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特上三大高手：鄧律文，胡平，許志永，近日來一致發聲，反對香港人的暴力抗爭，一起打着所謂的和理非的旗號。這三人中，鄧是公認的中共喉舌，胡平被認為是海外民運人士，許志永則被認為是中國國內著名異議人士，新公民運動的代表。這個局面清楚地表明了海內外反對派一致的迷失，居然能和中共喉舌打成一片，難怪中共六四三十年來穩如泰山。
和理非本來是一種一般的抗爭手段，完整的稱呼應該是「和理非抗「，中國有些異議人士忽略了「抗」，這就是他們中毒的根源。他們中毒的現象主要表現在，反對一切暴力，包括對暴力侵害而採取的暴力反抗。他們認為非暴力是偉光正。認為如果用暴力推翻共產黨，一定也會建立一個類似中共的專制政權。這一點和中共的宣傳高度一致。我很難理解這些人是怎麼得出這種結論的。它既和歷史事實不符，也在邏輯上沒有道理。很多國家的民主制度是靠暴力革命建立的，德國二戰前選舉出希特拉政府，後來成為專制政權。
暴力與非暴力的選擇就像牛頓第三定律所說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關係。當政府的壓迫不太高時，反抗者自然應對以非暴力。正如之前兩百萬港人上街。現在中共軍警和香港警察對港人宣戰，力圖武力征服香港。在這種情況下，反抗者如果能做到完全的非暴力，那是不符合自然規律和人性的事情。完美的和理非發生在當年南京大屠殺時，絕大多數南京市民排隊等待被屠殺。這種「非暴力」是一種正常社會應該提倡的價值嗎？顯然不是。在西方社會，公眾普遍支持用暴力反抗暴政。包括佐羅等暴力反抗者被人們公認為是英雄。荷里活不斷推出個人暴力反抗的英雄角色。有多少西方人責怪這些人使用暴力呢？反而是這些中毒的中國異議人士，積極反對香港的勇武派，極力呼籲和理非和勇武派割席。越是暴政肆虐的國家，大眾越是表現出對暴力反抗的反感，這不是偶然的。這是類似犬儒的一種心態，他們自己不敢進行暴力反抗，於是就把非暴力吹噓成最高的準則，從而取得心理平衡。
中國異議人士中和理非毒歷史悠久。在1989年就中毒深重而不自知。劉曉波砸槍，學生主動扭送廣場三君子至公安局，都是經典橋段。其實也不僅僅是中國異議人士中毒，甚至也不是中共建政後下的毒。在這片土地上，人們普遍有忠君孝順的傳統。相對批評/反抗，人們更推崇忍耐服從。這才是中土暴政不斷誕生的根本原因。如果民眾不是無底線地容忍暴政，如果他們像美國人一樣勇於反抗，敢當暴民，中土早就和美國一樣了。而中國的有些異議者反其道而行之，反而責怪香港人的暴力反抗，他們其實是一直幫中共維穩而不自知。
和理非三個字，「和理」本來就是反對派的訴求。反對派從來都主張保持和平，理性計算不盲目犧牲。和理非本來主要是給統治者說的，就是說，我們在堅持和理非，所以當局也要採取對等做法，也不能濫用暴力。在中國，和理非是無效的，因為統治者對一切反抗都採取暴力鎮壓。而且同時，和理非卻變成了反抗者單方面的自我行為準則，變成了自我束縛，成為為暴政鎮壓開脫罪責的口實。有人說，很多中國人明明是被統治者，卻喜歡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思考問題，這種人在動物界也不常見。同樣的，這些信奉和理非的反對派，在動物界也不會有多少。非暴力只是在一定階段，一定場合下的選擇，非暴力絕不是像這些中毒者們所說的那麼偉大高尚。相反，在有些情況下，見死不救，堅持非暴力是一種怯懦的表現。我們絕不是為了非暴力而非暴力。和理非抗的目標是通過抗爭消弱中共的力量，擴大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就可以把抗爭升級，用更多的暴力去推翻暴政。暴政之所以是暴政，就是因為它從不接受別人用非暴力的手段把它推翻。把非暴力作為運動的最高準則，就是幫助中共掩蓋其暴政的實質。中共最後只能被暴力推翻，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只由中共的性質決定的。反送中運動，再次證明了這一點，面對兩百萬港人的和平抗議，中共不為所動。對任何暴政，被統治者都有道義用一切手段把它推翻，包括暴力。反抗者用暴力反抗建立政府，然後實行民主制度，由大眾管理國家、擁有和平顛覆政府的手段和權力。這以後新的反抗者/反對者才沒有道義去使用暴力推翻政府。這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一般規律。
還有一種常見的謬論，說堅持非暴力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反抗。中國人是最少採用暴力反抗的，常見的都是下跪維權，那麼為啥加入反抗隊伍的人還這麼少呢？實際上，多數人看的是統治者的力量是否被消弱了，是否參加反抗會有希望。當中共在內外夾擊後元氣大傷時，反抗者的聲勢自然會加強。所以我們關注的中心始終應該是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消弱中共的統治力。香港這次的反送中運動，在經濟上間接打擊了中共，並直接幫助了民進黨拒絕台灣的赤化。這次運動已經實質性地打擊了中共。反送中運動必將被載入民主化後新中國的史冊。勇於反抗中共暴政的香港人，無論是和理非抗，還是勇武派，都是我們的榜樣。
