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抗議活動已經持續五個多月，在國際社會中歷練多年的追求普世價值的不屈的香港人碰到了理念上閉關鎖國因害怕失去權力而拒絕雙普選的倔強的中國共產黨，雙方都是步步逼近，毫不退讓。彼此勢力當下結成一個死扣，暫時無人能夠解開。
雖然香港局勢目前處於焦灼混亂的情形，各方勢力都在堅守都無妥協，形勢一觸即發走向奔潰，但實際上還沒有到最後攤牌的時刻，此時對中共來說，如能抓住這最後的機會，滿足香港市民的訴求，邁開政治改革的步伐，必可換回皆大歡喜的結果。或者換一種說法，香港是中共施行政治改革最後的時機，如若錯過此時機，在以後的時機進行完全被動的改革，必定陷入中國朝代更替的循環中。
為何說此時是中共進行政治改革最後的時機？
首先，當下的國內經濟和香港經濟不是文革結束時的情形，不具備只需單方面強調經濟改革和建設就能穩定掌握政權的條件，必須考慮人民物質生活滿足後包含政治訴求在內的精神層面的需求。另外GDP總量位列第二的中國，其自身在國際環境中的經濟分量與之前同樣不可同日而語，如此巨大的體量已經具備可以改變世界格局的潛力。
文革結束之時，中國經濟處於奔潰邊緣，說百廢待興有些許誇張但也不會引起人的過度反感。此時中國共產黨適時地抓住了問題的核心所在，經濟改革和建設，完美切合了時代主題，迎合了人民群眾急切的需求，此後經濟建設成為了中共歷屆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務。而與此同時，對不那麼急迫的政治改革訴求，人民實際上默認了以暫時的停滯為代價換取經濟利益，但人民並沒有放棄，而且中共內部也一直提出要在合適的時機進行政治改革來確保經濟改革的成果。
這是國內環境，國外亦然，中共與世界各國找到了一個共同話題，同樣也是經濟。中共對西方世界使用了經濟誘惑的手段達成其自身的目的，其依據的原則源頭可以追溯到馬克思的《資本論》裏，其中明確講到：「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絞首的危險。」中共自認為資本有這一「嗜血」的特徵，並利用該特性成功抓住了西方各國的「命脈」。為何如此講？我們回顧八九六四事件，從對西方價值觀的衝擊力度層面看，該事件比當下的華為中興等的威脅更嚴重，但事後西方資本繼續對中國投資，繼續在中國追求經濟利益，直至中國加入WTO，實實在在地融入了世界經濟中。所以從這一層面講馬克思的資本「嗜血」論是點出了資本主義本質的，中共也善加利用以經濟為切入口，與西方資本「共舞」。雖然對中國的繼續接觸政策事後西方有個完美的解釋，但其對朝鮮這種沒有經濟價值的國家並沒有施行這套措施。所以更使的中國共產黨更加基於這種思路來判斷整個世界，認為西方對利潤回報的追求高於自身價值觀的追求，加之中國的法律形同虛設，中國實際上是資本的天堂。
我們再回到香港，一直以來香港人在世人心中的印象是為追求經濟利益而願意放棄政治利益的一個群體，如同在英國統治時期，香港沒有民主但是物質生活很充足，這客觀上造成一種香港人不需要民主只需要滿足其經濟需求的印象，哪怕是錯覺也是既成事實，較難駁斥否定。
基於香港人是願意放棄自己的一些政治利益而去滿足對經濟利益的追求的這樣一種印象，和中共在國內外使用經濟手段取得的成功經驗，中共開始對香港事件的本質進行判斷，其判斷結果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成果沒有被大眾帶來普惠性的好處，認為香港人鬧事是因為沒有房子住，矛頭甚至一度對準香港的地產大亨，逼得幾大家族出來「破財消災」。沒有房子住所以鬧事的邏輯固然可笑，但其畢竟是中共的執行理念和其政權立足的基礎。
但是今非昔比，現在香港的情況與國內文革後的情況天壤之別，香港人民目前不存在生存威脅的問題，相反香港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是高於大陸人的，好比你去收買馬雲做你的馬仔一樣，典型的自找無趣。國內經濟的情況也與香港類似，雖然經濟發展中依舊有很多問題存在需要解決，但是絕大多數人基本生存問題已經解決，使用中共的語言體系甚至馬上就要奔「小康」啦。此時還是只片面強調經濟，而去故意忽視人民精神需求中的政治訴求部分，顯然是不合理的。包括香港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需要追求並實現更高層次的政治目標。
國外環境也是一樣，目前中國GDP總量全球第二，這種體量的國家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會對世界格局產生影響，並帶來改變。如果雙方價值觀完全不同，沒有共同的理念作為支撐，不會有信任感的產生，雙方存在的問題不會徹底解決，彼此耗用的資源就會越多，必將兩敗俱傷。
其次，西方前期的接觸政策失敗不會再給中共第二次機會。
雖然與自身價值觀產生衝突，但「嗜血」的資本依舊對中共進行持續接觸，西方對其行為的解釋是：「希望支持中國經濟改革可促進未來中國政治改革。」但畢竟已經給過一次機會，且三十年年來我們政治改革沒有絲毫進步，甚至出現倒退，西方的期望完全落空，繼續接觸政策完全失敗，並且關鍵是已經開始對西方自身的經濟利益產生影響帶來反作用。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使中國和世界捆綁為一體，無法徹底脫離接觸，但各自為了自身利益雙方必將持續衝突，甚至有最終攤牌的風險。
鑑於此，西方國家必將開始對中共採取措施施加壓力，甚至這些措施會對自身帶來損失也在所不惜，為的是迫使在路上橫行的司機按照現有的交通規則規範駕駛車輛。中美貿易戰就是這一趨勢的開始和直觀表現，是中共只片面強調經濟改革而忽視甚至無視普世價值和政治改革的必然結果。而這一趨勢必將延續並且施壓的強度會更加激烈，直至中共做出政治改革或者中國經濟實力衰減到不足以改變世界格局。
最後，緩慢的有序的主動政治改革可避免中共政黨的徹底消亡。
中國當前的國家形態實際上處於帝制向民治轉型的過程中，如果轉型失敗就是帝制時期朝代更替的慣常結果，就像唐德剛先生提出的歷史三峽論中所講，封建向帝制轉型有個緩慢的過程，同樣帝制向民治轉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樣是在緩慢的逐級演進中完成的，但大的趨勢是朝着民治的方向，就算有暫時的退步也必將被時代的滾滾潮流所覆蓋。回顧清朝末年，當權者拒絕了主動求變的維新運動，而在末年被動進行憲政改革，其沒有在正確的時刻做出正確的選擇，最終大清消失於歷史長河之中。
如果中共不抓住最後時機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不利用好香港這個最好的地點和最好的時機展開政治改革，而在以後的錯誤時機進行被動的改革，最終也逃不過滅亡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