難點在規模。民主技術始終圍繞解決這個難點。競選、表決、代議制等都是此種技術。科技時代以前的民主技術只是對規模進行簡化，如採用「是」或「否」的兩極表決，或由當選人替代民眾參政掌權。而弊病也出在這種簡化。尤其當社會規模日益龐大，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千頭萬緒攪為一體，傳統民主技術的弊病更為突出，也更易淪為科技專制的玩物。
真正的民主必須讓每個人表達完整意志，能夠充分協商，並讓每個人的意志都加入決策。以往理論皆斷言大規模社會不可能做到，只能用簡化方式。然而到了電腦和互聯網時代，這樣的斷言不再成立。專制能用科技實現以少制多，為何民主不能用科技實現以多制少？畢竟多比少更有力量，以多制少應該勝過以少制多。政府能用大數據實施專制，為什麼民眾不能用大數據產生民主？畢竟大數據的源泉在民不在官，憑什麼只能被專制所用而不能用於民主？
對科技民主的探索正是我們現在該做的和能做的，而且只能在專制機器的外部做。讓科技民主不斷生長，逐步取代科技專制，無疑是大工程。作為起步，首先要瞭解什麼是科技民主？需要從哪裏做起？應該如何着手？以我的嘗試舉例——我多年思考構建了一種自下而上的遞進自組織方法，我稱為「遞進民主」（見《遞進民主》，大塊文化二〇〇六年出版）。
我將這種方法用於互聯網，得到美國專利及商標局（USPTO）授權的兩個專利——《網絡共同體自組織系統》（SELF-ORGANIZING COMMUNITY SYSTEM專利號 US9,223,887）和《電子信息篩選系統》（ELECTRONIC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專利號 US9,171,094），並基於專利的思路，設想了從信息整合到業主自治到合作消費等諸多項目，皆是在解決規模困境基礎上生成的市場功能和商業產品。對那些項目的開發不需要考慮民主，只從商業和市場出發，我相信只要採用相應的科技，便會帶來相應的民主。科技民主是最有可能被市場力量驅動而突破的。今天的信息技術提供了科技基礎，互聯網提供了廣闊空間，數位文明的演進則提供無窮機遇，這將是民主徹底戰勝專制的戰場，同時也會產生商業上的網絡新王者。
科技民主不是僅僅在傳統民主結構中增加科技手段，而是要在科技手段之上建立新的民主結構。新的民主結構一定有對世界新的認識，改變世界的操作體系也需要重新詮釋世界的理論支撐。我於二〇一六年出版的《權民一體論——遞進自組織》（大塊文化出版）便是討論規模的困境和傳統民主的缺失，論證遞進自組織何以正當，何以可操，何以能解決難題，從問題繼而談到主義。我甚至用這個理論及專利的思路勾畫過「建立民間力量的網絡共和國」，雖是紙上談兵，卻可說明如何實踐科技民主，也相信有助於台灣社會形成第三力量，突破藍綠分裂，實現社會共識。今後我會在這方面繼續探索，並願意為任何嘗試提供協助。我將「建立民間力量的網絡共和國」與我的兩份美國專利放到以下網址：http://smarturl.it/1111R084。有興趣的讀者可閱讀下載。如需與我聯繫，請電郵：[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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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典》，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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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力雄
密不透風的紅色帝國，黨慶大典前夕，沒人料到一場改變歷史的風暴即將來臨
網路監控大進化的《一九八四》，極權統治新時代的經典！
《黃禍》作者王力雄最新政治驚悚小說，以中國目前政治的現實為基底來縱其想像，在緊張情節中帶有現世的提醒。
極權者的完美統治，網路大數據做到了！但越嚴密的極權監控，越可能被反噬。最小的縫隙，會造成最大的潰堤。
身處龐大強國身側的台灣，任何局勢變化都影響我們的生活，政治小說是帶領台灣讀者了解中國複雜政治運作的捷徑。
為了辦好黨慶典禮和世界博覽會以彰顯政績，籌備兩個大典成了目前黨政運作的核心，所有人莫不想透過籌辦這兩個大典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國家安全委員會裏的一個組員，為求被上級注意以利晉升，將流感疫情警告提高，上層也藉着防疫運動來整肅對手。此舉引來世界衛生組織介入調查，證實並無異樣的病毒變異。在這風波裏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蘇主任表面上防疫有功，但實際上被各方人馬圍剿，連主席也開始疏遠他。蘇主任知道自己將在大典後被當作代罪羔羊，為求生路，決定用以往監控人民的高科技網路技術，暗中默許心腹人馬來進行秘密計畫，以求自己能在政治風波中脫身，並更上層樓⋯⋯
《大典》情節極度緊湊，設想精妙又可信，在複雜的政治組織結構裏面看到縫隙，而且是一動足以震撼全球的縫隙。書中沒有梟雄出場，沒有集團謀劃，沒有軍隊倒戈，沒有大廈將崩的跡象，只有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加上一個政治白痴工程師，便可能讓龐大的專制機器土崩瓦解。
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大典》以今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開端，推演當極權統治日益嚴密，挑戰力量不斷式微，專制似乎日久天長，看不到任何變化可能時，卻被幾個自我盤算的小角色掀翻。看似嚴密堅固的帝國，卻可能脆弱得不堪精算後的一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